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陳力衛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
ohistory
本書考察1500年以來的中日交流史，作者以重大歷史事件為經線，編織出中日各自的總體社會結構，尤其是貿易、外交、變革與戰爭方面，關注點落在三個時期中日關係的結構性變遷。
作者堅信中日關係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歷史都悠久，不是一部“恨史”，戰爭和不快只是一段偶然的歷史，故而希望能彌合曆史創傷，成為彼此尊重的合作伙伴。作為通曉中、日文的第三方，本書的出色之處在於作者彙集三方資料，試圖用新的建設性視角，去看待當下處於緊張而複雜的中日關係在歷史上的展演。
以下文字選自
《
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
》
第七章：
作者: 陳力衛
出版方: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
我們時常自嘆弗如，作為20世紀80年代來日留學的一代，不管在翻譯介紹日本的學術著作上，還是推動兩國文化交流上，較之20世紀初期的那一輩留學生，都相差甚遠。更讓人汗顏的是，站在圖書館裡的書架前，我們這一輩的侷限性和專業的偏頗性暴露無遺。我們知道20世紀初期有一個翻譯出版日文書籍的高潮，譚汝謙先生有文為證：在中日翻譯史上，甲午以前二百餘年的萌芽期中（1660~1895），僅有12種譯自日文的書，且9種為日人所譯。而在甲午戰後第一過渡期（1896~1911）的15年間，中譯日書便驟增至958種。這一劇變當然是以甲午戰爭為轉折點的時代所需，而在行之有效的翻譯方法上，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不能不說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提到的“實字必在上，虛字必在下，顛倒讀之”，則“數日小成，數月大成”之說，對急欲閱讀或翻譯日文的留學生而言，正是一服興奮劑，吸引著人們紛紛解囊購買，以至該書幾度再版，成了20世紀初中國人最熟悉的日語速成入門書。實藤惠秀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中也說：“中國人明治時代翻譯日文時多利用《和文漢讀法》一書。”在此引導下，有人可以拿支紅筆勾勾畫畫將詞序顛倒一下，就完成了翻譯工作，以至於年譯百本竟成可能。“直到1934年周作人寫作以此書名為題的隨筆時，還對這本出版於三十多年前的語言讀物念念不忘，稱‘其影響極大，一方面鼓勵人學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誤會，把日本語看得太容易’。”從這一描述亦可窺見該書在當時的盛行之象，事實上週作人自己赴日留學時也攜有此書。據周作人1902年3月17日日記雲：大哥自浙江來，喜極。帶來書甚多，目列予第左。……《日本新政考》二本帶去。《和文漢讀法》一本預自帶去。
梁啟超
作為梁啟超研究的一環，夏曉虹早就關注此書的意義，她發表的《和文漢讀法》一文為研究該書提供了種種思路。在其引導下，近年來關於《和文漢讀法》的研究急速增多。尤其是在日本，自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的藏本得到確認後，不少研究者從東洋史、中國思想史以及日語教育史等各方面展開了對該書的研究，主要方向可歸納為以下三種。
第一是從文化史角度的研究。在中日文化“同文同種”的幻想下，該書似乎被當作印證這一話語的重要材料。其初版的跋文就說“深感東西同文之誼”。因為自奈良時代以來日本一直是用漢文訓讀法（顛倒動詞與賓語的位置等）來解讀漢文的，而該書採取的正好是與之相反的解讀方法，即將日語動詞與賓語的位置再顛倒回來，便可反轉為中文。這一做法之所以行得通，正是得益於中日兩國文化的密切關聯和文體上的貫通性。當然客觀條件之一便是明治時代的日語文體，特別是政論學術文章多偏於漢文訓讀式的翻譯體。最近就有學者認為：“該書是反映漢文訓讀特徵的絕好素材，分析之自然可以勾畫出漢文訓讀的基本特徵。”
