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煒
張煒，著名作家；1956 年11 月生於山東龍口，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20 部、散文20 卷、中短篇小說集8 卷、詩集2 卷；2014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張煒文集（48 卷）》；作品獲茅盾文學獎、全國短篇小說獎、莊重文文學獎、南方傳媒文學大獎傑出作家獎等；《古船》1993 年開始被法國巴黎科學中心確定為全法高等考試教材；作品被譯成韓、英、法、德、日、瑞典、土耳其、俄等數十種文字在海外出版。
孔子的詩心
——讀《詩經》之七
文/ 張煒
孔子的詩心
孔子在《論語》中談論《詩經》的文字大概有二十條左右，作出總體評價的有兩條，即在“為政篇”和“陽貨篇”中。長期以來，人們提到的孔子關於《詩經》的言論，總是強調他藉此所表達的文化復興和文化傳承的責任感。這些當然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但細細觀之，卻會發現他借詩言志，還有更多更廣的蘊含。孔子實在是太豐富了，我們從這些言論中，會深切地感受到一位有血有肉、情感真摯的孔子，體味他在閱讀《詩經》時的那種陶醉。他即便從社會與道德倫理層面加以論斷的時候，也是帶著這種陶醉之態，能夠深深地沉入其間。這種強烈的興趣左右著他，讓我們感到他思考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民生問題時，表情嚴肅，當目光一旦轉向《詩經》，立刻漾出了燦爛的笑容。對於孔子來說，《詩經》既是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同時也是一個趣味盎然、熱情洋溢的避風港。他在這裡可以得到愉悅和歇息，使一顆煩勞的為政之心獲得片刻鬆弛和休憩。所以他熱烈地推薦《詩經》，把個人的這種愉悅和享受與他人分享，還特別教導兒子孔鯉要好好學詩。
在孔子眼中，《詩》是最重要的讀物，是人生的必修課，將來走向社會，無論是與人相處還是參與政事、事奉君王，都會有極大的幫助。它對於知識的汲取也是重要的途徑，如禮儀的掌握，關於鳥獸蟲魚的認識，都是標準的讀本。不熟讀“詩三百”，就會缺少說話的技巧和內容，沒有談資，沒有與知識人物對話所必需的修養和言辭。
孔子的“詩心”還表現在對詩意的愛與知、對處於生命激越狀態下的表述懷有一種嚮往和認同。我們開啟這部詩歌總集，最觸目的就是“風”中那些大量情與欲的表達。這裡有大膽的兩性言說，它甚至比一些現代描述都來得直接和強烈。從一般的經驗和認識上來看，我們會認為以聖人的刻板，必定要對這部分內容表現出極大的厭惡和拒絕。但恰恰相反，孔子維護和讚賞這些“飲食男女”。關於這些，他有過著名的鑑定和界說，反倒是後來的某些“正人君子”不能坦然接受《詩經》的這些內容。孔子在此不僅表現了樸素和寬容，還有他對生命本身的深刻洞察與理解、對於人性的充分把握力。他絲毫沒有一代代腐儒們的僵固和虛偽，沒有居高臨下的訓誡之辭。一個歷盡滄桑的可愛老人，興致勃勃地面對這些吟唱，讚歎不已。他知道健康的生命意味著蓬勃的創造力，這一切與人的濃烈情感、強大的愛力是合而為一的。孔子一定發現了愛的本身無所不在的奇妙力量。愛與淫邪無關，它永遠都是向上的積極的。
孔子同樣肯定了《詩經》中的“怨憤詩”。那些具有強烈鞭撻與刺傷的悲憤詩抗爭詩，其憤怒和譴責都得到了孔子的認同。《黃鳥》激烈地痛斥秦穆公的慘無人道，“三良”的殉葬，黃鳥的“交交”之聲，三位夫人呼天搶地的悲嚎，一定令孔子心頭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像《召南》中的《羔羊》《小星》，《魏風》中的《伐檀》《碩鼠》，《鄘風》中的《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相鼠》，《齊風》中的《敝笱》，《曹風》中的《鳲鳩》，《豳風》中的《狼跋》，數不勝數。正是這些刺向貴族或君王的詩篇構成了《詩經》的另一種剛勁悲烈之美，有著巨大的滌盪力量，這種戰鬥的尖銳性格是詩集中最激越動人的部分之一。一位世事洞明的智者對於各種罪惡不可能視而不見，當他的目光落在這些文字上，一定變得冷峻而沉重，心絃會被強烈地撥動。
