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當你垂垂老矣,會怎樣回顧自己的一生?2013年,88歲的詹姆斯·索特出版了他最後一本長篇小說——

《這一切》

故事始於“二戰”尾聲一艘駛往沖繩的艦艇,主人公鮑曼是一名年輕的海軍軍官。之後的幾十年,他回到紐約成為一家出版社的編輯,在圖書交易、文學事業和一場又一場晚宴聚會中安身立命。他結婚又離婚,新戀情接踵而來,肉體激情週而復始,也經歷了殘酷的背叛。老友們漸行漸遠,房子買下又賣掉,父母離世,愛的紐帶褪色凋零。當我們最後一次見到鮑曼,他已到了認真思考死亡的年紀:他想要再回太平洋,那裡“有他生命中唯一勇敢的部分”。

看完《這一切》很難不心生惆悵——原來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過去了,而這一切,被索特賦予了史詩般的品質。

主人公與索特的經歷何其相似,在現實世界裡,索特先是成為軍人,然後才成為一位小說家,譯者劉偉在今天的這篇文章中寫道:“在生命的末尾,索特似乎要窮盡自己這一生的表象,他創造出自己的最後一個主人公,讓他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再品嚐一遍他品嚐過的愛與死。”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

再品嚐一遍他品嚐過的愛與死

文/《這一切》譯者 劉偉

01

1998年,73歲的美國作家詹姆斯·索特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名為《燃燒的日子》(Burning the Days)。在這本書裡,他描繪了自己的出處身世、少年時光,還有成年後在電影界和文學界闖蕩的日子。他也把相當的篇幅獻給了空軍歲月。

索特遵從父親的意願讀了西點軍校,等他畢業的時候,“二戰”已經結束了,但他繼續留在軍中,作為佔領軍遊歷了歐洲、北非和南韓。軍旅生涯不可避免地充滿了嚴酷的挫敗和真正的犧牲,但也讓他免於日常的羈絆。他白天飛躍崇山峻嶺,晚上則過著美國大兵縱情享樂的生活。寫作的夙願也在這段時間結出果實。索特以朝鮮戰爭為背景完成了第一部小說《獵人們》,很多年來,這本書都以對飛行的精彩描述而在美國軍事界享有聲譽。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1956年,索特的處女作《獵人們》

不過,回憶起這段日子,索特語調中總帶著一絲苦澀,他說自己過得並不愉快,不愉快的意思可能是,他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樣功勳卓著,至少不像他的戰友埃迪·懷特(Ed White)那樣,優秀到能代表美國去執行第一次太空行走任務。當索特在電視上看到這歷史性的一幕時,他寫下了不乏嫉妒的文字,其真實和尖銳,值得被引用在此:

我緊張而沮喪。我覺得胸口痛,覺得自己一夜白頭。懷特被一根鬆鬆的繩子系在航天器上,正在慢慢轉身,頭朝下顛倒著。我嫉妒得要死——他在摧毀希望。無論我將來做什麼,都不會這樣震撼人心。我感覺到一種孤獨和恐懼。我想回家,希望在結束前再次見到孩子們,我確定事情就要結束了。我覺得自己有了自殺的念頭,已經準備好流下眼淚了。他在渾然不覺之中對我做下這一切,就像一個穿過馬路的女人,用鞋跟把一顆顆心碾得粉碎。

他向五角大樓遞交了辭呈。但之後很久,他還像在一場大夢中醒不過來。“所有對我有意義的東西——五角大樓、喬治敦、飛出安德魯斯、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拋得一乾二淨。我感到絕對的悲哀——悲哀和失敗。”

如此濃烈的苦澀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讓我感慨事情何至於此,他不是立志成為職業作家嗎?還有比寫出《光年》這樣的作品更重要的事嗎?也許,軍人生涯對索特的影響比我們想象中要大,可能接下來的任何一段生活都是,他日後在作品中體現出來的超然不是與生俱來的,其背後有各種亂流。他把自己交給際遇但又不能不察,他在意自己在時代洪流中的位置,也在意每一種由歷史秩序推動的生活的偶然性。也許,

正是這種在意,造就了一位作家。

02

2013年,88歲的索特出版了他最後一本長篇小說,即《這一切》。

這本書是以戰爭開始的,而且是“二戰”太平洋戰場上最殘酷激烈的部分。

在幾如歷史書一樣凝練的節奏中,主人公鮑曼出場。他是一名海軍,參加了沖繩島海戰;他十分忠誠,盡職盡責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對上級和戰友都懷有很深的感情。儘管目睹了戰爭最慘烈的一面,但他代表正義的勝利者,回到故土時帶著英雄般的榮耀。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這一切》

