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雜誌社承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在北京舉行。與此同時，正式公佈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最終入選的6個田野考古發掘專案。
在這6個入選考古新發現的專案中，有兩個來自四川，分別是四川稻城縣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商代遺址。
下面來看看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最終入選的6個專案都有哪些吧。
四川稻城縣皮洛舊石器時代遺址
在去年9月27日，國家文物局舉行“考古中國”重大專案進展工作會上首次對外發布了四川稻城的重磅考古新發現。
皮洛遺址位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金珠鎮七家-平洛村後，東距稻城縣城約2公里，海拔3750米，處在金沙江二級支流—傍河的三級階地上。該階地寬約500米，長約1800米，遺址整體面積約100萬平方米。
在目前已開展考古發掘的部分遺址區域，考古隊員已經發現了7個文化層，近萬件石製品。這說明，遠古人類曾在此處的活動頻率和強度非常高，突破了人們以往的認識。
據瞭解，一般情況下，高原剝蝕地貌很難堆積地層。然而，在考古學上，專家們大多情況是根據地層判斷遺址年代、環境等背景資訊。就青藏高原已發現的遺址而言，絕大多數都沒有地層，許多僅有一兩個地層。
皮洛遺址這樣連續不斷的7個文化層的遺址十分罕見。這不僅對考古學來說很珍貴，對於地質學等學科的研究也意義非凡。
皮洛遺址完整保留、系統展示了“礫石石器組合－阿舍利技術體系－石片石器體系”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連續的地層堆積、完好的埋藏條件和清楚的石器技術演變序列展現了早期人類征服高海拔極端環境的能力、方式等歷史程序。
另外，皮洛遺址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數量豐富、地層與時代清晰的阿舍利技術遺存，所出土的手斧與薄刃斧等石製品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製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
可以與西方晚期阿舍利遺存媲美，是東亞地區首次發現的確鑿無疑的阿舍利技術體系的產品，徹底解決了有關“莫維斯線”的爭論，為研究、認識舊石器時代東西方文化交流與不同地區人群的關係提供了珍貴、關鍵的證據和資訊。
四川廣漢市三星堆商代遺址
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鴨子河）南岸。遺址分佈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域為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遺址。
三星堆始建於夏，至商代中晚期基本成型，其城牆體系、居住區、作坊點、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規模龐大、佈局嚴謹、功能清晰。眾多青銅器的出土，說明古蜀國地區青銅冶鑄技術十分成熟。
數十年間，每一次三星堆的挖掘研究，都會引起人們對它神秘歷史的好奇。直到今日，三星堆背後的未解之謎仍舊引人入勝。
遺址發現於20世紀20年代末，1934年原華西大學博物館的美籍學者葛維漢（DavidC。Graham）第一次進行了發掘。
1986年，我國在三星堆“祭祀坑”進行了第一次集中的考古工作，發掘了一、二號“祭祀坑”，出土了青銅神像、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千餘件文物。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連續發現了多達6座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坑”，這樣，考古範圍從2個坑增加到了8個坑，研究者就能較為完整地掌握宗教祭祀場所的全貌。
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平面均為長方形，規模在3。5至19平方米之間。“祭祀坑”已發掘至器物層，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新發現，將更加豐富和深化對於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的認識，對更加全面認識三星堆文化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特別是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歷史關係以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程序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河南南陽市黃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黃山遺址位於南陽市黃山村，距中國產玉名山——獨山約3公里。
2018年5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對遺址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共2400平方米。2020年，該專案被列為“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程序研究課題”重點專案。
據介紹，黃山遺址遺存豐富，文化堆積較厚且分佈不均勻，發掘清理仰韶房址或作坊、墓葬，屈家嶺房址或作坊、墓葬、灰坑、祭祀坑，仰韶和屈家嶺文化甕棺葬，石家河房址、灰坑，延用三時期的碼頭和人工河區域性等遺蹟，取得了多項重要收穫。
透過多年考古工作，黃山遺址不僅出土了大量的重要遺存，相關的科技考古成果亦非常突出，已在測年、植物、人骨DNA、玉石器巖性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層層疊疊儲存很好的史前文化遺存，堪稱“一眼史前三千年”考古奇觀。
此次考古出土了數量豐富的鑽、刻刀、磨墩等石質工具，以及玉石料殘次品、陶器、骨器等遺物。這說明黃山遺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嶺文化時期的一個專業玉石器製造場，是具有大型玉石器生產“基地”性質的大遺址。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該玉石器生產“基地”產品以耒、斧、錛、鑿、刀等玉石器為大宗，還有一定數量的禮器性質的玉鉞、玉琮和較多的璜、環、耳璫、珠等玉器。
