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如果說宋代文化具有深沉內斂、簡約精緻、理性風雅的品格，那麼宋代瓷器無疑是詮釋這一精神底蘊最好的註腳之一了，而本文所述的龍泉窯紙槌瓶即是具體而微的一例。
一、
龍泉窯紙槌瓶未見於宋之前，亦不見於宋之後，其具體樣式有多種，大同小異，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式：
Ⅰ、盤口式
南宋龍泉窯紙槌瓶中最常見的即是盤口式紙槌瓶。此式瓶最突出的特徵是口部作淺盤狀，筒形直頸較長，有些頸部上細下粗，斜折肩，筒形腹上下徑相等或下部微收，腹中部微膨，暗圈足。
高16。3cm
日本藤田美術館藏
高23。4cm
倫敦蘇富比2006-11-08，LOT：0054
高30。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該瓶盤形口嵌有銅釦，底部鐫刻乾隆皇帝御製詩《詠官窯紙硾瓶》：
邵局由來勝處州，官窯臣庶敢輕留。即今廟市貨一二，宋制更誰遵守不。
釉色全消火氣鮮，碌青卵白潤成瓀。若論紙硾傳官式，應與澄心時並傳。
詩末署“乾隆己亥孟春御題”紀年銘（1779年），並落“會心不遠”和“德充符”兩枚鈐印。從此詩可知，乾隆誤將此件龍泉窯紙槌瓶作南宋官窯歌詠，足見“古宋龍泉窯器”，“妙者與官窯爭豔（高濂《燕閒清賞》）”所言不虛。
而紙槌瓶也確為流行於宋朝的官樣器形，汝窯、定窯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窯口均有此類造型。寶豐縣清涼寺汝窯遺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遺址即出土過盤口式紙槌瓶，兩者造型式樣接近，有明顯的相承關係。
但汝窯與南宋官窯紙槌瓶在口、頸、肩部處理上與龍泉窯同類器明顯不同，一般作平折式口沿，沿面薄，寬而平坦，直頸較細，折肩較平，汝窯產品為平底裹釉支燒。龍泉窯紙槌瓶盤口多呈碟形折沿，沿面稍窄而上揚，斜折肩呈坡面狀，輪廓線條更利落、硬朗，更具銳感，底部均作暗圈足，圈足底刮釉墊燒。
從左至右：寶豐縣清涼寺出土北宋汝窯天青釉紙槌瓶
高23。8cm，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杭州老虎洞遺址出土南宋官窯紙槌瓶
高23。6cm；
杭州老虎洞遺址出土南宋官窯紙槌瓶
高20。6cm
Ⅱ、小口式
此式紙槌瓶大體與Ⅰ式同，但無盤口，口緣常鈐以銅邊，斜折肩，筒形腹亦上豐下斂或上下粗細相侔。定窯、汝窯亦有此式紙槌瓶，但大多以鈐口傳世，所以有不少意見認為，此種包銅邊的紙槌瓶實為Ⅰ式口沿磨損或特意磨邊所致。
不過筆者傾向於認為，小口式樣本來就存在。如佳士得香港1999年秋拍665號拍品 “北宋定窯紙槌瓶（高21cm）”，即口緣包釉，未鈐銅邊。從傳世品情況來看，此類鈐口式紙槌瓶並非個例，無論不得已為之或有意為之，當時應是一種審美潮流，故亦列為一類。
此外，對於香港蘇富比2008春拍“南宋官窯“玉津園”銘紙槌瓶，筆者認為目前傳世和出土南宋官窯紙槌瓶中均無此式樣，且折肩和腹部線條風格更接近龍泉窯，應為龍泉窯類官制品。
左、北宋定窯紙槌瓶
高25cm，英國大維德基金會藏
中、汝窯“奉華”銘紙槌瓶
高22。4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右、南宋官窯“玉津園”銘紙槌瓶高
22。5cm，香港蘇富比2008-04-11，LOT：2601