第二，在思想史方面，將日本作為梁啟超思想形成乃至中國近代的“思想資源”，來重新研究的動向愈加顯著。自從京都大學的共同研究論文集《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的吸收和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中譯本《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刊行以來，梁啟超研究中的這一趨向似成定式，不少學者在論及梁啟超和明治時期日本的關係時都屢屢提到《和文漢讀法》。比如，上述論文集中，村尾進指出：梁啟超亡命日本後，憑藉《和文漢讀法》閱讀大量日本書籍，接受歐洲式的“學理”（《萬木森森——〈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及其周圍的情況》）；黃克武在研究梁啟超移入新概念和翻譯時也持有這種問題意識；而潘光哲提出的近代知識倉庫中的日本資源等問題，都是這一思路下的嘗試和驗證。換言之，在梁啟超的思想形成上，日本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這一點有必要釐清。正如關詩佩所指出的：“梁氏是純‘吸收’還是‘轉化’，還得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譬如當時的‘歐文の直訳語脈（歐文直譯語法）’與他的‘和文漢讀法’有否相關？他膾炙人口的口號‘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是不是就是明治文壇上的‘小說は、最も上品なるもの’的中譯？而矢野龍溪提出的‘漢文、和文、歐文直譯及俗語俚語’四體兼用的新文體對梁氏的影響又有多少？諸如此類的種種課題，都應由嫻熟日本語及漢語古今嬗變的研究者進一步研究。”也就是說，在研究梁啟超的思想資源時，不僅要考慮到《和文漢讀法》對其解讀日語的速成效應，還要重新檢討一下在這種“簡便”的譯法下產生的一些副作用，即在思想文化吸收過程中的負面因素。
光緒二十六年東京勵學會印本《和文漢讀法》
此外，在日語教育史方面，《和文漢讀法》被視為“日語學習速成法”教材的鼻祖，亦是最先關注中日兩國語言之異同的課本。比如石雲豔《梁啟超與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一書中特設“梁啟超與《和文漢讀法》”一章，下分三節展開論述：“學習日語的意義與《和文漢讀法》的由來”“《和文漢讀法》的內容”“對《和文漢讀法》的評價”。不過該書言及具體內容時，則多為夏曉虹之說的鋪敘，比如對該書重要的第38節“和漢異義字”，僅指出“此表為單詞表，列舉了約3000單詞”（第67頁），這其實是連對單詞的詞條和其對譯詞都不加區分所得出的數字（如下文所述，實際收錄單詞數為1705個）。該書其他地方（第70頁）對此有同樣的表述：“該書的主體部分第三十八節，是照《康煕字典》‘分門別類’編錄的，收集‘和漢異義字’3000左右，就此一項，其工作量就很大。當然藉助現成單詞已經排列好的日文詞典，也許可以做到。但其初稿完成於1899年，估計當時不會有這種現成的日語詞典可供其參考。”
迄今為止，人們多議論的是該書的前半部分，即屬於語法層面的部分，而對於佔全書2/3篇幅的語詞部分“和漢異義字”則注目不多，這也正是當時中國人最容易“望文生義”的部分。對於其譯詞是如何挑選出來的，對譯的中文是如何決定的等問題，缺乏從語言學角度的分析，以致引發出各種臆想和誤解。
本章前半部分透過對至今尚未被研究者關注的該書1900年勵志會版的考察，釐清該書改版的經緯，指出其變異部分基本集中在第38節的“和漢異義字”上面。並試圖透過分析復原該書初版的原始狀態，闡明版本演變的源流。本章後半部分將重點考察“和漢異義字”的增補方法，透過檢討其與日本近代國語辭典《言海》（1889）的關係，闡明後者在詞彙增補和釋義上的影響及由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觀察在“同文同種”的意識下，中國人對“和漢異義字”的理解，特別是對日語新詞新概念的認識。透過這些具體考察和分析，我們才能瞭解日本明治時期使用的一些譯自西方的新詞是如何隨著《和文漢讀法》的運用大量進入漢語的。這當然也關係到漢語吸收外來詞的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按照《和文漢讀法》的釋義來理解這些新詞，將會導致怎樣的誤解。毫無疑問，這一點是關涉到中日學術交流過程中思想是否被準確傳播的大問題。
