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篆刻概述
清代篆刻是篆刻藝術史上繼漢印之後的又一次高峰。清代初期，明代各大流派的發展尚在延續，如“吳門派”的篆刻家有顧苓、顧元方、袁魯、欽蘭、袁雪、張日中等，他們有的是文彭的再傳弟子，有的則是直接從文彭的印作中獲取養分。不過清初的數十年，篆刻相對沉寂，到了清代中期，篆刻藝術才得到比較迅速的發展，篆刻家的地域分佈也比較廣泛，藝術表現形式上流派紛呈，先後出現了歙派、浙派、鄧派、趙派、黟山派和吳派。此外，清代還湧現出一些地方流派，如“雪漁派”邵潛，明末清初時隱居於如皋，在他的影響下，黃經、童昌齡、許容等形成了一個地區性的流派—如皋派。此外，還有被稱作“閩派”的江皜臣、陶碧、李根、薛居瑄等。但這些篆刻家和地方性的派別都沒有形成大的氣候，清代初、中期印壇，真正能夠與中晚明五大流派別立營壘、不分伯仲的主要流派，則是徽派、浙派和鄧派等。
明清篆刻流派傳承圖
明清以來，文人篆刻之風大盛，文彭之後，篆刻藝術逐漸形成各種流派，其後繼者都以漢印為宗，成為一時風尚。清代程邃開“歙派”，後有丁敬開“浙派”，鄧石如開“鄧派”。篆刻流派是根據不同篆刻藝術風格或地域而進行劃分的，篆刻流派的形成主要有幾個因素：首先，以地域為前提，依賴於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文化背景，多集中在安徽、浙江、江蘇、福建和廣東等地；其次，需要具有獨特建樹的領軍人物，其他人對他的學習主要依賴師徒相授模式；再次，同一流派中的人篆刻風格相近，彼此借鑑而相互影響。可以說，自文彭直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篆刻藝術史，就是篆刻流派史，若作梳理，則可清晰看到印人之間的師承及分佈。清代篆刻在明代文彭、何震之後，在理論與實踐上均取得了更大發展，特別是清代碑學盛行，碑學書家無不兼擅篆刻。清代篆刻與其碑學是相輔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集中在安徽、浙江一帶。在清代的流派印中，浙派的凝聚力和對學習者的吸引力十分強烈。浙派的創始者丁敬發展了細碎的切刀風格，又經黃易、陳鴻壽、趙之琛等發展總結，形成了浙派獨特而強烈的風格特徵。浙派綿延一個世紀之久，與其風格特徵的顯著有關。當然，這種顯著的風格特徵到後來也難免日趨程式化。當流派創始者開創風氣之後，繼承者往往從不同角度上繼續拓展和深化流派風格，如韓登安論浙派時所言“丁敬之拙、蔣仁之逸、黃易之超、奚岡之雅、秋堂之工、曼生之放、次閒之能、叔蓋之樸”，一語道出了西泠八家各自特色。又如鄧石如首倡“印從書出”，開闢“鄧派”。而作為鄧派傳人的吳讓之在鄧石如藝術風格的基礎上，以自我的刀法強調了這一流派的風格特徵，反映出了更加強烈的藝術個性，乃至吳昌碩認為“學完白不若取徑於讓翁”。因此，應當說是流派創始者及其繼承者共同塑造了流派風格，使某一時期、某一地域篆刻創作的整體水平得到提高，這就是篆刻流派的積極意義所在。（李剛田、馬士達主編《篆刻學》，29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
在歙派、浙派風靡印壇百年後，清末篆刻逐漸向“印從書出”“印從刀出”“印外求印”的創作道路發展。晚清篆刻，可謂是名家輩出，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無不以趙之謙、吳昌碩、黃士陵三家篆刻為取法和借鑑的主要物件。
