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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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和天才之間》呈現了上世紀20-90年代以英國費伯—費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為中心的文學世界，不僅收錄了出版人傑弗裡·費伯的日記、與詩人T。S。艾略特的書信往來，還囊括了包括詹姆斯·喬伊斯、威廉·戈爾丁在內許多與費伯出版社有關的著名作家的信件。在這些記錄和討論中，我們得以窺見新作是如何誕生的，以及偉大作品背後的作家有著怎樣的性格。該書中文版日前由中信出版集團譯介出版。
《天才和天才之間》
［英］託比·費伯 著 狄競 譯
中信出版·無界 2022年1月邀請過喬伊斯，拒絕過奧威爾
數十年來為費伯出版社把關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T。S。艾略特。1925年費伯出版社初創時，傑弗裡·費伯就邀請T。S。艾略特來擔任理事，與他一同堅守底線：出版彰顯一些價值的——即使不是市面上最推崇的價值——的書目。在之後的合作裡，他們也對於出版書單也有一番討論，費伯認為應當以大量的資金爭取書目，因為在真正取得聲譽、獲得立足之地前，初創出版社永遠拿不到送上門的書，只能吃大出版公司剩下的麵包屑。在暢銷書和長銷書中取得平衡是費伯的出版策略，而為了拿到出色的小說作品，首先就得挑出作者們具有特色的早期作品。
T。S。艾略特在鑑別書稿、邀請作家方面花費了不少精力。剛剛擔任費伯的理事不久，艾略特就給F。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寫信，邀請對方將《了不起的蓋茨比》交由費伯出版，他覺得這是多年來所有的新小說裡最令人感到興奮的一部，可惜後來菲茨傑拉德回信說已經交給了其他出版社。艾略特在給詹姆斯·喬伊斯的信中分析《尤利西斯》出版的可能性，並在1930年春季書單中預告了這部新作。喬伊斯也曾在信中賦詩一首，表達對出版社的滿意，詩裡寫，“買一本費伯出版社的小書，棕色封皮的那種，跟著小安娜·麗維婭去旅行……”（《安娜·麗維婭是喬伊斯在費伯出版社先前出版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出版社工作人員沒太讀懂，可能令詹姆斯有些不悅。後來由於擔心審查問題，《尤利西斯》還是沒能在費伯出版社出版。
初級編輯艾倫·普林格爾（右）將《芬尼根守靈夜》第一部校樣交給T。S。艾略特（左）
對於另外一些作品，費伯出版社的態度就不那麼積極了。T。S。艾略特曾拒絕過喬治·奧威爾的《巴黎倫敦落魄記》，在1932年寫給埃裡克·布萊爾（奧威爾的筆名）的信中，他寫道，這部短篇作品的缺點在於結構鬆散，且法語和英語硬生生分成了兩個部分，中間也沒有過渡。艾略特由此失去了在奧威爾事業初期幫他一把的機會，此書最終由維克多·戈蘭茨1933年出版。在十多年後，艾略特又一次拒絕了奧威爾的《動物農場》，雖然他認為這是一部處理得非常巧妙的寓言，但站在出版社的角度上看，不太贊同這種批評當前局勢的角度。W。H。奧登也曾被艾略特婉拒，艾略特稱不敢對奧登的詩有多認同，但樂意繼續關注其內容，而奧登將艾略特的回覆理解為“褒獎的態度”。
