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底，收錄來自海內外24家單位與個人藏品，1589種圖書，濃縮明末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木魚書、龍舟歌、南音、粵謳、粵劇、粵曲等曲藝與戲曲文化的《廣州大典·曲類》完成出版，成書43冊，合計32315頁。按俗文學統計口徑計算，《廣州大典·曲類》在文獻藏量上是之前收藏同類文獻之最的《俗文學叢刊》兩倍有餘，可謂嶺南曲藝、戲曲文獻整理集大成者。
民間曲藝、戲曲，是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之有關的唱本、臺本等第一手資料，是還原其完整的藝術呈現形式的重要材料。廣州的這項宏偉工程，第一次對一個文化區域內的此類材料進行了系統收集、整理，在全國範圍內開了先河。《廣州大典·曲類》是如何煉成的？請隨記者一同探秘。
案例聚焦
編輯過程有三難
意義不只在搶救
“2005年，廣州開始做《廣州大典》，分經、史、子、集。我負責集部，曲類是集部的一部分，”廣東省方誌館原館長、曾任《廣州大典》編輯部副主任的林子雄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部分相對來說比較‘偏’。直到2015年大典一期出版的時候，對於這部分，我們還是覺得比較為難。”
訪書編纂修復樣樣艱辛
首先是“訪書難”。林子雄解釋說，類似木魚書這些文藝形式，在民間流傳的版本非常多，但過去對之“看不上”，不認為是古籍。在《廣州大典》前面出版的520冊中，省立中山圖書館提供了70%的底本，但曲類呢？中山圖書館總共拿出來200來部。“有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在中山，在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家裡收集了20來種古籍。他之前在中山大學當過教授，有些收藏。在我們要出門的時候，他又拿著一大疊這些民間曲藝的本子過來，說：這個送你們吧。說明藏書家也不重視。”
“首先要了解清楚，在全世界範圍內，到底哪裡有收藏；這樣的工作，我們前後做了十年”，《廣州大典·曲類》編輯部主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黃仕忠表示，“其次是需要和藏書方交涉，是否同意複製與影印。我們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但還是沒能把所有已知的藏本全部收入。有些最初同意，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而沒有成功，例如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的部分藏本。”
為了克服這道難關，在廣州市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援下，編輯部想了各種辦法。如，主編陳建華親自掛帥，牽線搭橋，徵集到復旦大學“趙景琛贈書專藏”木魚書138種，收入78種。
“曲類除了之前收藏較少外，還因為它‘另類’”，林子雄說，“要整理，對研究才有幫助。”但無論木魚、南音、粵謳，這些東西到底該怎麼來分？這就是第二難——“編纂難”。據介紹，為找到適合《廣州大典·曲類》的編輯說明、著錄規則，編輯部反覆討論，最終選用了一套自身的編目、排序與採選規則——編目上，既參照《中華古籍總目著錄規則》，又結合曲類本身略作調整。排序上，採用筆順排序；文獻採選上，符合收錄範圍的均予以收錄；同種文獻，內容有差異者多個底本同時收錄。“不管是做圖書館也好，編圖書也好，目的都是讓想研究的人去研究，不是為了搞分類。所以只要讀者能查到，就可以了。”林子雄說。
第三難，是“修復難”。劇情劇本、粵曲曲本除有刻本、鉛印本、石印本外，也有大量的泥印本。這些泥印本一般為劇團開山之作，一般只印制十多份，是臺柱、打鑼等主要工作人員的專用劇本。編輯部從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廣東省藝術研究所等地徵集了數百種泥印本。為將數百種底本珍貴、版面欠佳的泥印本“壽之梨棗，以廣流傳”，執行主編、廣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平清絞盡腦汁，打破“不修不描”傳統，徵集民間修復高手，攻堅克難，一張張處理，花數月時間“啃”下了200餘種，終使這些模糊一團的劇本舊貌換新顏。
《廣州大典·曲類》收錄底本不乏文物珍品，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靜凈齋第八才子書花箋記》，清乾隆四十三年東莞明秀堂刻《萬宿梁蕭》以及大量泥印本等均為世之少有珍本、稀本乃至孤本。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文獻文物價值還將不斷提升。
意義遠大於發現了一批珍本
但編輯這部書的意義，並不僅僅在發現了一批珍本文物。林子雄說，《廣州大典·曲類》收入版本1500多種，在收錄的時候，思路是收入儘量多的材料，讓後來的研究者可以儘量多地看到、瞭解這些東西。“做這個事情的意義不光在國內，”林子雄說，“2018年，我在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看到一部《古巴花旦》，拍的就是兩位當地的粵劇花旦，唱的是《西蓬擊掌》。當中一位是華人，另一位是地道古巴人。可以說透過傳統戲曲，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範圍很廣大。”
