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在講座上。
最近，曾一度流失海外但最終被我國追索返還的文物在國家博物館集中展出。其中很大體量的文物都是青銅器：秦公晉侯青銅器、“方罍之王”皿方罍、青銅虎鎣、曾伯克父青銅組器……這些青銅器紋飾精美、雄渾莊重，在展廳的燈光映照下熠熠生輝。
青銅器是最能代表中國的器物之一，它的形制、紋飾以及銘文等等，無不散發著獨特的中國氣息。我們該如何解讀這些沉睡兩千多年的文物？當初被鑄造的時候它們做何用？承擔著怎樣的禮制上的、儀式上的特殊功用？而密佈於青銅器身上的各種紋飾圖騰又有著怎樣的發展脈絡？它們承載了先民們怎樣的信仰和審美？
9月17日上午，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李零，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了一場名為“萬變歸一：從商周銅器看中國紋飾傳統”的講座，並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天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蘇榮譽、中央美院人文學院教授李軍對話，探討商周青銅器紋飾的源流、特徵、類別及對後世的影響。
李零擅長將考古資料、古文字資料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他曾經擔任美國芝加哥大學、美國遠東學院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出版有《入山與出塞（考古學論文集）》、《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孫子古本研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中國方術考》，《中國方術續考》等等，李零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和本次講座相關，名為《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
青銅器上紋飾的三大系統：龍、鳳、虎
研究青銅器的紋飾，是青銅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早在宋代就有學者關注紋飾問題，近現代學者如容庚、馬承源，包括當代美學家李澤厚，都討論過這個問題。
研究者可以從材質、器形、紋飾、自名、功能等好幾項來研究這個問題，很多人認為考古學家研究的型別和紋飾是一回事，其實並不完全相同。現在講的紋飾的概念，主要是一種平面裝飾，它與器物上的圓雕、浮雕、地紋等等，組成一個整體。就紋飾的要素而言，有圈紋、弦紋、C形紋、T形紋、F形紋、非字形紋、葉形紋等，紋飾的佈局，也分器蓋、器口、頸部、腹部和圈足，根據整個器物的形狀和整體性來設計。西方的紋飾傳統雖然有動物紋和幾何紋，但總的來說是以花葉為主，比如波斯的蓮花紋、棕櫚紋、玫瑰紋等等，這些紋飾都是抽象化的。
在李零看來，中國的紋飾，早期出土器物上有神面紋或者叫人面紋，比如良渚玉器上最繁複的花紋，既是大字人形，又是大人臉；石家河文化玉器和龍山文化的玉器裡，神面紋比較猙獰；人臉比較寫實的是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但目前是孤例。最近在清華大學展出的石峁遺址出土文物，其中的神面紋石刻也很有意思。這種人臉形象，可到了商代和西周的青銅器上就比較罕見，戰國青銅器上的紋飾又出現人，但不是表現臉。這種現象頗讓人費解，有學者認為就是個裝飾，沒有什麼意義，也有學者如張光直先生則主張“薩滿說”，認為這種紋飾是用來通神的。
良渚文化時期 玉琮王上的人面紋
人面方鼎
進入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發生很大的轉變，一個重要表現是獸面紋代替了神面紋。這個時期，銅器上的紋飾主要分三大類：動物紋、幾何紋、畫像紋，出現時間略分早晚，互有重疊。商代和西周中期以前，以龍紋、鳳紋、虎紋為主；西周中期以後和春秋早期以鱗紋、竊曲紋、重環紋和山紋為主；戰國流行畫像紋，出現了戰鬥紋、燕樂紋等，表現田獵、採桑、燕樂、戰爭，場面宏大，內容細密。