艾略特的文學意見在他退休後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在寫給當時還是新人的謝默斯·希尼（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信中，艾略特的接任者引用艾略特的觀點，建議對方在出版詩集之前最好先在文學期刊上定期露面，像是《新政治家》或者《相遇》。因為重視新人新作的發掘，費伯出版社也推出了許多重要作家的首部作品，例如威廉·戈爾丁的《蠅王》——這一標題甚至就是出版社為作者擬出的。石黑一雄的處女作《遠山淡影》剛寫了五章就寄給了出版社，表示有興趣聽聽意見，之後也得以順利出版。
《蠅王》是1958年春夏季“費伯輕經典”12本書中的一本
書中一些閱讀報告本身就很有趣。一則關於《帕丁頓熊》的閱讀報告（1957）呈現了對“滑稽”的不滿。意見認為，這個中產階級家庭收養熊的故事沒有抓住重點，倒黴的總是那頭熊，很難引起讀者的共鳴。這一家人更全是傻瓜，他們讓一隻對現代便利設施一無所知的熊獨自洗澡，差點被淹死，還在地鐵上和商場裡把熊弄丟兩次……結論是：這本書最好的就是它的標題。
米蘭·昆德拉在信件中展現了他“占星的功底”，他嚴格限定了作品修改的時間範圍，因為這段時間天王星與他的星座合相——這也佐證了昆德拉傳記中所說的他曾在1970年代被學院解僱、以占星專欄作家謀生的履歷。菲利普·拉金也在寫給出版社的信件中體現出了顯著的個人風格，他極力說服對方接受芭芭拉·皮姆的作品，相比他的兜售策略，他激情陳述的文學觀點更有意思——那些寫普通人做普通事情的小說找不到出版社是莫大的恥辱，因為這是從簡·奧斯汀留下來的傳統；比起“垃圾間諜小說”、“垃圾科幻小說”還有“講吸毒導致精神崩潰的垃圾小說”，他喜歡讀那些從未成就什麼豐功偉績的人的故事，那些既不漂亮也不幸運的知識在有限範圍內活到最好的樣子的人。拉金說，“正是這些人物，才能在秋天落葉的瞬間看到所謂的宏大生活並不值得羨慕。”拉金講述文學觀念如此激昂，拒絕公眾活動也毫不心軟——他拒絕出版社的要求，不想當眾朗誦他的詩歌，因為除非一個人魅力四射，否則還是遠離公眾視線為妙。
艾略特的抱怨：出版不如跳舞
艾略特對費伯的委以重任並不總是心懷感激，他也曾凌晨激情寫信給對方抱怨工作責任太多，而薪資少得可憐。抱怨的背景是社內理事會認為艾略特與某家舞蹈俱樂部的業務往來影響了正常的出版工作。更要命的是，在出版社工作必須得體地接待無數令人討厭的傢伙，如果在舞蹈俱樂部，大可以把這些不守規矩的人趕出去，而在出版社你還得領他們去吃午餐。跳舞和出版，究竟哪一種行為更糜爛、更腐化？艾略特負氣似地問。信中還透露，他有時還被迫參與圖書營銷活動：他花了一上午的時間，在一間廢棄的教堂裡，將自己交給幾個“粗野的年輕人”，為了拍一部據說希望更多人來買書的電影。因為這是應費伯的要求而做，所以他可以“儘量忽略這份羞辱和身體上的不適”。
T。S。艾略特在費伯出版社的辦公室 圖片攝於艾略特去世第二天
艾略特對出版行業的抱怨延續到了50年代，他的冷酷發言——“假如我是一個外部投資者，但深諳出版業內部情況，我做夢都不會向這行投入一分錢”——刺傷了傑弗裡·費伯。費伯迴應，一個人說出這些話，是否主要為了達到震驚和刺痛別人的效果，而並非代表他的真實意願？他略帶酸楚地說，如果艾略特所說是真的，那對他自己而言，就是一場“滅頂之災”，“你倒是有自己偉大的成就可以慢慢回顧（艾略特彼時已經摘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我除了費伯出版社，什麼都沒有。”這句話再次刺痛了艾略特，他說，一個人要是語出傷人，那是因為他曾經受到過傷害，他覺得費伯既不瞭解自己“充滿陰鬱的加爾文主義氣質”、不會覺得那些成就有多麼了不起，又沒看到自己對費伯出版社過去的貢獻以及對未來的憂慮。 二人越是針鋒相對，反而越充滿推心置腹的意味。他們的友誼持續到了費伯生命的最後一刻，艾略特在費伯葬禮上發言，“作為一個出版人，他心心念唸的事就是出版好書，而如果書足夠好，就值得在上面賠錢。”
（內文圖片均由中信出版集團提供並授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