“這是廣府地區的俗文學文獻第一次用整合方式整體出版，是一項規模巨大的文化工程，其意義與價值，可能還不是我們現在所能估量的。”黃仕忠說。
黃仕忠認為，廣府曲類文獻作為一個整體影印出版，化身千百，將永遠不會消失，同時意味著它們將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文化學術史”的視角。“大家都知道這些文獻的價值，但以往由於收藏分散，藏品本身頗多缺失，如果沒有對整體有一種把握，單憑所見的幾種、幾十種、哪怕幾百種版本，都難以具備評價的資格，這些品類的文獻就難以進入學術研究者的法眼，也難以真正進入‘學術史’。”黃仕忠舉例說，正如康熙間編刊《全唐詩》，才讓唐詩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文化史視野，全面推進了唐詩研究，現代學者所做的《全宋詞》《全宋詩》等基礎工程，大大推進了相關的研究。
黃仕忠同時表示，這批具有濃厚地方文化色彩的文獻集中影印出版，為文化、文學、歷史、語言、民俗、藝術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其學術意義將很快顯示出來。它對廣東文化建設的意義，也將很快突顯出來。例如，它可以直接為粵劇傳統劇目的改編與創作提供參考資源。
下一步是推動活化與利用
據介紹，廣州大典研究中心將開展一系列舉措推動《廣州大典·曲類》活化與利用。除了向相關研究單位贈書之外，還將啟動《廣州大典·曲類》數字化授權，將授權底本置入“廣州大典資料庫”，供專家免費閱覽，推動相關研究。今年11月，廣州大典研究中心擬與華南師範大學嶺南文化學院、廣州出版社、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所合辦“地方曲藝與戲曲研討會”，分設木魚書、南音、龍舟歌與粵劇粵曲專題，助推活化與利用。
此外，廣州大典研究中心將在時機成熟時規劃書志撰寫與相關書系的研究工作。
基層思考
張玉華：廣州大典研究中心館員
隻言片語“不放過”
女兒暱稱叫“大典”
曲類文獻整理，首先目錄編制就要透過工具書、網站、志書等多個途徑來收集、整理、揭示文獻。工作枯燥、呆板、含金量似乎不高，又是件瑣碎、耗時、認同感不高還不能算研究成果的工作。記得我整理過一個書目讓負責的同事徵集，她告訴我，對方看到目錄，再三讓她確認書目名單，問：“這都是普通古舊書籍，你們確定要徵嗎？”可對我來說，這些曲本劇本，哪怕是隻言片語，以後皆會成為史料，每發現一個新增書目，我就莫名地開心。文獻審校是一項細緻的工作，經常要在“故紙堆”裡搜尋來搜尋去，偶爾發現隱蔽型錯漏時，我會特別興奮，也特別謹慎。比如稿本、鈔本排版時經常會張冠李戴拼錯版，為防止錯漏，我就會舉一反三，整冊整冊清查，千萬不能給研究者留有遺憾。
編纂曲類是個耗時長又一時難以見成果的事業。但在編制出版過程中，專家、領導、研究者的信任、認同就是我們工作的動力。比如木魚書剛一準備納入大典時，打算參照《俗文學叢刊》做法，按故事時間排序。我與同事在梳理過程中發現操作性不強，建議按筆順排序，雖經過反覆，最終被專家、領導採納，讓我們倍感欣慰。《廣州大典》主編陳建華同志在多種場合肯定編輯部的工作，親切地稱呼一直參與編纂的倪俊明、林子雄、林銳、甘謙幾位專家和工作人員為“大典”媽、“典成”媽。我就是那個“大典”媽——大典編輯部成立後，我女兒是第一個出生的孩子，被暱稱為“大典”。
專家點評
餘勇：廣州市粵劇院有限公司董事長
對於粵劇創新
具有現實意義
早期粵劇表演並沒有現在這種完善的劇本，演員需要在臺上“爆肚”，也就是即興發揮。這種表演方式對演員的要求很高，除了形象、嗓子、武功這些“硬體”之外，文學修養、應變能力更是關鍵，“曲牌都一樣，但每個人、每一場唱的可能都不一樣”。這種方式現在在廣東的一些農村地區演出中還能看到，但是少了。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提綱戲”出現之後，慢慢才有了這種分場、分段的劇本，後來發展得越來越程式嚴整，大部分的唱段、對白也就固定下來了。因此，《廣州大典·曲類》裡收集的早期粵劇、粵曲和其他品種曲藝的劇本曲本，可能保留了很多原創的藝術資訊，在當下具有很大的借鑑意義。
粵劇是不斷髮展、豐富的藝術，過去沒有麥克風的時代，和今天的唱法不同；配樂上的大鑼大鼓，到今天也有了變化。粵劇院本身也在不斷整理過去的老戲、老劇本，準備陸續以各種形式推出，這就需要很大量的老戲本作為參考資料，版本越豐富越好。《廣州大典·曲類》的面世，是很重要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對於粵劇的傳承和創新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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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統籌：湯新穎、王晨陽
廣州日報全媒體文字記者卜松竹 通訊員 張玉華
廣州日報全媒體圖片記者 王維宣
廣州日報全媒體編輯 葉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