就動物紋而言，李零指出，中國傳統紋飾一直以龍、鳳、虎為主，而龍鳳紋是中國延續最長的紋飾。商代和西周早期流行饕餮紋，其實是龍首紋，典型特徵是有恐怖的雙眼和鋸齒狀的牙齒，突出表現的是動物的臉，特別是那種恐怖的雙眼。從商代到西周中晚期，竊曲紋、鱗紋以及眾多組合紋飾，都與龍鳳紋的演變有密切關係。
說到龍紋與饕餮紋，在李零看來，龍的原形是鱷魚。中國古代所謂的“鐘鳴鼎食”，中國的禮和禮器，多與吃飯有關，而鱷魚什麼都吃。他還用一組圖片生動展示了青銅器上各種龍的典型形象，以及“龍”字字型從甲骨文、金文到後世的演化過程。龍頭有角，龍背起脊，龍身有鱗。龍角分棒槌角、羊角、牛角、掌形角，雜糅進不同動物的角，但主體仍是鱷魚。
在《說龍，兼及饕餮紋》中，李零就專門論述過龍紋與饕餮紋的關係，《呂氏春秋·先識》：“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抱更也。”“有首無身”正是饕餮紋的特點。饕餮紋是龍首紋，包括雙角、雙眉、雙眼、雙耳和額飾、鼻飾、大口、利齒。至於虁龍紋，則是帶狀的側身龍紋。古人說夔是一足龍。這種龍並非只有一足，而是側視效果的龍。一頭雙身龍為對剖式，一身雙頭龍為顧首式。紋飾佈局，多隨器形，比如蟠龍紋就多用於盤。
饕餮紋
談到鳳紋，李零介紹，鳳分雌雄，雄曰鳳，雌曰凰。《山海經·南山經》說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鳳凰是想象的動物，他推測是以錦雞、雉雞、孔雀等雉科動物為主要模仿物件，但也糅進鷹科動物的特點，比如有時作鉤喙。這類動物有肉冠（掌形冠）或羽冠（辛字冠），長尾和彩羽。動物學家或以極樂鳥（Paradisaeidae）當之，恐怕不妥。極樂鳥自成一科，出於南太平洋的新幾內亞，中國沒有。西周中期銅器上的垂冠大鳥紋，所謂垂冠，其實是一種分叉的冠，這種當時流行的紋飾很有特色，但前有源，後有流。而所謂的夔鳳紋，其實是一種類似虁龍紋的側身鳳紋形象。
他還列出“鳳”字的甲骨文寫法，可以看到鳥頭上面有一個冠，類似孔雀冠和雞冠，重要的是，“鳳”字在甲骨文裡面就是“風”的本字，古代占卜有風角鳥情類，鳥被用來望氣候風，鳳是候風鳥。現在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的風向標，也多以雞、鳥為裝飾。
如果說，龍和鳳為中國的瑞獸，都是想象中的動物，現實中不能對等入座，那麼虎是一種真實的動物。虎紋的背後又隱藏著哪些資訊呢？李零專門寫過《“國際動物”：中國藝術中的獅虎形象》，他認為，虎是典型的亞洲動物，獅是典型的非洲動物。老虎以中國為中心，屬於典型的中國動物；而獅子是一種外來動物。中國人是借老虎認識獅子，它是從波斯和中亞輸入中國，輸入後就變成了瑞獸，也帶有想象色彩。天祿、辟邪是中國化的翼獅。“獅子一跑到中國來就給我們引進了兩個國際藝術：一個是咱們中國人舞獅子，還有一個就是家門口放兩個獅子看大門，這兩種藝術都是純粹的西方藝術，到中國以後落地生根，所以這是一種國際藝術。”
商代的虎紋有很多種，典型紋飾是殷墟石磬上的虎紋。有點像葉子，但不斷地勾連，又像大雁在空中飛。西周的虎紋是一種雙葉形虎紋，這種虎紋的使用一直可以延續到戰國時期。而東周以來的虎紋，是一種雙鉤S形虎紋，一直沿用到漢代。因此銅器上的虎紋，有時代性，但中間都是有重疊的。
“這些變化實際上非常複雜，我今天只想概括一下：雖然有萬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我叫萬變歸一，總的來說最大的三個系統，就是龍、鳳、虎。”
虎紋石磐
幾何紋與畫像紋的演變
談到青銅器上三大主要紋飾中的幾何紋，李零指出，幾何紋以點、線、方形、圓形、三角形、漩渦形為特點，講究平分和對稱。弦紋和圈紋是最早也最普通的幾何紋。商代出現的“雲雷紋”，其實是宋代人取名，雲雷紋多作饕餮紋和龍鳳紋的地紋，渦紋和非字形紋往往起中分或間隔的作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竊曲紋”，是由龍鳳紋簡化和抽象而來，所謂的“竊曲”，其實是勾著身子的龍和鳳，此名見於《呂氏春秋·適威》。另外用的很多的就是“鱗紋”，則由龍紋變化而來也非常明顯，由龍鱗演化，分長鱗（作前凸後凹形）、圓鱗（作圓果形）、複合鱗（前兩種鱗紋的組合）、穗形鱗（圓鱗出芒）四種。山紋是由四種鱗紋中的一種或兩種加雙背竊曲紋與波形帶組合。此外還有麥穗形的穗紋、瓦紋、直紋。幾何紋最重要的功能，是它適合把不同的曲線、點線組合起來，是一種複合型。