二、程邃開創的“歙派”
程邃朱文“垢道人程邃穆倩氏”
印面縱2。7 釐米，橫2。7 釐米，為程邃自刻字號姓名印。此印頗有抒情意味，印文字形出自鐘鼎文，字形古奧，具有符號意味。首行“道”字筆畫蕭散而神完氣足；第三行“穆倩”二字取自金文；第二行“程邃”二字，多作省略與並筆，幾不可辨識，特別是“邃”字筆畫若隱若現，渾樸蒼茫，頗有陶文意趣。印外框線筆斷意連，增強了整方印的虛實對比。章法方面，分三行排布，行距字距均寬綽，印面空靈蕭散。
歙派創始人程邃（1607—1692），字穆清，一字朽民，號垢道人，自稱江東布衣，歙縣人，居南京十多年，明亡後移居揚州。平生嫉惡如仇，所交多重氣節之士。他長於金石考證之學，收藏甚富，作畫用枯筆皴擦，名重一時。篆刻朱文喜用大篆，白文精探漢法，刀法凝重，最為得神。前人對他的朱文印評價甚高。程邃的篆刻於文彭、何震、朱簡、汪關外別樹一幟，對後來的鄧石如有很大的影響。屬於程邃歙派（或曰“徽派”）的印人有巴慰祖、胡唐、汪肇龍、黃呂、張恂等。
程邃白文“徐旭齡印”
印面縱4。4釐米，橫4。4釐米，為程邃傳世印中尺寸最大者。現藏上海博物館。
此印以漢印為宗，起筆收筆處，多為蘊含圓渾之意的方筆，體現出書法筆意的藏頭護尾之境，富有內涵與厚度。作者衝刀直刻，同時大量運用斜線和弧線，以破漢印的橫平豎直之氣。此印比較碩大，加之作粗白文印，如橫平豎直，則易形成板滯之弊，故作者將每個字的直線、斜線、弧線處理得很協調。特別是“旭”字，“日”部外框作方折狀，而“九”部曲折有致，“日”部中的橫畫作反“S”狀，極盡曲折之美。章法方面，四字以迴文格式佈列，並均分上下左右印面空間，加之此印用刀厚實，其筆畫的壯美、氣息的渾穆值得我們反覆體味。
程邃身處明末清初，其時篆刻藝術的發展正處於新舊交替的時期。當時篆刻界沿習文彭、何震印風，沿習既久，其後輩又無力重整旗鼓，以至於漸失生氣。程邃參合鐘鼎古文，並以澀刀擬古，令人耳目一新。周亮工對其推崇備至，在《印人傳·書程穆倩印章前》中言：“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數見不鮮，為世厭棄，獨王（世貞）、李（攀龍）而後，不得不變為竟陵也。黃山程穆倩邃以詩文書畫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習，世翕然稱之。”周亮工又於《印人傳·書〈黃濟叔印譜〉前》指出：“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俯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以《款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複合《款識錄》大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為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程邃的印作，白文避開文何舊習，徑師漢印，作品淳樸厚重；其朱文印吸收朱簡碎刀短切的技法，作品蒼渾古拙，極富個性。
高鳳翰白文“雪鴻亭長”
此印是高鳳翰五十四歲時為丹徒祝應瑞所刻。祝應瑞，字荔亭，曾為芒稻河閘官。工詩，著有《見山樓集》。現藏上海博物館。
此印六面施刀，印面“雪鴻亭長”，取法滿白文漢印，“雪”“亭”“長”三字以橫筆為主，“鴻”字將“工”部的首橫提高至字頂，極為誇張。此印五面均有邊款，有篆、隸、行、草四種字型。頂款為篆體“雲鳥紀官之遺”，自嘲閘官微不足道的小官。行書兩面款記錄祝應瑞任閘官代理政務，寒冬巡視災區。隸書款記載刻制時間為“乾隆丙辰冬十二月”。草書款“白龍川長藏印”，白龍川即祝氏居處，白龍川長應為祝氏別號。