Ⅲ、溜肩式
此形制亦為龍泉窯紙槌瓶常見式樣，但較I式少見，尺寸高度以15公分上下多。此式紙槌瓶的突出特徵是肩部較窄，呈弧面的溜肩式樣，口部圓唇，筒形直頸較粗，工整端正，腹上豐下微斂，暗圈足。具體樣式每每有別，有比例勻稱者，有若後世之搖鈴尊者，有頸部長度超於腹部者，還有腹部較瘦瓶式較修長者，不一而足。
高12cm
高15釐米
高15。2
紐約佳士得2007-9-19，LOT：0259
紫口鐵足，造型上尤呈現一種粗矮的古拙風格。
高25。4cm
日本梅澤紀念館藏
變式
另有一種鼓腹式紙槌瓶可視為一般紙槌瓶之變式。如下圖，該瓶口部微侈，筒形頸下部略粗於上部，溜肩，圓鼓腹，暗圈足。與一般瘦長型紙槌瓶相比，此式紙槌瓶顯得脖子粗短，大腹便便，樣式十分罕見。
各式紙槌瓶，以形式結構而言，均沒有複雜曲折的設計，不事修飾，簡約質樸中透著“靜為依歸”的寂寥，典雅文靜而文質彬彬。
二、
紙槌瓶的原型很可能脫胎於伊斯蘭玻璃器，以上各式紙槌瓶大部分可在流行於九～十二世紀間的玻璃作品中找到母型，如印尼井裡汶沉船出水玻璃瓶、內蒙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玻璃瓶等。
印尼井裡汶沉船出水玻璃瓶
內蒙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玻璃瓶
從左至右：印尼井裡汶沉船出水玻璃瓶；
溫州瑞安慧光塔出土玻璃瓶；
北宋龍泉窯黃釉長頸瓶
玻璃製品易碎，不易儲存，目前出土的宋代伊斯蘭玻璃製品非常稀少，主要集中於幾個塔基地宮、遼墓。但宋人史料文集詩作中儲存著不少有關伊斯蘭玻璃製品的記述文字，如《宋史》記載，三佛齊在開寶七年（974年）及大食在淳化四年（993年）所貢的方物中均有琉璃瓶；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卷9將“玻璃碗”歸入“寶器”類。作為一種精美的阿拉伯傳統藝術，玻璃製品是伊斯蘭諸國進貢宋朝皇室的重要特產，並受到皇室的珍視。
再如“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寫的一首《玻璃瓶歌贈晁二》（晁二即晁補之，同為“蘇門四學士”之一）：
非石非玉色紺青，昆吾寶鐵雕春冰。表裡洞徹中虛明，宛然而深是為瓶。補陀真人一銖衣，攀膝夜坐花雨飛。兜羅寶手親挈攜，楊枝取露救渴飢。海師跪請顙有胝，番禺寶市無光輝。流傳人間入吾手，包以百襲吳綿厚，擇人而歸今子授。爛然光輝子文章，清明無垢君肺腸。比君之德君勿忘，與君同升白玉堂。
伊斯蘭玻璃製品既有視覺造型之美，又以其內外明澈，淨無瑕穢，瑩然無埃之質地獨具明心錚志之功，從而被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賦予人格化的美德，成為相互間增進友誼情感的高品位贈禮，也成為佛家的淨物寶器。
玻璃器在宋代逐漸走進市民的日常生活，但由於本土所制玻璃質量不佳，所以貴重於中國的是大食等國進口的“番琉璃”。伊斯蘭玻璃製品成為本土瓷器模仿之物件是社會時尚推崇“番琉璃”的一個側影，除了紙槌瓶，還包括其他一些宋代的新器形，如上圖龍泉窯盤口長頸瓶。此外，還有對一些細節的模仿借鑑，比如玻璃器上常見的弦紋也靈活運用到瓷器上，龍泉窯各式瓶中即有一種弦紋瓶。