2
關於《和文漢讀法》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被迫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為了儘快從日文書刊中汲取最新的學術知識，與他萬木草堂時代的同學羅孝高想出了一套不用花長時間就能讀懂日文的“速成法”，這就是所謂的“和文漢讀法”。利用此方法，他將大量的新概念、新思想積極而迅速地介紹到自己編輯的中文雜誌《清議報》《新民叢刊》《新小說》上去。
《清議報》
翻檢丁文江、趙豐田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梁啟超初到東京就開始學日語，“當時大隈（重信）左右如犬養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時有來往，併力為講解日本文法”。該年譜的1899年開頭還引用了羅孝高的《任公軼事》中的一段，提到梁與會日語的羅普（即羅孝高）一起編輯《和文漢讀法》一事：時任公欲讀日本書，而患不諳假名，以孝高本深通中國文法者，而今又已能日文，當可融會兩者求得捷徑，因相研索，訂有若干通例，使初習日文徑以中國文法顛倒讀之，十可通其八九，因著有《和文漢讀法》行世。雖未美備，然學者得此，亦可粗讀日本書，其收效頗大。另外，在《清議報》第10冊（光緒二十五年二月，1899）中，梁啟超親自撰寫的《論學日本文之益》也說：“餘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原文是：“餘之所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日本文漢學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閡矣。餘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由此可見，該書應是梁、羅合作的產物。
夏曉虹在追索《和文漢讀法》的來歷時，主要將1901年上海出版的“辛丑八月無錫丁氏疇隱廬重印本”和京都大學藏“夢花盧氏增刊本”加以對比，搞清楚了該書是按照“梁啟超《和文漢讀法》（1900）憂亞子增廣《再版和文漢讀法》丁福保重印《（增訂第三版）和文漢讀法》（1901）京大藏夢花盧氏增刊本《和文漢讀法》”的軌跡不斷改版重印的。但關於1900年初版的情況只是根據《清議報》第64冊（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1900）刊登的《和文漢讀法》廣告的推斷而已，尚未發現實際原本。
目前最容易看到的京大藏“夢花盧氏增刊本”《和文漢讀法》一共有109頁，分為42節，無前言和目錄，出版年、出版地均不詳。全書基本上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從第1節到第37節共20頁，介紹日語語法。第1節首先說明日語應該怎麼讀，原文曰：“凡學日本文之法，其最淺而最要之第一著，當知其文法與中國相顛倒，實字必在上，虛字必在下。”從第2節到第15節則依據當時的日語語法書逐個分析了名詞、動詞、副詞和助動詞等。第16節以後論及動詞的活用，認為“我輩於其變化之法，皆可置之不理。但熟認之知其為此字足矣”，竟大刀闊斧地將活用詞尾裁減掉了。這一點在其語詞釋義中已有所反映，例如日語“不速ニ”在辭典《言海》裡解釋為“無骨ニ。才能足ラズ”，意為“沒本事”。而在《和文漢讀法》裡卻只取其漢字而無視詞尾變化，將表示否定的“ラズ”去掉，被譯為“才能足”，意思正好相反了。也就是說，梁啟超認為日語動詞的活用用法不妨忽略，只要理解了詞語的詞幹以及句子的整體結構便足矣。
第二部分為日中語詞對譯，由第38節第6表“和漢異義字”對照表、第39節第7表“和漢同訓異義”及其使用注意點（第40節）、第41節“和文漢字假名混合語”、第42節“日本國字”等部分組成，約89頁。其體裁與1901年上海廣方言館出版，印有“辛丑八月無錫丁氏疇隱廬重印本”字樣的北京圖書館（現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和文漢讀法》相同。據夏曉虹的研究，京都大學藏“夢花盧氏本”在出版年月上要遲於丁氏本，兩者均為109頁。