《頌》詩在孔子眼中一定是蔚為壯觀的，這與他對西周的盛讚和懷念是完全一致的，是響徹在心底的快樂而寬慰的鳴奏。在他心中那是一個真正的盛世，其中的周公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政治人物，是他夢想中的聖明君主形象。這些西周宗廟祭祀和重要慶典的演奏，這些唱個不休的“頌詞”，直接成為他緬懷以往的時代強音，它們越浩大越好，最好要伴隨人類前進的腳步一直繼續下去。這個時刻孔子的陶醉不再是由於情趣，而是對於廟堂的莊敬與神往，是政治理想和禮法尊嚴。對於一心要恢復“周禮”的孔子而言，《頌》當然是極其重要的文字，是最珍貴的“復禮”記錄和憑據。我們有理由相信，孔子從鄭國返回魯國之後，在“訂詩”和“正樂”的過程中，《頌》的旋律以及與之並行的這些詩句，該是晚年生活中多麼重要的心靈滋養和精神支撐。這時候演奏的不僅是“詩”，而且是他的終身夢想。
《詩經》走向廟堂，孔子的“正樂”或許起到了路標石的作用，它指示了具體的路徑和方向，強化了自身的價值。雖然在這之前《詩經》的大部分已經走向了廟堂，但孔子的這個工作加快了它的“經化”步伐，為其不可撼動的“經”之地位奠定了一個基礎，使其成為一塊沉厚的基石。後來作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孔子，他極為推崇的詩篇也就變得更加不可撼動了。《詩》自身固然具有這樣的價值和內容，而一些偉大智者對它的詮釋，又進一步促成了這種價值的發掘和認知，把它推到了赫然之處。由此開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那些步孔子後塵的大儒們一直在做這種工作。這是修補的工作，當然還有挑剔的工作，不管怎樣，他們大致都沒有違背孔子的初衷。各種各樣的觀點，無論是正見還是曲解，其實都在做著同一種努力，就是將《詩》變為“經”，讓其成為某種準則和標準。
這個過程中最為棘手的事情，就是那些曾經使孔子肯定過的一部分文字，竟成為無法排除的障礙，甚至成為一部詩歌總集的汙點。後來頑固不化的儒生們竟然把這一類篇章當成了反面訓誡的標本，比如當成“淫詩”。如此一來，何其麻煩和荒謬，當然有更多的人不能夠苟同。因為與孔子當年編纂詩經的本意大相徑庭，這種曲解也成為詩學研究中最尷尬的段落。令人詫異的是遠古時代的吟唱者可以那樣直抒胸臆，幾千年過去，一些後來者卻如此的扭捏作態。他們或者被凝固的禮法所框束，或者被異化，自此失去了正常的審美力與倫理精神。
真正的智者既擁有強大的理性，也具備活潑的感性。後者一旦泯滅，理性也會大打折扣。審美力作為一種先天的能力，一定屬於真正的智者，它使他們擺脫昏暗和迷茫，變得自由曠達，能夠從人性的高處去把握時代。生命本來所具有的豐腴和寬厚，在這裡將得到最真切的理解、最生動的詮釋。正是以孔子為代表的智者，把深刻的詩意同時奉現於廟堂和民間。
儒學與詩
我們可以把《詩經》看成唱出來的儒學、漫洇和生長著的儒學。複雜而又單純的儒學、在實踐中確立的儒家觀念，而後會在這一聲聲吟唱中進一步生長。在文化和道德兩個方面，《詩經》都是中華民族最有說服力的韻文。
雖然可以在幾千年的經學中看到許多腐儒的身影，找到一些陳腐和瑕疵，卻不能把這些問題歸結於儒學本身。那是儒學在廟堂中歷經政治人物的反覆改造，不斷被強化實用性的畸形發展中所滋生的頹敗，是鏽蝕的部分，而不是更新和生長的部分。這樣的儒學已經不能接近《詩》，因為這三百首之中的主要部分如《風》，其鮮活燦爛的精神與廟堂與民間的腐儒們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說《頌》構成了另一種色彩、另一種質地，是儒家詩學中僵化刻板的組成部分，那麼它本身所具備的正大和持重，仍然具有一種不可貶損之美。即便是現代，對於廟堂秩序與禮法也不能採取一概貶斥的態度，它們不僅在詩的意義上應該得到肯定，而且在社會倫理的層面上也大有可取之處。孔子對於《頌》的推崇當然有其理由，他對“周禮”的念念不忘，自有政治和道德的邏輯在。