據瞭解，黃山遺址是一處年代跨越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製作性質的中心性大遺址，是目前南陽盆地中已發現的面積最大，遺蹟規格最高，內涵豐富的遺址，反映了當時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發展的社會複雜化和文明程序，是探討南陽盆地、江漢平原文明起源和文化發展的關鍵遺址，也是中華文明研究的關鍵遺址，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
江西樟樹市國字山戰國墓葬
國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區考古發現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體現出多種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徵。這座墓葬的考古發掘為構建和完善江西地區兩週時期考古學文化序列譜系提供了關鍵性資料。
國字山墓葬位於江西省樟樹市大橋街道彭澤村，地處東周時期的大型城址——築衛城城址西側約300米處的小山頂部。築衛城是樟樹市所在的清江盆地東周時期的中心性城址。城址周邊發現有大量同時期的城址、遺址、墓葬等，構成了以築衛城為核心的聚落群。
經過現場考古發掘發現，國字山墓室東西長約16米，南北寬約14。4米。墓葬的槨室內放置7具棺木。其中主棺是船形獨木棺，位於槨室中部，另外有6具陪葬棺分佈在周邊。
這座墓葬雖然早期經受盜墓賊侵擾，但仍然出土了2600多件套文物。出土器物以漆木器為主，同時還有金屬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從器類看，囊括了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日常用具等多種品類。其中出土了先秦時期最長的一件古箏，這件古箏儲存很好，箏尾高聳，總長度達2。3米。
國字山墓葬體現出多種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徵，這座墓葬的發掘也是越國與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對於研究作為“吳頭楚尾”的江西地區東周時期的吳越楚關係、政治格局演變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程序都具有極為重要學術價值。
湖北雲夢縣鄭家湖戰國秦漢墓地
鄭家湖墓地位於雲夢縣城關鎮，分佈在楚王城遺址的東南郊，距龍崗墓地約1000米、睡虎地墓地約3000米。對鄭家湖墓地開展考古發掘，共清理100餘座戰國秦漢時期墓葬，出土珍貴文物800餘件。
其中，在鄭家湖墓地發掘出土的一枚戰國晚期木觚上，以秦隸書寫約700字，是目前所見中華“第一長文觚”。這枚木觚由一截圓木縱向中剖而成，長34釐米、寬3。5釐米。半圓形木面修削成七個稜面，每個稜面寬約0。5至0。6釐米，均書寫文字；平整剖面亦分七行，其中六行書寫文字，一行留白。全文約700字。據專家考證，觚文記載了謀士筡遊說秦王寢兵立義的故事。
除出土戰國晚期木觚外，還出土了一批罕見葬具木板畫。這類木板畫，題材均為首見，填補了秦漢繪畫的材質與型別的空白，繪畫上的樹葉紋、扁壺圖案具有典型秦文化風格，仙鶴等圖案則明顯受到楚文化影響，這為研究秦人的生活狀況、葬俗葬儀、藝術造型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對探索中國墓葬壁畫的形成也有重要意義。
鄭家湖墓地發掘分A、B、C三區進行。2020年度發掘A、B兩區墓葬196座，均為戰國晚期秦拔郢之後的小型墓葬，性質應為楚人及楚遺民的平民墓葬。2021年發掘C區墓葬108座，從墓葬規模、棺槨結構、隨葬品組合、殉牲習俗來看，可確定均為中小型秦文化墓葬，墓主應與公元前278年秦軍佔領安陸後的秦人及其後裔有關，年代跨度為戰國晚至漢初。
鄭家湖墓地A、B區楚墓與C區秦墓分隔明顯，墓葬棺槨結構、隨葬品及喪葬習俗等有明顯差異。他認為，這些材料生動地展示了秦人與楚人從堅守自身文化傳統到相互吸納，再到最後匯入漢文化大一統的歷史程序，為研究中華文明在戰國秦漢時期從多元一體到大一統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典型個案。
甘肅武威市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武威地區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位於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
自1915年弘化公主墓誌發現以來，武威南山地區已有多座吐谷渾王族墓葬及墓誌被發現，因墓誌記載歸葬地多為“陽暉谷”，所以這一區域也被稱為“陽暉谷陵區”。這也是2019年之前，業界對武威南山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整體認識。
2019年9月，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牽頭組建的吐谷渾考古專案組發掘了吐谷渾喜王慕容智墓，該墓是目前發現唯一儲存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出土包括罕見的六曲屏風、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備等文物800餘件組。因其重要性，武威南山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被納入當年“考古中國”專案。同時，墓中出土墓誌一合，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區“大可汗陵”的存在。
為了尋找“大可汗陵”，2020年，考古人員在武威南山地區調查、勘探約400平方千米，共確認23座吐谷渾墓葬，墓葬依次分佈於青咀灣、喇嘛灣、長嶺-馬場灘、岔山村4個區域。2021年，對武威地區新發現的長嶺-馬場灘區3座墓葬進行了發掘，出土金屬器、彩繪陶器等隨葬品290餘件。其中，出土的《馮翊郡太夫人黨氏墓誌》記載該處墓群為唐早中期吐谷渾蓬子氏家族墓地，這在武威南山區尚屬首次發現。此次發掘也進一步豐富了吐谷渾王族葬群文化內涵，廓清了墓群的基本佈局。
據介紹，武威吐谷渾王族墓葬群整體呈現“大集中、小分散”的分佈特徵和“牛崗僻壤、馬鬣開墳、地踞龍堆”的墓葬選址特徵。墓葬均具有唐早中期高等級墓葬的基本特徵，以唐代葬製為主，兼有吐谷渾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顯示了我國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程序，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