實際上，圍繞《和文漢讀法》的討論幾乎都是根據京大藏“夢花盧氏本”展開的，於是便產生了各種誤讀和誤解。比如有人認為，如此規模的日語學習教材，對於渡日不久的梁啟超來說，僅憑他自己的力量恐怕難以完成，於是出現了非梁所著的說法。也有人認為，書中收錄瞭如此之多的詞彙（1705條及其對譯），而且都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順序排列，根本不可能是“一夜作成”的。也有論者從內容的誤譯以及某些日語解釋不倫不類的情況來看，斷定梁的日語水平不過爾爾等。這些問題其實都出在第38節的“和漢異義字”上，因此，本章也準備主要就這部分展開討論。
《康熙字典》
在追索《和文漢讀法》的早期版本過程中，筆者在友人的幫助下，首先關注到日本無窮會大正四年（1915）春，平沼騏一郎男爵將個人購進的日本神道、國學領域大家井上賴國博士死後遺留的全部藏書35萬餘冊，加上自己迄今所有的藏書一併捐出，成立無窮會。井上賴國生於1839年，青年時代學習漢學和日本古醫道。後為設立皇典講究所而盡力，擔任《古事類苑》編纂顧問，並主持私塾神習舍，為培養擔負國家未來的青年傾盡心血。收藏的《和文漢讀法附譯書彙編敘例》一書。該書由東京秀英舍於明治33年（1900）出版，是一冊55頁的單行本，內容為上述丁氏本和京大本的一半，編者為沈翔雲沈翔雲（1888~1913），字虯齋，浙江烏程人。早年肄業於武昌自強學堂，1899年官費赴日留學，與孫中山、梁啟超等有交往。庚子參加自立軍起義，事敗僅以身免。回日本後，作長文駁斥張之洞的勸誡留學生書，主張革命，發起勵志會，創辦《國民報》，謀組國民會，提倡民族主義。復南遊新加坡，謁僑商邱菽園，勸其拋棄保皇，皈依革命（參見張磊主編《孫中山詞典》“沈翔雲”條，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423~424頁）。1911年11月上海都督府成立，出任參謀。南北和議告成後回鄉。“二次革命”失敗後遷居上海。1913年在袁世凱令上海護軍使楊善德大興黨獄時被殺害。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圖書館亦存有其複製本。從年代來看，這是當時（2008年初）發現的最早的本子，而且據夏曉虹推測，它有可能是初版。透過對它的分析，至少能夠澄清幾個至今不甚明朗的問題。
平沼騏一郎
該書為22。2cm×14。8cm的直排活版印刷，封面上除了標題“和文漢讀法”外，還用小字標有“附譯書彙編敘例”。此外還有疑是當初收藏者的署名手跡Nyi Kyiuh Suin，以及兩處圖書編號11693（縱1693）。
第一頁如下文所示是一篇“勵志會敘”，加蓋有“無窮會神習文庫”以及井上賴國的藏書印。其敘文曰：沈君既印《和文漢讀法》，以為內地讀東文者助意良厚也。第沈君所印數百本，不足應來者之求。同人因謀更印多本，廣其流傳。以原印第六表所列和漢異義字，尚多漏略，搜輯增補者二百餘條，始於和文中常見之異義字十得八九，亦讀者之一便也。庚子六月勵志會敘。僅從此勵志會敘文來看，可知本書已並非初版，而是在第6表上新增了二百多詞條的增補版。再來看編者沈翔雲的序文：讀日本書之益人知之矣。戊戌之秋，吾郡創設學堂之議已寢，乃集同志私立東文學社，不三月而解散。然而社中人士欲學東文之願未嘗衰也。翔雲乃往湖北學武備，今夏四月東渡來遊，而留學之士已糾合同志開會譯書。……《和文漢讀法》一冊，字不過三千言，而指示讀和文之法簡要明晰，苟通東文字母者，一讀是冊，未有不能讀東籍者。第輾轉傳抄，不著作者姓氏，書中有印粵語者，意其粵人歟。翔雲亦志讀東籍，而未通東文之人也。既得是冊，因念吾郡同志之憾，更推念他郡他省同志之憾，急付排印以代手寫，將以貽我內地之同志焉。譯書彙編敘例及簡明章程附後。凡我同志或不棄歟。光緒二十六年五月烏程沈翔雲。從該序文中也可以知道：一是沈翔雲說的初版《和文漢讀法》“字不過三千言”，那麼這對於文章練達的梁啟超來說在“一夜之內寫完”完全是可能的。二是沈翔雲僅為編輯兼發行人，正如他自己所說，“輾轉傳抄，不著作者姓氏，書中有印粵語者例如第６表裡的“程ド（地位也）猶粵語‘咁樣’之意，實亦毫無意義也”。，意其粵人歟。翔雲亦志讀東籍，而未通東文之人也”，這其中正暗示著真正的作者是廣東出身的梁啟超，據羅孝高《任公軼事》，梁啟超亡命日本時，“輒改取一日本姓名，以避內地耳目。任公因讀吉田松陰之書，慕其為人，因自署吉田晉，其與內地知交通函多用此”。（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冊，第177頁。）即不敢掠人之美的一種含蓄說法。據此，我們基本上可以推斷《和文漢讀法》確為梁啟超所作。