清代初期，受程邃印風影響且去程邃不遠的印人有高鳳翰、沈鳳、高翔（鳳崗）、潘西鳳。四人因名字中均帶有“鳳”字，故被時人稱為“四鳳”。他們四人中，高鳳翰、高鳳崗為“揚州八怪”成員，沈鳳、潘西鳳二人則與“揚州八怪”交往密切，四人有著比較相近的審美旨趣。高鳳翰（1683—1749），初名翰，字西園，號南阜等，山東膠州人，為“揚州八怪”之一。三十歲左右受到張在辛指點，中年開始接觸程邃的作品。五十五歲時因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案件的牽累，被捕入獄，致使右手殘廢，遂改用左手篆刻。他的篆刻為揚州藝壇極推重，阮元《廣陵詩事》說：“鄭板橋圖章，皆出沈凡民（鳳）、高西園（鳳翰）之手。”高鳳翰曾在致冷仲宸信中說：“餘近學得篆印，一以《印統》及所收漢銅舊章為師，覺向來南北所見時賢名手，皆在習氣。故近與客賓論印，每以洗去圖書氣為第一……要當以直追本原，窺見太始為第一義耳。”（《南阜山人文存稿》）高鳳翰的篆刻一如其詩文書畫，多不拘成法，且能標新立異，故汪啟淑稱他的作品“蒼古樸茂，罕與儔匹”。
高翔 蔬香果綠之軒
沈鳳 紙窗竹屋燈火青熒
潘西鳳 畫禪
高翔（1688—1753），字鳳崗，以字行，號西唐，江蘇甘泉（今揚州）人，一介布衣，書、畫、印稱“三絕”。《國朝畫徵續錄》稱其“工繆篆，刀法師穆倩”，衝削兼施，氣息高古，其印皆不肯蹈襲故常、尤不喜以纖巧取悅於人。如“蔬香果綠之軒”一印，印文纖細中略顯斑剝，有古茂之美。沈鳳（1685—1755），字凡民，號補蘿，江蘇江陰人。其《謙齋印譜》自序言：“二十年來，四至京師，一抵酒泉，所至必搜訪古今名跡，擁載而南者，凡數十百種”；其師王澍《〈謙齋印譜〉序》稱其篆刻“無所用意，應手虛落，自然入古，蓋凡民信可謂取精多而用物宏者”。沈鳳嗜古成癖，常尋訪名跡以充實篆刻，與鄭板橋相友善，故鄭氏之印有一部分為沈鳳所刻。沈鳳的篆刻明顯亦有程邃的影響，如“紙窗竹屋燈火青熒”一印，老筆紛披，頗有斬截之美。潘西鳳（1736—1795），字桐岡，號老桐，浙江天台人，後居揚州。潘西鳳篤實方古，識見卓越，又擅長刻竹，《東皋印人傳》引鄭板橋語謂：“潘桐岡工刻竹，濮仲謙以後一人而已。”又鄭板橋《絕句二十一首·潘西鳳》雲：“試看潘郎精刻竹，胸無萬卷待如何？”極為推重。汪啟淑《續印人傳》稱其以“餘技鐫制印章，貽諸戚友，一時尚之，好古之士爭購焉”。潘西鳳的篆刻或多或少受到了程邃的影響，如“畫禪”一印，有生澀古樸之美。
巴慰祖朱文“下里巴人”
此印為巴慰祖元朱文代表作。2009年，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曾拍出一組巴慰祖自用子母套印，四印相套共20個印面，“下里巴人”即為其中一面。
此印四字兩密兩疏，對角分佈。筆畫工整秀勁，構思極精，字型緊湊，疏中有密，有春風拂柳的淡雅之美。趙之謙曾對其好友魏錫曾說“近作多類予藉”。在他的自用印“趙之謙印”中，“印”字的末筆的處理即借鑑了巴慰祖此印“巴”字的處理方法。近代元朱文大家陳巨來也曾摹刻此印，對篆法略作改動，頗為謹嚴，也成為其代表作之一。
胡唐朱文“白髮書生”
胡唐為巴慰祖外甥，篆刻得其舅親炙，故印作婉約清麗，風格與巴慰祖相似，當時並稱為“巴胡”。趙之謙對二人相當推崇，曾有“浙皖兩宗可數人，丁黃鄧蔣巴胡陳（曼生）”的詩句，胡即是指胡唐。
