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稱為“中興名臣”“千古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譽。曾國藩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震古爍今的事業，不是因為他個人天分高，而是得力於“立志”二字，自拔流俗，困而知，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曾國藩的影響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他的立身行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今日我們來看一看曾國藩的讀書之法，讀後肯定大有裨益。
讀書：貴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
明清時代的讀書人，在獲得功名之前，讀的幾乎都是八股試帖等闈墨文字，與真正的學問有很大的差距。曾國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取進士之前，讀書生活也大抵如此。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封《致諸弟》信中，他談到自己讀書求學生涯中的重大轉折：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
信中提到的“乙未”年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時曾國藩25歲。這一年曾國藩赴京第二次參加會試不中，“留京師讀書，研究經史尤好昌黎、韓文，慨然思躡而從之”。但是，此時的曾國藩雖然知道了除應試之外別有廣闊的學術天地，仍苦於沒有良師益友，進步不大。直到他授職檢討兼任國史館協修，讀書生涯才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時他已整整30歲。在朋友的引見下，在京城他拜見的第一位老師是著名理學大師唐鑑。曾國藩在日記中對此有詳細記載：
“至唐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為宗……又言為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學，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又問：經濟宜何如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掩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我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把曾的這段日記摘錄出來，是因為這次拜訪對曾國藩一生的影響特別大，不僅是對其讀書生活，而且影響到其一生的行事做人。唐鑑的談話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如何讀書
，要專精一經，一經通則諸經通。要熟讀《朱子全書》，對其內容不能僅僅瀏覽，而是要“身體力行”；
二是天下學問俱包括在文章、義理、考據，
三門之中，義理為首，義理精則文章精，經濟之學亦在義理之中。
三是告訴曾國藩做人要檢攝於外，持守於內
，最重要的是要“戒欺”，不掩飾、不自欺欺人。同時，唐鑑還向曾介紹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學大師倭仁，盛讚倭“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
年屆三十、已經是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聽了唐鑑的一番議論之後，在日記中記下了當時的感受：“昭然若發矇也”。“若發矇也”四字道出了他的震撼、醒悟與決心。翻檢這一時期曾國藩的日記，多處留下了他拜訪唐鑑、倭仁的記載：“至鏡海丈處久談，哺時始歸”“走楊樸安、穆中堂、唐鏡翁處”“拜倭艮峰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失此不察，則心放難收矣。又云：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又教餘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
倭仁告訴曾國藩的所謂“研幾工夫”即是理學家所強調的“內省”工夫，讀書人要時刻對照書中所講的義理，檢查、衡量自己瞬間產生的念頭、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細微小事，將它們與修齊治平的大事聯絡起來，並透過寫日記的形式時時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正如前面唐鑑向曾國藩介紹時所講的那樣，這位倭仁先生就是這樣做的。唐、倭二人均是清代著名理學大師，倭仁更以反對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的保守派代表而著稱。平心而論，理學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隨著西方文化的侵蝕浸潤已逐漸失去思想界的主宰地位；但是，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一整套理論和實踐仍然有著難以否定的作用。就讀書、求學而言，這些影響體現在曾國藩身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讀 書 貴 在 立 志
翻閱曾國藩的日記，隨處可見：“讀書立志，須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學”的字樣，這既是他的自勉，時時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勵友朋書信中經常用的一句話。
讀書立志，就是不把讀書求學僅僅看做是個人榮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遠、有內聖外王的抱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身在翰林院的曾國藩給遠在家鄉的四位弟弟寫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長信，主要是談讀書為學之道。信中針對其六弟國華參加縣試失利而牢騷滿腹的情緒，他寫道：
“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譭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餘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曾國藩訓誡六弟，小試不中便發牢騷，實為胸襟不寬，志量太小的緣故。讀書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堯舜、不如周公，離天地完人的差距還有多少；應該憂慮的是，老百姓有沒有教化過來，外族在欺侮我們，小人在位，賢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婦沒有受到自己的恩澤等。在信中曾國藩還對四位弟弟談了自己對“讀書人”三字的理解：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即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在信中曾國藩把那些讀書只是為了吟詩作文、以博雅自詡而與國家興衰、百姓疾苦和個人修養無涉的人，斥之為只是識得幾個字的“豬倌”，表示了他對這種人極大的憤慨。
讀書重在“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一語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思是說，君子透過正確的方法來獲得高深的造詣，在這裡強調的是自覺地獲得，即“自得”。自覺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動搖；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動搖，就能積蓄很深；積蓄很深，便能取之不盡，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覺地有所得。
曾國藩終身服膺並努力踐行孟子的“深造自得”四字。在他看來，讀書求學既當志存高遠，又應腳踏實地、修身務本，即用來指導言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而不應摻雜“好名好勝之見”。在他的日記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內容：
“早起，高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翻閱《四書》一遍。用白綾寫《論語、《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約二十章。”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之言解之也。”
“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數端……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覆尋思，嘆喟無已。”
“念餘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縱不能如孟子……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讀書貴在立志，讀書重在“深造自得”，前者強調讀書要胸懷遠大抱負，不為一己的私慾；後者突出讀書要修身務本，“學以為己”，注重道德實踐和精神修煉，二者看似相悖卻相輔相成。應該說，這兩條讀書原則都不是曾國藩提出來的，它們早已積澱於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之中。
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在於，在19世紀中國社會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環境下，他能自覺地繼承並將之奉行終身。無論是作為一介書生還是位極人臣，無論是處於逆境還是順境，無論是精力充沛的青壯年時代還是暮齒衰邁的晚年，即使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視物昏花，而且醫生警告左眼亦將失明的情況下，仍然讀書不倦，思考、反省不懈。
曾國藩留下的許多文字，今天讀了仍讓人動容：
“念老年讀書，如旱苗葉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在轎中《易》‘乾’‘坤’‘屯’‘蒙’‘需’五卦。眼蒙日甚，轎中日光穿入，尤不相宜。”
“在舟中溫《左傳》宣公、成公至襄公九年止，共百七十葉，涉獵一過，不能深求。屢次小睡，以息目力。”
年近六旬的老翁，在搖晃的行船上、在顛簸的轎子裡看書本來就很吃力，更何況眼睛不好，只能選擇一些早已讀過的書，主要憑記憶重新溫習。有時眼睛實在“昏蒙無法視物”，則“靜坐一時許，默誦論語二十篇一遍”。
直到逝世前一天，仍是“早起……早飯後清理檔案，閱《理學宗傳》……傍夕久睡。又有手顫心搖之象，起吃點心後，又在洋床久睡。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二更四點睡”。這是記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的最後一則日記，第二天，二月初四戌時，曾即辭世。
可以說，讀書、思考、精神修煉、道德實踐，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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