此外，汝窯、南宋官窯盤口式紙槌瓶與玻璃瓶藍本尤其接近（具體可參見井裡汶出水玻璃器相關資料），反映出官物的“器出有樣”。以伊斯蘭玻璃器之珍貴，多為皇室貴族所獨享，其樣本並不易得，所以龍泉窯的紙槌瓶造型即使受玻璃器影響，也只是一部分，如I式紙槌瓶盤口樣式即更多承自原有傳統造型，且盤口亦為歷代龍泉窯器物中之常見器口樣式。對於龍泉窯來說，具體的玻璃器造型更多是一種借鑑，而並非模仿。
其實，紙槌瓶以形制如造紙打漿所用的槌具而得名，其與槌具的關聯亦頗微妙，尤其龍泉窯I式紙槌瓶剛直硬朗的風格恰如槌具力量的表現。如上述英國大維德基金會收藏的北宋定窯紙槌瓶，形制瘦長，亦肖似槌具。
再如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記念美術館收藏的國寶級南宋龍泉窯青釉鳳耳瓶（高33。6釐米），曾為日本皇室之物，後西天皇勅銘“萬聲”，語出江戶時代的詩句“搗月千聲又萬聲”，實脫胎於白居易的詩歌《聞夜砧》：“誰家思婦秋搗帛，月苦風悽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長夜，千聲萬聲無了時。應到天明頭盡白，一聲添得一莖絲。”
橫槌
日本婦女以橫槌搗衣場景
唐詩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很大，白居易則是最受日人推崇的唐代詩人。而搗衣詩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久經不衰的一個傳統題材，日本古典文學中也是一個經典意象，呼為“衣打”，如日本平安時代紫式部的鉅作《源氏物語》，藤原定家（1162-1241）編撰的和歌集，直至江戶時代松尾芭蕉的俳句等等都有描述。
搗衣即搗帛或搗素，是裁製寒衣前的一道工序。搗衣的主要工具是砧和杵，元代農學家王禎《東魯王氏農書》農器圖譜·織紉門雲：“砧杵，搗練具也……蓋古之女子，對立，各執一杵，上下搗練於砧，其丁冬之聲，互相應答。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又便且速，易成帛也。”所謂“臥杵”，相當於日本之“橫槌”，其形制應與紙槌類似。“萬聲”之銘既出自搗衣詩，意指其造型似搗衣槌也。
搗衣詩的興盛與漢唐時邊境多戰爭的特定歷史環境息息相關，正是由於搗衣女性們所牽掛的物件為徵人，使這種辛苦又單調的勞作進入悠遠空曠的意境空間，秋夜月下的搗衣聲成為一種詠歎，綿延著無盡的蒼涼與哀愁。“萬聲”之銘沾染著皎月的光華，浸潤著唐人的詩意，含蓄深刻地表達了日人對南宋龍泉窯鳳耳瓶的讚美。日本收藏的宋龍泉窯紙槌瓶（包括鳳耳瓶等衍生造型）數量頗多，其稱南宋龍泉青瓷為“砧手”，由來很可能與紙槌瓶相關。宋代紙槌瓶的流行亦可能包含了文人階層對這種特殊工具的詩意回味。
王禎《王氏農書》插圖，展示立、坐兩種搗練方式
而對於辛苦勞作的窯工而言，比起深宮高院裡纖手撫摸的香水瓶（已有學者考證此類玻璃瓶為盛裝薔薇水之類的香水），生活勞動場景中隨處可見的槌具無疑更具親切感，造型上也更具備一種把握和理解，或許，還有一種偏愛。而在同時期的各窯口，龍泉窯紙槌瓶式樣無疑是最為豐富的，其靈活運用，富有創造性的發揮充分體現出一個名窯的活力。
無論受伊斯蘭玻璃器影響，還是與槌具關聯，紙槌瓶所反映的內容都反映了宋人的精神風貌。而紙槌瓶的用途，除了單純的擺設，應該是宋人“燒香點茶，掛畫插花”的花瓶。只是對於宋人來說，這樣一件器物在欣賞之餘，或許還能尋求到一種深沉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這，是專屬於宋代的理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