[美] 詹姆斯·索特 著;劉偉 譯

對戰爭的正面描述只是此書的序幕,在後面的篇幅中,戰爭像個重複的夢境一樣不斷閃回,強化著人物的自我認同,塑造著他的時間感,也幫他在生活中找到同類,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英雄,哪些不過是投機客:“他參加過戰爭,他的人生因此變得更加完整。”“他毫髮未損逃脫出來的戰爭,賦予了他生存的合法性。”甚至生活中那些篤定、歡欣的部分,多少也要拜戰爭所賜。

相比二戰後的種種苦難史,這多少有些刺目,但它構成了戰後美國社會氛圍的一部分。

誠如託尼·朱特所言,在二戰中,美國避開了一切,美國人在遠比別人更有把握的情況下經歷了20世紀。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及其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更加富裕,而不是更貧窮。由此產生的後果是,託尼·朱特接著說,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仍然賦予軍事力量以輝煌和崇高地位的國家。這種榮耀也經常閃現在鮑曼身上,解釋了他那些難以名狀的、甚至有些赤裸裸的優越感。

選擇以真實的戰爭開場,註定這部小說將染上一些現實的色調,與歷史建立起千絲萬縷的聯絡。

和《光年》那般專注地沉溺於私人生活不同,這一次,索特筆下的人物也有了真實的歷史地理座標,被迫經歷現實種種。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1975年,50歲的索特

剛剛出版了《光年》

他毫不避諱地把納粹軍官和知名作家擺到面前供人們談論,用地域的、種族的、階層的衝突來試探他們的反應;他公開談論金錢,金錢驅動了這部小說裡很多人物的行動;他頗為儉省地提到了幾次年份,除了為敘事建立起更穩固的架構,還起到了一種“擦洗”的作用,把鏡頭擦洗乾淨,令視野更加清晰。哪怕歷史只是個影子,但它投射到生活的水面上,改變了漣漪的方向:

晚秋時節,他吃完午飯回辦公室。天越來越冷,街上一張張臉龐被風吹得更加清晰。天空沒有顏色,建築物的玻璃閃著光,一如每天的早些時候。辦公室安靜得出奇,大家都出去了嗎?令人恐懼的凝滯。他們沒有出去,而是在聽新聞。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總統在達拉斯遭到了槍擊。

這是一段典型的索特式描寫,時間的流逝不是線性的,事件的發生不再僅僅由動詞推動,事件化為畫面,在色調的明暗轉換間流動向前,又最終熄滅。這段話出現在某章末尾,在這一章,鮑曼與英國女人伊妮德的婚外戀情發展到巔峰,又隱藏著不安,這段戀情寄託了鮑曼對歐洲生活的渴慕,也寄託了他對一種漫遊式的生活的嚮往,這兩者都像夢一樣,是罩在真實生活上的面紗。

但就在這樣一章的末尾,索特插入了一個真實事件、一個簡短如新聞標題的句子。

敘事像繩子一般收緊,套在主人公身上,也套在讀者身上

,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合流,冷暖交錯間,故事顛簸了一下,你感覺恍了個神,又感覺突然回過神來,你會不由自主回到書的起點,掐指計算故事所對應的真實的尺度,感慨鮑曼竟然已帶我們走出了這麼遠。

03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一切》看做一本男性成長小說,只不過它與傳統的成長小說逆向而行:

它有一個猛烈的、熔爐式的開端

,主人公的性格迅速成形,但他之後的經歷不再是冒險,而是落入日常生活無處不在的細微波瀾,對最初的英雄形象構成了挑戰。這些挑戰大部分來自於他人。在這部小說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色是純然功能性的,他們不只為鮑曼存在,那些只出場一次的南方種植園主、希臘賭徒、做了別人第N任妻子的年輕女孩乃至婚禮上的服務生,都帶著他們不容侵犯的完整性。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尤其是女人。

我們看到,無論是薇薇安,還是伊妮德,或是克莉絲汀,她們甫一出場就攜帶著豐富的社會性。她們有出生的家庭,有成長的自然環境,有社會階層的種種印記,甚至,她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都不是鮑曼,這個並非鮑曼的人或物構成了她們的核心人格,也註定了她們與鮑曼的愛情無疾而終。但無論如何,她們都懷有真實的慾望,與道德無涉,但她們從來不會迴避,直至嚐盡生活的最後一點滋味,這樣的“直道而行”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光年》中芮德娜的影子。