序文之後，另起一頁進入正文至51頁，“和文漢讀法”的標題之下便是第一節。內容大致上和後出的增補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第38節。在最初的三行說明之後，京大藏“夢花盧氏本”接下來應該是“茲和漢異義字，照《康熙字典》例分門別類，以便學者易於檢查”，但在該書中卻不存在，後面緊隨的是第6表。
因此，其後所附的“語彙一覽”不像京大藏“夢花盧氏本”那樣“照《康熙字典》例分門別類”，而是無序地按一頁12個詞（一詞一行）的格式排列，共列出294個詞。這個數字與京大藏“夢花盧氏本”的1705個詞相比，剛夠後者的1/6。
正文之後第52頁還有日本人坂崎紫瀾。坂崎紫瀾（1853~1913），小說家、新聞記者。本名斌。出身藩主侍醫之子，作為《譯書彙編》的編輯兼發行者一直支援著沈翔雲的出版事業。其住處與沈翔雲處僅一街之隔。撰寫的跋文：今沈君東航來學，活印《和文漢讀法》一書以便同人。使餘校讎之，亦從粗入精之階梯矣。夫漢文和讀與和文漢讀，其法雖異，古今一揆。餘於是方深感東西同文之誼焉。日本南海紫瀾漁長跋。其後接著第53~55頁是《譯書彙編敘例》該《譯書彙編敘例》意味著譯書彙編社活動的開始，沈翔雲序文中“今夏四月東渡來遊，而留學之士已糾合同志開會譯書”正指其事。現在有關譯書彙編社的研究多將1900年末《譯書彙編》的發行視為其活動開始，但至少從沈翔雲的《和文漢讀法》的印行始，其已經開始進行公開活動。另外其《譯書彙編敘例》的宗旨說明部分，似乎與矢野龍溪的《譯書讀法》也不無關係。以及《簡明章程》，最後是譯書彙編發行所的地址和“同人公啟”的落款：
一 各處來函請徑寄日本東京本鄉區東片町一百四十五番地譯書彙編發行所不誤。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同人公啟
最後封底為：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四日印刷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廿七日發行
編輯兼印行者沈翔雲
印刷所株式會社秀英舍
發行所勵志會譯書處由此可知勵志會的早期活動著重於翻譯新書，其宗旨亦可見於《譯書彙編敘例》。現在一般對其解釋為：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由部分留日的中國學生組織的第一個愛國團體勵志會在日成立。會員40餘人，由戢冀翬、沈翔雲等任幹事；主要骨幹有曹汝霖、章宗祥、吳祿貞、傅慈祥、秦力山、楊廷棟等。該會初建時，“尚無革命與不革命之分”。曾訂立會章五條，“不外以聯絡感情，策勵志節為宗旨，對國家別無政見”。該會成員初期傾向維新，但又與孫中山革命黨有所接觸。自立會謀劃起義時，許多會員回國參與自立軍活動，傅慈祥等會員死於起義。起義失敗後，戢冀翬、沈翔雲等返回日本，開始遠康、梁，而近孫中山，並創立《譯書彙編》和《國民報》等刊物，革命色彩逐漸濃厚。到光緒二十七年初，勵志會進入最興盛期。是年六月，清廷推行新政，有“酌用東西洋各國留學畢業生”之議，勵志會遂發生分化，激進派戢冀翬、沈翔雲、秦力山等走向革命，而章宗祥、曹汝霖等投靠清廷，勵志會旋解體。由此明確可知此書發行地點是日本東京，爾後發行所又換過幾處地址。
《譯書彙編》