胡唐傳世印章不多，此印為其代表作，後世觀者評曰：“仿元人作也，遒勁處過之。”此印兩行疏密恰成對比，“白”字縮小，“發”字擴大，成錯落之態。此印的邊框線呈向內彎曲、殘斷狀，而且這種曲折殘斷與印文極為協調，如同古銅印受外力而殘損。後來王福庵有一路仿封泥的細朱文，經常採用這種方法處理邊框，應是受到胡唐啟發。
除上述諸家外，“歙四家”中的巴慰祖和胡唐也受到程邃的影響。巴慰祖（1744—1793），字雋堂、晉唐，號予籍，又號子安、蓮舫等，安徽歙縣人。巴慰祖臨摹古印，浸淫秦漢，得古茂之氣，也力學六朝唐宋朱文，因此他的篆刻工緻秀勁，章法構思精密又富於變化。巴慰祖治印初學程邃，後來改學漢印，他繼程邃而後起，印風與程邃相近，風格卻更為淳樸規範，典雅工穩，有挺秀細潤的美感。後人贊其篆刻“巧工引手，冥合自然，覽之者終日不能窮其趣”。巴慰祖作印，無論朱白、大小，皆能緊緊把握住穩健、靜穆的格調，無絲毫浮躁之氣。這與其力摹古璽漢印，仿製青銅彝器，長期把玩古器物有關係。胡唐（1795—1826），一名長庚，字子西，號城東居士、木雁居士等，安徽歙縣人，是巴慰祖的外甥。巴慰祖、胡唐二人尤長於以秦漢印式刻印，他們對秦漢印無論是從形或神方面，都比程邃有所進步，同時又以元朱文為宗，追求工穩精緻的印風，受到了汪關、林皋一路的影響。
林皋朱文“身居城市意在山林”
常熟博物館收藏林皋印章五十三枚，此為其一。這批印章乃鐵琴銅劍樓瞿氏舊藏，抗戰爆發後埋藏於地下，1976年挖掘出土，出土時這批印章有不同程度殘損。
此印嚴謹整飭，向人們展現出元朱文印在表現細膩優美風格上的潛力，為以後元朱文印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照。雖然明代汪關已有工穩的元朱文印，但林皋的創作數量和質量更高，影響也更深遠。此印篆法多用小篆，章法簡繁相參，疏密處理周詳，刀法穩健，挺拔遒勁而不事修飾。
林皋朱文“案有黃庭尊有酒”
林皋刻印特別講究篆法，很少夾雜古文，此印純用繆篆。其線條是令人驚歎的，細而勁健，十分挺拔。章法採用右四左三佈局，“尊”字所佔空間與“案有”同，形成疏密對比。
如果把林皋的元朱文印比作枝頭春花，那麼浙派的元朱文印就是雪中寒梅。浙派以切刀勝，其白文印方挺生辣，極見個性。他們的元朱文印也別具特色，圓轉生動的篆法配之以生辣而富於節奏感的刀法，給人以一種錯位美感。
在浙派之前，吳門、徽派統領印壇長達一百五十多年，印人主要集中在徽州、南京、揚州、蘇州一帶。在當時，程邃的印風席捲印壇，為大多數印人所崇仰。浙江則盛行林皋綿密挺秀的印風，林在印學上承接汪關，屬於吳門派體系。總體來說，清代初期印壇除了活動於揚州的徽派領軍人物程邃和虞山派林皋、沈世和等，其他一些印人對清中期或以後的各種印風影響甚少，基本藝術成就不高。林皋（1657—？）字鶴田，一字鶴顛，福建莆田人，僑寓常熟，在虞山之麓築“寶硯齋”。精篆刻，宗法文彭，復取法沈世和。所作工穩秀雅，為時所重。當時書畫名家及收藏家如王翬、惲壽平、吳歷、高士奇、王鴻緒、徐乾學等人所用印章，多出其手。又久客太倉王氏家，為王時敏作印尤多。後人稱其為“莆田派”，又有人將他和汪關、沈世和合稱為“揚州派”。林皋對篆法、章法和刀法都很講究，印風秀麗遒勁，將汪關的印風發揚光大，其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清代中期。
（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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