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週年,托爾斯泰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1877年4月,托爾斯泰把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幾個印張送交《俄羅斯使者》,1877年4月號的《俄羅斯使者》結束了小說第七部的刊載,《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結束部分(小說第八部)並沒有在《俄羅斯使者》雜誌上發表,而是分冊印刷發行。這一年,《安娜·卡列尼娜》全書出版。

《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週年,托爾斯泰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國的流行

1982年,中央電視臺委託上海電影譯製廠譯製英國廣播公司出品的十集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為完成好配音,上海電影譯製廠廠長陳敘一邀請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來廠裡座談。座談會上,李梓(配安娜·卡列尼娜)、喬榛(配弗龍斯基)、畢克(配卡列寧)、童自榮(配列文)和劉廣寧(配基蒂)向草嬰請教如何理解劇中的人物。

草嬰和配音演員們交流了看法,草嬰說:“安娜這個人物,感情比較豐富,要求獲得真正的感情,嚮往自由,從這個角度說安娜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安娜的悲劇離不開卡列寧,卡列寧是生活在虛偽和謊言中間,托爾斯泰有意識地把卡列寧放在受批判的位置,卡列寧代表了俄國沙皇政府的正統觀念,卡列寧和安娜的矛盾,不僅是家庭生活的矛盾,而且也深刻反映了社會矛盾。弗龍斯基對安娜的感情是真摯的,但弗龍斯基畢竟是貴族社會培養出來的,他一方面對安娜有感情,但不會放棄貴族的生活方式。後來弗龍斯基對安娜的感情漸漸淡了,思想上增加了悲觀的東西。列文的思想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想找到出路。基蒂是托爾斯泰心目中的理想的賢妻良母,列文和基蒂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托爾斯泰的理想。”

1982年春節,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開始在中央電視臺播映。筆者記得,播映期間,《北京晚報》每天刊登節目預告和每集的故事梗概。電視連續劇《安娜·卡列尼娜》播映之後,極大推動了小說原著在中國的傳播。

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年來,被許多國家搬上銀幕,最為中國觀眾熟知的是蘇聯1953年版(上下集,上海電影譯製廠1955年譯製)、蘇聯 1967 年版、美國1997年版(蘇菲·瑪索主演,上海電影譯製廠1998年譯製)和英國2012年版(凱拉·奈特莉主演)。

《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週年,托爾斯泰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主人公是列文嗎?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說開頭這句有名的話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家庭生活是貫穿整個情節的核心問題。與安娜的家庭生活相平行,托爾斯泰還描繪了列文的家庭生活。以安娜為中心的線索主要包括卡列寧、弗龍斯基和奧布隆斯基等上流社會的貴族,以列文為中心的線索主要是外省的貴族、地主和農民。這兩條平行的線索,被作者巧妙地銜接在一起:列文跟安娜的哥哥奧布隆斯基是好友,列文的妻子基蒂是奧布隆斯基的妻子杜麗的妹妹,基蒂開始曾愛慕過弗龍斯基,安娜常去哥哥奧布隆斯基家,在那裡和基蒂交談。小說最後,安娜與列文會面。家庭生活把小說表面上獨立的兩條平行線索自然地銜接起來。

《安娜·卡列尼娜》有兩位主人公,一位是安娜·卡列尼娜,一位是列文,安娜和列文是兩條平行的主線,各佔了整部小說一半的篇幅。小說的核心人物是安娜,安娜跟卡列寧和弗龍斯基的關係,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部分。小說第二部寫到卡列寧夫婦去看賽馬,當弗龍斯基摔翻下馬來,安娜大聲驚叫,“不僅控制不住眼淚,連使她胸腔起伏的嗚咽也抑制不住了。”卡列寧激烈地責備安娜的舉動有失檢點,安娜對丈夫從容說出下面這段話:“你沒有錯。我絕望了,我不能不絕望。我聽著你說話,但是我心裡卻在想著他。我愛他,我是他的情婦,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惡你……隨便你怎樣處置我吧。”這段描寫是全書中最精彩的篇幅之一,鮮明表現了女主人公追求愛情追求自由的精神面貌。

作家格非在《列夫·托爾斯泰與〈安娜·卡列尼娜〉》一文中提出:“毫無疑問,列文是小說中的第一主人公。托爾斯泰為了改造這個人物,動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積累。從某種意義上說,列文就是托爾斯泰本人。”確實,托爾斯泰對列文這條線十分偏愛,列文的生活更符合托爾斯泰的理想,列文的探索表達了作者自己的思想。隨著列文的故事漸漸擴充為和安娜的故事平行的一條主線,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生活的範圍,從而成為廣泛反映俄國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農奴制改革後從莫斯科到外省農村社會生活和社會矛盾的史詩性傑作。

