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評選馭下之術最高明的皇帝，清朝的雍正皇帝胤禛無疑可以排進前五名，甚至有人說他可以排進前三名。
作為康雍乾盛世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雍正的功績往往被人忽略，這可能是因為胤禩胤禵的支持者曾經對雍正繼位的合法性提出質疑。雍正“其面如鐵”，不太受文人喜歡，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又斷了很多貪官的財路，所以其歷史形象不佳，也就可以理解了。
事實上雍正也很風卻幽默，對下屬也很體貼，這兩點我們看他的硃批諭旨就可見一斑。翻閱雍正硃批諭旨，我們發現雍正在說話很接地氣的同時，馭人之術也是極其高明。比如我們熟知的李衛李又玠忠心耿耿，但雍正還是讓粘杆處密探對他進行嚴密監視，粘杆處侍衛密報後雍正的御筆硃批，直接把李衛嚇出冷汗：“皇上咋啥都知道？”
如果沒有雍正皇帝鐵腕反貪，清朝肯定會在肇基一百年左右崩潰，所謂的康乾盛世，兩朝都是虎頭蛇尾：康熙晚年怠政，留下了一個爛攤子，雍正勵精圖治充實了國庫，然後又被繼任者乾隆花了個海落河干。
雍正之所以能把一個康熙晚年的爛攤子變成乾隆初年的太平盛世，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很重要的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雍正的治國用人之術，尤其是他的兩句用人名言，似乎在今天仍有借鑑意義：
“其不敢輕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訣。”“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過疑則失人，過信則自失。”
這裡的不必信、不必疑，讀者諸君一定要斷好句，如果把不必當成一個詞，那就會產生歧義，在筆者看來，雍正的意思是要避免“必信”和“必疑”，也就是不能給予任何人完全的信任，也不能整天疑神疑鬼。
雍正這兩句用人名言，在對李衛的使用上，可謂是得到了完美的體現：即使忠誠如李衛李又玠，雍正也曾在他身邊安插了粘杆處出身的一等侍衛馬伯會做眼線，李衛的一舉一動，都不能逃過雍正的慧眼，經過一番周密觀察，雍正才包容了李衛的壞脾氣，並對李衛委以重任。
熟悉清史掌故的讀者諸君肯定知道，雍正皇帝並沒有血滴子，但卻是實在有粘杆處，就連乾隆朝的第一寵臣和珅，也曾在粘杆處當過侍衛，他說自己“上山能打虎，下海能擒龍”，還真不完全是吹牛，因為要想進粘杆處，除了身世清白之外，還必須有一身過硬的本事，比如受雍正之命監視李衛的馬會伯，就是康熙三十九年的武狀元。
馬會伯考中武狀元之後，馬上受封一等御前侍衛（武職三品），進了“尚虞備用處”，這一干就是九年。
“尚虞備用處”還有另一個名字，那就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粘杆處——此處歸內務府管轄，但總部卻設在雍親王府。雍親王是誰，想必不用筆者解釋了吧？
雍正把粘杆處侍衛外放做官帶兵，實際也是在培養自己的勢力，康熙四十五年，粘杆處一等侍衛馬會伯出任授直隸昌平參將（似乎老十三胤祥起了一定作用，昌平在哪，也不用筆者解釋），雖然是正三品平調，但參將掌兵，可比一等侍衛有用多了。
雍正剛一繼位，已經升任雲南永北鎮總兵（武職正二品）馬上趕回京城，雍正在大加賞賜的同時，還交給了他一個重要的任務：“
雍正元年，入覲，世宗書榜賚焉，曰‘有儒將風’，並賜貂冠、孔雀翎。其從弟覿伯，以山西大同總兵率師駐山丹衛，命會伯代鎮，賜白金五百。
《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九·列傳八十六》”
馬會伯在京師情況穩定之後，又接受了一個重要任務後回到了雲南永北鎮總兵任上，他除了帶兵之外，還要密切監視雲南布政使兼鹽驛道李衛的一舉一動——有不少外臣舉報李衛做事囂張跋扈，而且也沒少收黑錢（在雲南，或有餽於衛，衛又令制“欽用”牌入儀仗（《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列傳八十一》下同））。
馬會伯接到“據實回報，不可顧及情面”的密旨之後，很謹慎地用密摺專奏的形式給雍正打了報告：李衛只是性格急躁，做事不免毛躁，但還合乎禮法規矩（“欽用”牌子不算僭越），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受賄不算嚴重）。
雍正接到馬會伯的報告，雖然對李衛放了一多半心，但還是提出了嚴厲批評：
“聞汝恃能放縱，操守亦不純。川馬骨董，俱當檢點。又制‘欽用’牌，是不可以已乎
（清雍正二年九月初六《硃批諭旨•李衛奏摺》原文為‘川馬、古董之收受，俱當檢點。兩面欽用牌，不可以己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態，何須乃爾。’）
？爾其謹慎，毋忽！不避嫌怨，與使氣凌人、驕慢無禮，判然兩途。汝宜勤修涵養，勉為全人，方不負知遇！”
李衛被雍正的硃批諭旨嚇出了一身冷汗：“我收的這點東西，都是暗夜操作，皇上咋知道得這麼清楚？”
馬會伯也不用沾沾自喜，因為他監視李衛的時候，也有人監視他，而那個人很可能就是他的監視物件李衛。比如雍正還曾分別給湖南布政使（藩臺）朱綱和巡撫王朝恩分別下密旨，讓他們彙報對方的狀況。
李衛後來當上巡撫總督，也經常跟級別相近的大員“鬧彆扭”，而這種情況正是雍正喜聞樂見的。李衛給雍正上密摺：
“臣開罪範時繹
（范文程之孫、江南總督，清朝是有江南省的，原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
，又與齊蘇勒
（河道總督）
不無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跡難明。”
雍正只和稀泥而不處罰任何人，順便還要拱一拱火：
“時繹不足論，齊蘇勒與有芥蒂，或汝禮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齊蘇勒。凡審事辨公私最為不易，向日於鄰里鄉黨間先存嫌怨，則又當別論。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樞機正在於此。”
在雍正的巧妙安排下，幾乎沒有督撫藩臺臬司通同作弊的情況，像乾隆朝那樣的“甘肅監糧案”，根本就不會在雍正朝發生——過於相信就等於放縱，皇帝糊塗，臣子才會肆無忌憚。
雍正這種封疆大吏互相監視牽制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窩案的發生，而他的兩句至理名言，我們也是越琢磨越有味道：
“其不敢輕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訣。”“待人不必信亦不必疑，過疑則失人，過信則自失。”
對雍正這兩句話，讀者諸君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