《論語》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這部著作是弟子們對孔子日常言行的一些記錄，非常切近現實，讀起來活潑有趣，聲氣口吻如在眼前。這樣一部經典，從形制到內容，與《詩》都多少有些接近，即它的鮮活生動、直接懇切、簡潔淳樸。就因為二者有著共同的美學品質，在韻致上能夠深深地合拍，所以這兩部著作在後人眼裡才有很強的互補性，能夠引起深刻的共鳴。
《詩》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論語》作者的重要精神食糧。我們可以想見孔子一生勞碌奔波，特別是前半生的學習成長時期，《詩》當為手邊讀物。在他心中，《詩》的旋律一直沒有停息。當年他在魯國看到季氏“八佾舞於庭”，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因為只有周天子才配享此舞。面對《樂》的僭越，他發出了“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論語·陽貨》）的悲嘆。這種禮崩樂壞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地發生於諸侯國，不僅傷害了孔子心中的《詩》《樂》，而且引起了他深重的危機感和恐懼感。
孔子在大地上輾轉奔波期間，有多少時間是用來收集《詩》，我們已不得而知。他周遊列國之後才開始編撰和訂正《詩》《樂》，因為有了閒暇，更因為這是一項太有意義的工作。至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到了人生的總結階段，世界觀已完全確立，經驗足夠豐富，正是著手這一工作的最好時機。《詩》《樂》雙訂，意味著從頭梳理和確定的開始。此時《論語》大部成篇，但對弟子們的言說仍在繼續，這是兩個並行不悖的工作。孔子晚年忙碌而又充實，是欣慰和快樂的，因為這是一個回頭尋找、鑑賞和推敲的最好機緣。如果把《論語》自由活潑的文風和盎然豐沛的情趣與《詩經》一一對照，可以發現這是兩個內質接近、形式上有所區別的文字。一個是社會政治文字，一個是藝術文字。但後者也有著強烈的社會性和道德性，像《大雅》和《頌》，正是它們的刻記才使社會禮法進一步鞏固；即便是野性十足的《風》，也起到了這種作用。而《論語》這個思想和政治的文字，我們也能從中看到極為幽默多趣的片段，稱得上是藝術美章。我們忘不掉《論語·先進篇》裡孔子與弟子們暢談理想的情形，曾晳說他的理想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對此，後來的朱熹有過圓融精妙的評註：“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孔子認為最高的理想就是在沂河裡衝個澡，然後在涼風吹拂下歌唱起來。這也算得上“理想”？如此結論會出乎很多人的預料。生活中的遊玩與閒適，自由自在的狀態，竟然讓孔子暫時忘掉了治國大要，也不再聯絡仁政之論，好像一生的政事忙碌和追求奮鬥都為虛幻。其實換一個角度想一下，孔子的奔波與追求，難道不是為了建立一種禮法和秩序、實現崇高的政治抱負？再深入一問：所有的抱負與仁政，最終結果不就是為了獲得一個自由、幸福、浪漫與寬鬆的人生？失去了本真與自由，就是人生至大的扭曲與折損，與這種不幸和悲哀並行的，一定是嚴苛無義的社會生活。這種世相之下就是刻板無趣、拘謹和惴惴不安的人生。這種衰敗腐朽的社會完全不是孔子的理想，不是他念念不忘、一生追求的目標。