整本書中我最喜歡的女性角色是薇薇安,這不是第一次形成的。在修改譯稿的過程中,我一次次跟著她回到弗吉尼亞,回到那座沙發後面藏著幹狗屎的大宅,悽迷朦朧的五月金盃賽上,我們透過法官的眼睛看到她,像在透視一段命運,到了後來,當鮑曼的母親形容她“沒有靈魂”的時候,我覺得這個評價實在不公允。她懷著莫可名狀的激情與鮑曼結為夫妻,又選擇主動退場,這種激情是什麼呢?

我們記得,鮑曼曾經兩次去他的僱主鮑姆家裡參加晚宴,第一次帶著當時的新婚妻子薇薇安,第二次帶著新結識的女伴克莉絲汀,兩次晚宴間隔久遠,但氛圍相似:文化界人士侃侃而談,鮑姆穩固的家庭氛圍則鼓勵著這種開放式的討論。但是,晚宴之後,薇薇安和克莉絲汀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克莉絲汀順著話題興致勃勃地索求她嚮往的東西:性,最終她成功了;而薇薇安餘下的夜晚卻充滿苦澀,這成了她和鮑曼婚姻的轉折點。

我們從鮑曼的視角看到她轉過身去,

開始發射一種

疏離感

。她無法融入鮑曼的世界。鮑曼是她在酒吧裡認識的男人,“似乎擁有深度和創意”,和自己世界裡的男人完全不同,跟他結婚是一種勇氣的象徵,而勇氣,在她的社會被視為重要的美德。薇薇安這個總是不言不語的女人,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了這種勇氣:她不肯做家務,不想做一個傳統的妻子;她承擔起照顧母親的重任,十分盡責;她主動結束了與鮑曼的婚姻,那封告別信寫得十分坦誠,是書裡許許多多驚心動魄的片段之一,當鮑曼選擇秘密逃逸的時候,是她挑破了他們關係的本質;她回到弗吉尼亞,但又不肯與舊日生活同流合汙,她拒絕了法官不倦的追求,就此消失在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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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特沒有為薇薇安安排一個明確的結局,她在我們心中永遠保持著那種明麗而倔強的形象。也許索特也不知道,沒人能知道。因為很難說薇薇安是在反抗什麼,也就談不上什麼成果,但我們能感受到她在捍衛什麼,不是她父親,也不是某種古老的南方價值,也許是尚在暗處的自我。鮑曼曾在某處道破天機:“

薇安會效仿她的父親,成為她自己。

04

在感情生活中,鮑曼並不缺乏洞見,他看到了薇薇安的疏離、伊妮德的戀舊和克莉絲汀的物(性)欲,他出於不同的原因愛上這些女人,卻永遠無法抵達她們生命的核心。她們構成了他的際遇,幫他泅渡過某段河流,然後順流而下,去追尋自己的宿命。那麼鮑曼呢?又是什麼構成了他生命的核心?

《這一切》出版後,索特參加了一次讀者見面會。有人提到這本書的題詞,“

總有一天你會意識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場夢,只有那些保留在書寫中的東西,才有可能是真實的。

”這位讀者提問說,但你的主人公是個編輯啊,他並沒有寫下什麼東西。索特佯裝驚愕地說,可是我寫了啊。觀眾鬨堂大笑。

在此,索特似乎承認了這本書的

自傳色彩

。的確,《燃燒的日子》裡出現過的很多細節,又出現在了這本書中,那些原封不動的借用甚至超出了一個知名作家的自尊心所能承受的程度,因為很少有人願意這樣暴露素材的來源。在生命的末尾,索特似乎要窮盡自己這一生的表象,

他創造出自己的最後一個主人公,讓他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再品嚐一遍他品嚐過的愛與死

他創造出最後一個主人公,再次踏上新舊大陸,品嚐一遍愛與死

最大的分野在於他們的職業。離開空軍後,索特的身份一直是職業作家和職業編劇,其間有成功有失敗,但他一直是一個創造的主體,扮演著一個“上帝”般的角色。但鮑曼是個編輯,他偶然發現了這個職業,迅速在其中安頓下來。書裡出現過形形色色的出版界人士,他們志業各不相同,但鮑曼的想法好像一直很簡單:這個職業滿足了他對書籍的熱愛,又恰好為他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讓他可以過舒適的生活。他曾親口說:

身為編輯,你必須反其道而行。你必須向別人寫的東西敞開心扉。這不是一回事。我也能寫。一開始我想做記者。我可以寫封面推薦語,但寫不出真正發光的東西。要做到那一點,你必須能把其他人的作品關在心房外。

鮑曼恰恰沒那麼旺盛的自我。他不是一個創作者,他只是一個生命現場的親歷者,他偶遇各種各樣的人,忍不住去猜測他們生命中看不見的部分,努力為他們拼出一個圖景。他對人有旺盛的好奇心,有直接但不乏深刻的理解力,他在閃念之間幫許多人刻畫下了他們最根本的形象,而這種形象並不為任何一種目的存在。換句話說,

他眼中的人,只是個體,跟他自己一樣也是各種歷史偶然性的集合,但又不會降服於任何一種歷史

《這一切》出版後也遇到一些批評,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它歷數了鮑曼那些令人不齒的行為,最後說他甚至稱不上是個“主人公”。在現代小說中,一個主人公(hero)可能是最平凡的人,但也必須有所肩負,肩負一些事件、場景和際遇,他尤其需要肩負一個發現的使命,發現自己的人格,發現世界的秘密,甚至發現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或最終結局是墮落,這後一種發現縱然陰鬱,但它依然稱得上是一個“真理”,是人物自己和讀者都可以握在手裡的東西。我們沒辦法接受一個主人公不替讀者說話,不替很多人說話。我們沒辦法接受他只做他自己。

但索特把鮑曼設定為編輯,可能正是

為了讓他更充分地去生活,自由自在地遊蕩於生命之河

。記得陳以侃說過,他覺得索特可能不喜歡寫作。我也有類似的感覺,或者換句話說,傳統意義上的寫作——強調社會性的、獻身式的寫作——肯定不是索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這一切》裡出現過很多作家(或藝術家),他們總力圖創造生活之外的東西,以至於生活本身不免散發出悲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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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編輯鮑曼不是這樣的人,作家索特可能也不是這樣的人。安東尼·伯吉斯寫莎士比亞時說起職業作家,說他們在藝術上的追求往往與他們如何對待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索特正是一個佐證。他太熱愛日常生活了,更具體一些——他太熱愛他自己的生活了,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留存生活的畫面而不是相反,乃至生活常常淹沒文學,淹沒我們稱之為主旨大意的文學構成要件。

索特的文字和生活之間沒有中介,他不需要把生活轉碼成文學的任務清單,兩者的關係像攝影一樣迅猛而直接;他在很多方面都讓我想起奧爾巴赫筆下的蒙田:“他極其嚴肅地展示自己,從而闡明人類生存的一般條件……這就是人類狀況,還有其所有的負擔、問題和深淵,還有其所有的原則上的沒有把握,還有其所有的生物性聯絡。”我也常常從索特那裡讀出奧爾巴赫對蒙田下的評語:“

他喜歡他自己

”。而我喜歡這種喜歡。

至於鮑曼,他和生活之間甚至不需要文字這個催化劑,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並不仰賴其他意義之源。而他又剛好生活在一個繁榮的上升時代、紐約這樣的大都會,生活的豐富性從各個方面呈現出來,物質的精神性和精神的物質性短暫合流,互為表裡互不相欠。能如此沉浸於生活本身而不必面臨嚴苛的道德考驗,我們得說這樣的歷史機遇並沒有很多。

最後,作為固執的、非想要從書裡得到點什麼的讀者,我們還是再次回到現實,或者先回到此書開頭的那場戰爭。對日常生活的熱愛從何而來?是因為戰爭嗎?我想,還是不要建立這麼粗暴的因果聯絡了。也許本沒有因,也沒有果,坐在轟炸機裡的鮑曼和每天早上吃軟煮蛋的鮑曼本是同一個人,嫉妒戰友太空行走的索特和與妻子一同撰寫美食書的索特也是同一個人,他們共同的壯舉就是對個體生活的忠實。對日常生活保留一雙愛護兼省察的眼睛,這樣做的最低效用是讓我們謙卑,最高效用則是讓我們關心彼此、關心人的尊嚴。把自己交給偶然性並不是一種屈辱,相反,最大程度地擁抱偶然性可能正是意義的來源;

而專注地描摹這種偶然性、捍衛這種偶然性,則是文學最動人的分內之事。

編輯排版 熊Mur

配圖 《飛行家》《大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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