筆者認為,儘管列文的形象在小說中有巨大的意義和重要的地位,但列文不是小說的第一主人公,小說中居於核心位置的人物是安娜,整部作品的主要情節都是圍繞著安娜展開的,幾組人物的關係,著重寫的是安娜跟卡列寧和弗龍斯基的關係。對列文的描寫,所起的作用一是展現宏大的歷史背景,二是藉助列文這個人物向讀者傳遞一個資訊:我們應該怎樣生活。其實托爾斯泰明白,列文的生活並不理想,列文也不算是小說中的英雄人物。

《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週年,托爾斯泰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費雯·麗飾安娜

死亡是小說的主題

1876年4月29日,托爾斯泰在寫給斐特的一封信中說:“你是病了,想起了死,我還活著,卻沒有停止對這同一件事的思考和準備……我所想到的那許多,我想寫在《俄羅斯使者》四月號的最後一章中。”這被提及的一章,是《安娜·卡列尼娜》第五部第二十章,講列文哥哥的死,“死亡”是這一章的標題,也是整部小說的主題:列文哥哥的死,安娜的臥軌自殺、卡列寧的自殺未遂、弗龍斯基最後的赴死行為,還有作為托爾斯泰化身的列文,也有剋制不住的自殺衝動:“列文,雖然是一個幸福、有了家庭、身強力壯的人,卻好幾次瀕於自殺的境地,以至於他把繩索藏起來,惟恐他會上吊,而且不敢攜帶槍支,惟恐他會自殺。但是列文並沒有用槍自殺,也沒有上吊,他繼續活著。”

擁有美滿婚姻與幸福家庭的列文因何有自殺衝動?讓我們看一眼托爾斯泰寫的《懺悔錄》就知道了。托爾斯泰創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1873-1877),西方的資本主義浪潮猛烈衝擊,把俄國的貴族制度、生活習慣和思想體系來了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托爾斯泰的感受非常強烈,對貴族社會產生懷疑。在此期間,托爾斯泰還經歷了幾次親人的去世。儘管托爾斯泰從未說過自己精神抑鬱,但作家飽受抑鬱之苦和在精神上愈來愈嚴重的危機透過列文這個人物反映出來。

《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週年,托爾斯泰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蘇菲·瑪索飾安娜

如何理解小說題引:“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小說中,列文有句形容時代的話:“現在在我們這裡,一切都翻了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跟列文的這句名言互相呼應的,是小說開頭的卷首語:“奧布隆斯基家裡一切都混亂了”,小說在一種不安定的情緒中拉開序幕,安娜去為哥哥奧布隆斯基調解,在火車站邂逅青年軍官弗龍斯基。一些評論說,安娜和弗龍斯基兩人的相遇是在劫難逃的,才會有安娜的悲劇,才會有小說的題引“伸冤在我,我必報應”。茨威格在《三作家傳》中寫道:“弗龍斯基和安娜這兩個肉慾主義者,這兩個不信教的人,這兩個情慾方面的利己主義者,‘受到了懲罰’,被投進了靈魂強勁的煉獄,基蒂和列文則被升入了淨界,在這裡,這位一直十分清正的小說家第一次試圖對自己所創造的人物表示贊同和反對。”

《安娜·卡列尼娜》問世145週年,托爾斯泰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凱拉·奈特莉飾安娜

安娜和弗龍斯基在火車站月臺上的第一次見面,確實有著致命的後果,但是安娜的悲劇,早在她和卡列寧結合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儘管托爾斯泰譴責安娜為了個人感情而破壞家庭,小說題引“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也表達了安娜行為上的“犯罪色彩”,然而在對安娜形象的描寫中,使讀者得到的強烈印象是安娜並非有罪,而且正相反,小說的女主人公是以對上流社會的控訴者的姿態出現的:

他們不知道八年來他怎樣摧殘了我的生命,摧殘了我身體內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沒有想過我是一個需要愛情的、活的女人。他們不知道他怎樣動不動就傷害我,而自己卻洋洋得意。我不是盡力、竭盡全力去尋找生活的意義嗎?我不是努力愛他,當我實在不能愛我丈夫的時候就努力愛我的兒子嗎?但是時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這麼個人,我要愛情,我要生活。

安娜的悲劇,主要原因是包括卡列寧、弗龍斯基在內的上流社會,安娜是被上流社會的虛偽冷酷的社會壓力扼殺的。安娜是時代轉折時期的犧牲品。托爾斯泰看到資本主義步步緊逼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對俄國和俄國人民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的不只是安娜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責任編輯:李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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