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是以一顆詩心構成了儒學的核心。孔子常常用另一種語言表述生命的歡暢與自由，體現偉大的浪漫精神。理解這一點，對於我們讀通儒學或許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後世統治者總是把儒學變成僵死的實用主義文字，當成虛偽的道德和精神的掩體，培育和倡揚一種“官本位”文化，其實不過是一種歪曲和閹割，一種陰謀和罪過。我們把《詩經》的文字和那顆噗噗跳動的詩心放到儒學中，還它們一個共同的心跳節拍，才能真正感悟儒學的意義，理解孔子。這樣講是還其本質，是表與裡的統一論。《論語》中直言《詩》的地方很多，但即便沒有談《詩》，內質和氣韻也與《詩》相近相通。這些，恰恰又極容易被我們所忽視。如果說孔子接受“詩三百”的滋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那麼這對他一生面向整個社會的言說，對諸多政治和禮法問題的探究，該是多麼重要。孔子留下的這些有關社會思想政治道德的言辭，雖不是用來詠歎和歌唱的，但與《詩》的內在精神脈絡卻是一致的。
人性的豐富與溫度存於《論語》，這裡沒有冰冷的孔子，沒有無情的孔子，而只有性情中的孔子，這才是真正的智者。孔子的言論還有很多，這本薄薄的《論語》只是全部言論中的少數記錄，仍然不能反映出一位哲人的全部思想風貌。儒學研究，還有伴隨《詩經》而生的“經學”，都留下了一片相當開闊的場域。在這個足夠開敞的空間裡，繁茂的生長一直沒有中止。幾千年來，像產生“經學”一樣產生了“儒學”，它們都同樣交錯斑駁，既無比繁茂又泥沙俱下，廟堂的故意曲解和利用，以及庸士們的塗抹，比比皆是。也正因為如此，讓我們愈發生出返回原典的強烈慾望。我們閱讀“詩三百”和《論語》，就要從活潑的心跳中傾聽生命的節拍，用心靈啟用經典。
詩的興觀群怨
“興、觀、群、怨”，是孔子關於《詩經》的著名言說，也是他獨有的思想與藝術標準，歷代都將其當成最重要的論述。綜觀形形色色的詩論，在這些方面已經很難超越。只要談《詩》，就必然提到這四個字。“興”是激發情致，託物起興，故而居於首位。不過還可以稍稍地修正一下：“興”不是用來激發情致，而是情致激發。如此界定就有了重要區別。“觀”“群”“怨”三個層面多少靠近社會、思想和政治的工具意義，與審美有了一段距離。當然，所有藝術作品都會具備多重功能和傾向，並能夠進行多方面的使用和解釋，而且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截然分離的，而只是相對的區別和不同。作品具有某些與文學審美稍稍剝離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又會成為審美的另一些元素。《詩經》作為中國最早、最重要的一部詩歌總集，在這諸多意義上都自然而然地有所凸顯，鑑賞者可以把它們合併，也可以把它們分離。我們可以說，某一首詩的意義突出表現為“興”，或者“觀”，或者“群”，或者“怨”，或者四面一體而不可分割。其《詩》的總體仍然是處於“興”的狀態，由此才產生和呈現出其他的品質風貌。離開了“興”，音樂不可以奏響，音樂的頂點和最後的抵達，仍然需要在託物起“興”中執行，這是顯而易見的。
孔子認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見《詩》最重要的特質還是“興”。雖然這裡的“興”與作為單純藝術手法的“興”不是同一個含義，但它們同屬於審美的範疇。我們透過禮法確立社會標準，而推行標準卻需要依賴“樂”，“樂”成為很重要的手段，它技法層面的意義和工具的意義，在這裡得到了加重和強調。“《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由此可見，《詩》具有多麼重要的功用和價值，“近”可以事父母，“遠”可以事君王，並且那些描述鳥獸草木的名稱極多，正可以透過它來辨識自然萬物。孔子由“詩”談到了“禮”，談到了“樂”，實際上它們是三位一體的，由“樂”固定“詩”，同時也固定了禮法，即等級和制度，這是不同場合的演奏所必須貫徹和遵循的。作為一部社會百科全書，《詩經》所涉及的內容包羅永珍，應有盡有，從外交談判、日常語言技巧、祭祀宴饗、農桑漁獵、婚嫁習俗到孝道、君道、兄弟及朋友相處之道等等，都可以從中發掘。它的豐富性和多層面由於“樂”的確立而得到歸束和分流，這種各歸其位實在是太重要了，沒有這項工作，也就變得一塌糊塗，其他都談不到了。