從人面紋到獸面紋，青銅器紋飾經歷了早期、商代、西周相當長時間的演變，紋飾與器形在不同時期也有重疊關係。到了戰國時期，畫像紋的出現，透露出紋飾發生的一大新變化：場面更為宏大，畫面更加複雜，人物、動物、故事更加細緻。比如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戰國宴樂狩獵攻戰紋壺，紋飾分為好多段，最下面是表現水陸攻戰，上面則複雜展現了吃飯、行旅、投壺、射箭、打獵、採桑等場面，這在以前的器皿中是沒有看到的。
從動物紋、幾何紋到畫像紋，商周青銅器上的三大類紋飾，第一類取象於動物，偏於寫實；第二類是動物的變形，偏於寫意，富於裝飾性；第三類表現人和人類生活，趨向細密、繁縟。李零總結說，“藝術的演變也經常是一樣，一會兒顯得是大氣蓬勃，一會兒顯得非常細密繁縟，在歷史上可能會交替出現，我們今天只是討論了它較早的一段，後續為我們研究更晚期的紋飾提供一種探討。”
中國傳統紋飾研究前路漫長
在隨後的討論環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徐天進教授，是主持過山西周原周公廟遺址發掘等重大考古工作的知名專家，他認為商周青銅器的紋樣，如果不能夠很好地理解，可能影響到我們對古代社會整體的認識。這方面資料非常龐大，但基礎研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值得未來有更多的人來介入問題討論。“這是一個特別有趣的領域，也是屬於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很好開墾的一塊田地。我覺得未來的空間應該很大，但是現在的確我們對整個紋樣的系統瞭解得還太少，需要討論的問題非常多。”
參與討論的蘇榮譽教授，來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長期致力於青銅技術與藝術的研究，他也認為，青銅器的紋飾無論對考古學家還是藝術史家而言，都是比較難以突破的問題，中國青銅器為什麼有這樣的紋樣，這樣的紋樣為什麼會和其他地方不同，我們去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可以一眼看到中國青銅器的不一樣，可最核心的問題是“萬變歸一”的“一”到底是什麼，他也希望從技術進化、技術突破的角度，對此進行探索和解釋。
另外，青銅器鑄造出來時是黃色的，紋飾不容易表現出來，現在發現這些紋飾是經過處理的，裡面經常進行彩繪，進行過填、鑲嵌，紋飾表現的層次和顏色是非常豐富多彩的，因此紋樣的層次感以及不同搭配，也值得深入研究。“要得出一個結論，或者一個時段，或者一個區域的階段，其實還有非常漫長的路需要探索”蘇榮譽說。
來自中央美院的李軍教授則對李零的“歸一”做了發揮，他從紋飾變化的角度推測，中國的紋飾傳統，也許是一個從“一”到“三”的過程，早期以人臉、人面或者神為中心，是以正面圖像為主的“一”，到商周則為“二”，比如饕餮紋、夔龍紋、夔鳳紋所呈現的正側二元關係，後來特別是從東漢魏晉南北朝開始，隨著佛教進入中國，裝飾系統裡出現一個完整的中央影象跟兩旁影象的關係，則演變為了“三”。這種規律是否成立，值得進一步研究。他也認同蘇榮譽所說的色彩問題，青銅器與材質、色彩系統、色彩層次，體現在一個器物上，應該討論主和次的關係，藝術史裡講圖體關係，在一個器物上同時呈現，這些角度或可對紋飾研究做出補充。
梁治平在總結時說，當我們進入到幾千年以前的世界時，不管是物質的世界、文化的世界、思想觀念的世界，我們其實是在進行一種探險，提出自己的解讀，對問題的解讀不一樣，結論肯定也非常不同。古人在器物上留下的紋飾，到底是無意識的，還是想表達某種東西，現在重新解讀起來有多少根據，這有無數挑戰性，本身就非常令人興奮，這種研究非常需要有實證精神和科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