對以上標記的日期不妨再做一次整理。沈翔雲的序文中提到“今夏四月東渡來遊”，而序文日期標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那麼可知沈翔雲是在其赴日後不足一月就刊行了這本《和文漢讀法》。此後，他曾一度返回國內參加獨立軍起義，再次來到日本是在八月以後了。庚子自立軍失敗後，逃回日本的沈翔雲等人成立勵志會，連續開會演說，皆欲繼承唐才常的遺志。事為張之洞偵知，致電駐日公使李盛鐸和留學生監督錢恂，要求查辦。（《致東京李欽差》《致東京錢念劬》，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3，第626~627頁。關於勵志會，參見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三聯書店，1995，第148~155頁。）11月14日，李盛鐸覆電稱：“勵志會始自去秋，專為研究學問及譯書而設，月聚一次，演說皆系學問，未及國事。惟本年六月有由鄂來東學生沈翔雲赴該會演說，語多悖謬，刊入《清議報》。”（關曉紅：《陶模與清末新政》，《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同時，如果相信該書的日期標註是事實的話，“今夏四月東渡”則與其履歷中記載的1899年留學日本一事是相矛盾的。而僅僅一個月之後的陰曆六月，勵志會同人就對其初版進行了增補再版，並於明治33年（1900）7月24日付印。明治33年7月24日當為陰曆六月三十日。故與沈本勵志會敘所標記的庚子六月是相一致的。夏曉虹《和文漢讀法》一文引用的《清議報》第64冊（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上的一則廣告《和文漢讀法告白》稱：此書指示讀日本文之法，簡要明白，學者不費數日之功，便可讀日本文之書籍。寓東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茲由本館代售，每冊定實價銀兩毫，不折不扣。外埠郵費照加。上海寄售：拋球場掃葉山房書坊。這裡所說的“指示讀日本文之法，簡要明白，學者不費數日之功，便可讀日本文之書籍”。與沈翔雲序文中的“指示讀和文之法簡要明晰，苟通東文字母者，一讀是冊，未有不能讀東籍者”如出一轍。而且該廣告此後也一直刊登在《清議報》上（第65~67冊以及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發行的第98冊），在“本館發售及代售各書報價目”也能看到有“和文漢讀法，全一冊，二毫”的廣告。筆者試圖查清勵志會增補本《和文漢讀法》的價格以證實兩者的關係，但實際檢視無窮會原版，竟無一處標價，只好存疑。而《清議報》到第100冊（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時，便出現了夏曉虹所言的兩本同在的情形：有趣的是，在《清議報》第100冊的《譯書彙編》廣告上，竟然同時出現了《和文漢讀法》的兩個版本，列於第一種的應該是梁作的初版本，與“憂亞子”的增廣本相比，亦為“全一冊”，不過“定價大洋二角”。更為奇妙的，當屬此《和文漢讀法》的著作者署“本社同人編輯”。看來，譯書彙編社成員中不乏梁啟超任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校長時的學生，故《清議報》與之關係非同一般。由此我們知道，該《譯書彙編》廣告中出現的由“本社同人編輯”的《和文漢讀法》正如上文所記，既不是梁啟超執筆的初版本（此活字版不存在），也不是指沈翔雲編印的最初的活字版，而是指我們上面描述的勵志會增補本。而且，同時刊登的憂亞子增廣的《再版和文漢讀法》至於憂亞子為何人，眾說紛紜，尚無法確定。
這麼看來，正如梁啟超自己在《清議報》第10冊（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上發表的《論學日本文之益》裡面所說，己亥（1899）春他的手稿已成，並開始供不少人抄閱了。到次年，當他正在海外時，該書的活字本便由沈翔雲編印問世了。我們可以將其版本變遷歸納如下：梁啟超手抄本（1899年3~4月）沈翔雲編印《和文漢讀法》（1900年6月）勵志會增補《和文漢讀法》（1900年7月）憂亞子增廣《再版和文漢讀法》（1901年11月中旬以前）丁福保重印《（增訂第三版）和文漢讀法》（1901年9~10月）京大藏夢花盧氏增刊本《和文漢讀法》（1901年12月～1902？）。憂亞子的“增廣”可能是受了勵志會“增補”的啟發，而且從其增補幅度之大來看，恐怕需要將近一年的時間吧。
從到，在不足兩年的時間內，又是增補又是改版，至少有五種版本問世，這當然是順應了時勢的需求。而且在日本增補印刷之後，又在上海重印發行，這使得該書的傳播及影響擴充套件到了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