在孔子看來，秩序的混亂是不可忍受的，禮崩樂壞的過程就是一個混亂的過程，不僅使用上的混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即便是某一篇被錯置音律，也是不可容忍的。在漫長的歲月中，由於社會動盪和戰亂頻仍，這些詞句許多情形下都有可能丟掉原律，失去了二者的對應性，這種對應不僅是聲音與內容的對應，更是與社會政治和道德的對應。我們由此可以衍生出極端化的“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觀點，但孔子卻不是這樣，他絕非如此褊狹，綜觀他全部的論述，其內容要豐富開闊得多。在“立於禮”的過程中，詩的文學功用一旦割裂出來，也就失去了價值。後來《毛詩序》對孔子這方面的肯定和鑑別，又有了極大的發揮，變為更加熱情的頌讚：“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樣一來，就把《詩》的巨大功用說得非常透徹了。
在先秦文字當中，比《詩經》更具有感染力和生動性、更能夠昭示和接通天地精神的作品，確實罕見。其“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是不必爭議的，而這一切都要“成於樂”。換句話說，無樂即無演奏，那麼一切皆要大打折扣，以至於“不成”。“詩三百”詠唱當中包含的各種內容，可以說是蔚為大觀。“觀”是《詩》的認識價值，觀察、傾聽、尋覓社會各種現象。“群”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結合與協同人的志趣，形成統一的行動力，從“樂”的傾聽、從歌唱和對答中感受強大的溝通力。歌為心聲，而心聲互贈是最重要的交流，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交流，社會就成為一盤散沙，關係冷漠的人際關係不適合人類生存。而“怨”則是警示，是牢騷，是指責，是批判力。許多時候文學的批判性是其功用的重要體現，一旦我們將“怨”從藝術中剔除，文學就會變成一個極為淺薄的、面目可厭的東西，不但不能成為社會的推動力，其自身還會漸漸油膩堆積，最後分解為塵，被歲月風雨滌盪一空，這種例子不勝列舉。
儘管“興、觀、群、怨”之解，會存在區域性的細微區別，透過使用性來判定不同的價值，但“興”依然是最重要的，所以被置於首位。“興”是生命發出歌唱的基礎，是審美形成的源頭，它的功用和狀態都是極其重要的。沒有“興”這個首要元素，“觀、群、怨”都將喪失，這幾個方面的功用也很難合而為一。自古至今，《詩經》所形成的這些基本元素，一直被藝術創作實踐延續下來，固定繼承和發揚光大。正像許多學問在後來的使用中要被歪曲一樣，它的這四個功用也經常被現代人分裂和割捨。有人出於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目的，往往把其中某一點單獨抽出，然後無限放大，最終將一個鮮活的生命機體變為一具僵死的模型，以至於面目可憎。它們成為無“興”之物，成為心胸狹窄、目光短淺、虛偽而空泛的喧囂。
《詩經》所開闢的寬闊洶湧、浩浩蕩蕩的河流會一直流淌下去。“興、觀、群、怨”是這條河流的基本組成部分，抽掉了任何一種元素，水質就會改變，就會渾濁。一條大河的價值不復存在，也就談不上滋潤和灌溉了。
“思無邪”之妙喻
在許多人那裡，“思無邪”往往被解釋為“思想純正無邪”。這樣雖無大錯，卻未免有些過於道德化、倫理化和社會化了。這種解釋與“文以載道”的淺表理解一樣，僅僅停留在膚淺的表層，過於直白和簡單，無法面對複雜的事物做出深入的分析。孔子最早說的“思無邪”，更多還是從審美出發，透露出一種更包容和更開闊的精神，洋溢位非常樂觀的氣息。“一言以蔽之”，這是怎樣乾淨利落的一種概括。這種決斷力來自一種自信、一種對於詩的深刻的愛與知：由“知”而“愛”，“愛”的深度又強化了“知”，是這樣一種良性迴圈。一無所知的盲目興趣不會耐久，也經受不住時間的考驗。
由一般觀點看來，大概不會以為《詩經》中那些不可按捺的強烈慾念和攫取之心是“無邪”的，而且甚至還可以說那些激烈的幻想、熊熊燃燒的慾望之火，很難透過正人君子的倫理審視。但在一個智者那裡，在一個被公認為莊重而嚴肅的哲人孔子那裡，卻毫不耽擱地發放了一枚道德通行證。詩以言志，放聲歌唱，唱出一個活潑的無所顧忌的生命，這才是最美的。在整卷“詩三百”中，這種慾望力強盛而節制，成為基礎性的氣質。從文字數量上看，這一類詩作仍然不是主體。如果說在總體結構上、在經過訂正的旋律的強大覆蓋與籠罩下，在盛大的頌詞之下，這些愛慾和愛力的表達能夠起到微妙的襯托作用，那麼它們就是更加不可或缺的了。在處於上升時期的西周，這是一種繁茂生長的真實狀態，離開了這種狀態，一切都談不上，等於抽掉了生存的土壤。
《詩經》的“思無邪”和政治上的“不亂”是一致的。亂政的暴力和險惡在詩中據說是沒有的，一般意義上的淫蕩和邪惡也是沒有的，慾望和情愛不等於淫邪，就像諷諫、揭露、警示和勸告不等於亂政一樣。這裡面似乎有一個度的把握。當年一切還沒有那麼苛刻和嚴厲，這種源於自然、源於人性的情懷，似乎很容易被諒解。過於純正單一，意味著生命力的孱弱，而孱弱不應該屬於一個強盛的王朝，更不屬於一個健康的社會，那種單調和拘謹蒼白同樣是一種萎靡，是令人厭棄的。如此來判斷“邪”與“正”，大概是一種很高的指標了。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這位智者對《詩經》做出了這一著名論斷。這其中的寓意多麼高妙。孔子從生命的豐沛飽滿和創造的意義上、從事物本來具有的斑駁和瑰麗上，寬容了這麼多，肯定了這麼多，不僅是智慧，是一種清晰，更是那種強大的生命才能夠擁有的自信。一個人和一個時代一樣，沒有自信即沒有強盛，也不會擁有美好的未來。動輒以“邪”來論斷，可能失於粗陋和羸弱。
《詩經》大約經歷了三次重要的編撰，除孔子外，前邊的兩次都是官家訂製，而且之前還經過了采詩官的選擇。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從廣漠的民間吟唱中選取了最重要的部分。我們可以想象所有的大地吟唱，這其中也許不乏“淫邪”，但最終可能還是不被選擇，儘管這個過程中也會造成許多疏漏和埋沒。采詩官攜詩入宮，還有一次次修訂和編撰，在嚴格的宮廷體制規範下，最終剩下的《風》，還有《小雅》的部分詩章，也仍然保留了許多血脈賁張之作，這其中有諷刺謾罵，甚至有足以被現代人定性為險惡的謗辭。不可遏制的情慾在《風》中湧動，蕩起一輪又一輪波濤，令人為之神搖。這種勃勃生機成就了《詩經》最值得炫示的藝術風格。如果當年的廟堂氣再嚴厲一些，如果道貌岸然的采詩官和審查者是一些不可救藥、生硬蠻橫的傢伙，那麼我們今天讀到的《詩經》就是另一番面貌了。
值得慶幸的是，藝術的歷史和思想的歷史都沒有那樣書寫，天命定數如此。這使我們湧起一種神聖的情感，似乎宿命中有一些美好的規定，正是它保證了人類按一個既定的軌道執行。日月倫常，進退有序，即使絕望無邊，也還是留下了一線希望的縫隙，讓生命力噴薄而出，撕裂黑暗。未來就從這裡發生和開始，而且鋪下了一條道路，它一直從古代延至今天。如果當年“無邪”裝下的是另一種內容，我們整個的精神史文學史，乃至於思想史，就得重新改寫了。我們於是可以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那些精神巨人，真是居功至偉。
簡明扼要，含蓄得當，這就是“無邪”之謂。有些事物不可多言，不可密織。一些粗礪和汙雜一旦阻滯堆砌，會對美好的思維構成不可逾越的障礙。只有足夠寬敞的通道才能湧動活潑的思維，讓其不斷豐盈，讓複雜難言的意緒在相互交流當中變得愈加清晰和準確。前人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空間和餘地，可以自由地展開行動。我們需要倍加珍惜這個機會和權利。這裡，我們似乎看到了古人的殷殷期待，看到他們溫煦慈祥的目光。
孔子的旁白
我們閱讀《詩經》，時而沉浸其中。靜默下來，耳邊常常響起孔子的旁白。這位老人的嘆息和讚許，從耳畔悄悄掠過。這聲音伴著幾千年的旋律環繞著我們，牽引著我們，陪伴和提醒了我們。
孔子與《詩經》的關係實在是太深，他不僅是“詩三百”的最後一位修訂者，為它“正樂”，而且還會是《詩》的終身痴迷者。可以想見，從少年、青年到晚年，孔子帶著記錄詩句的竹簡進入宮廷，獨自研讀或攜之上路，在暴土飛揚的遙遙旅途上與詩相伴。顛簸之車穿過原野，大地日落聲稀，蟲鳴羽振，熙熙攘攘的街市和通衢大道，一切風物景色盡收眼底。這是一個傾聽與收集的過程，也是一個呼應的過程。閱讀《風》，我們會一再想起孔子的那些評述，似乎看到了那位嚴肅端莊的博學老人會心的微笑。
《風》是活潑的聲音，是民間的萬千心跳，在這千姿百態的心聲裡，可以聽到最為喜悅動人或隱秘幽深的心曲。《詩經》中有三個方面的描述是不可忽略的。
首先是那些美好的男女情愫，他們的思慕與盼念所引起的不可解脫的痛苦，分離的痛苦、歡會的短暫，各種各樣的生存辛苦橫亙在愛慾之間，將情分撕裂。這些場景下的熱烈詠唱多麼動人，它們輻射出強大的生命熱力，一直烤灼著人世。
此外是對人間悲劇的記錄，最悲涼痛切的莫過於《黃鳥》，它有令人戰慄的黑顏色，是人性中最可怖的一種色澤。它在垂死和毀滅的深淵，是各種苦難的中心。苦難之絲像蛛網一樣密佈，舉步碰觸，然後就是一場掙扎。孔子對這一切當然不會陌生。我們無法知曉他讀《詩》可以“事君”的觀點到底隱藏了多少內容，也不知道他的“《詩》可以怨”，其底線究竟在哪裡？“怨”是一種方式，也是一種責任和力量，它關乎社稷民生，還有王朝的命運。如果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不能正視《黃鳥》傾訴的那種無邊絕望、沒有那種恐懼之下所泛起的拼掙之勇，一切也就談不上了。
《詩經》第三個不可忽略的，就是它所洋溢的那種肅穆與莊嚴。這種氣質主要是來自《大雅》和《頌》。孔子一直懷念西周，嚮往其秩序和禮法，以至於成為終身的政治寄託。圍繞《詩經》，孔子時而呢喃時而大聲言說。他的聲音是無法消失的，可以預料，自過去到未來，他的旁白將和三百零五首詩章同在，在人們的溫習中一遍遍變得簇新，時光的塵埃將被一再揩拭。
有時我們會稍稍詫異：時光已經演進到二十一世紀，諸多禁忌已蕩然無存，現代人秉持和依傍的是商業主義物質主義時代的新刻度，慾念可以氾濫成災，最拙劣最原始的攫取貪婪大行其道；然而即便如此，在某些場合我們仍然不能夠直面《詩經》，這裡指更深層的認知與理解，比如說它的生命激情，犀利的諍言，指斥和警醒；我們不能用現代的聲音去重複和闡示，似乎仍然不願讓其成為這個時代的共識；我們寧願在某種晦澀中裝聾作啞，讓詩與真變得麻木。
這些非凡的詩句既是出土文物，那就該永遠封存於某個角落，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時刻才被我們開啟。可是這種匆匆相逢和粗糙的交流，根本無法使我們真正地走近。我們的目光已經適應了平常的光色，而這些古老的銘器剛從陰暗處移來，周身佈滿了陳舊的痕跡，需要我們耗費太多精力去探究和解讀。物質主義時代只有娛樂，沒有深思，普遍的浮躁和膚淺會一遍遍讓我們遷就自己，會苟且和懶惰。我們與這些寶貴的心靈一次次肩而過。是的，幾千年前的那位老人一再地提醒我們，他的聲音由傑出的弟子記下，然後就變得不朽。似乎沒有多少人去公開挑戰這些成說，但是抗議之聲卻從未斷絕，只是他們大多數時間以隱性的曲折來表達而已。
在相當多的人那裡，長期以來，對《詩經》的閱讀，實際上就是同那位智者論戰。這真的是一個不停地爭辯和言說的過程。這時候他們或者表現得更加正人君子，或者是走向反面，做一個荒唐頹喪而又膽大無畏的現代人。在他們那兒，或者將《詩》變成呆板生澀、毫無生氣的教條文字，或者就乾脆把它當成戰鬥的宣言書；還有人認為，它既然“無邪”，又怎麼會是藝術？這違背了商業時代必要奉行的一條法則：凡藝術都要具備三分下流。這條荒謬的法則實際上仍然沒有寬容，也沒有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