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圖凱利
考古人留下的標記
文 圖 / 何文競
2013 年筆者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安徽含山縣韋崗凌家灘文化遺址的田野考古實習。田野工作結束後領隊老師讓我們用裝滿黃沙的塑膠袋填充灰坑和柱洞，之後再將整個發掘區用散土回填。當時我們幾個同學一邊回填一邊暢想 ：或許很多年以後還會有人在此發掘，當他們看見眼前的景象一定會好奇，在什麼時候、是什麼人、出於什麼樣的目的將這裡挖成這個樣子？挖完後還給回填了起來！因此我們便覺得應該留下個字條，給歷史一個交代，寫明發掘的時間、參與的人員、出土的主要器物等資訊。之後我們便又討論起字條應該放在什麼材料裡面能儲存更長的時間，覺得塑膠袋或者金屬的盒子都不是最佳的選擇，應該還是刻在石頭上可以儲存的時間最長。苦於沒有雕刻的手藝，這個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了！當時大家覺得自己的想法比較“天真”，但在後來的閱讀中筆者發現原來很多先輩也有過類似的想法並且付諸於行動。
威廉·斯圖凱利的“硬幣”
威廉·斯圖凱利（William Stukeley，1687—1765） 出 生 於 英 國 林 肯 郡（Lincolnshire）的霍爾比奇（Holbeach），他是英國田野考古最重要的先驅之一。斯圖凱利的父親是位律師，早年斯圖凱利就讀於劍橋大學，學習藥物學，30 歲左右加入古物學界，1718—1720 年斯圖凱利先後加入了皇家學會、倫敦古物學會、皇家外科學會。當時皇家學會的主席是大名鼎鼎的牛頓，他們長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8 世紀 20 年代之後，斯圖凱利將大量的時間和經歷投入古物、古蹟調查工作中，他記錄了許多諸如土墩、巨石陣、紀念碑等遺址的資訊，其中的很多遺址現在已經消失了，他的記錄是唯一可供參考的資料。
除了調查記錄以外，斯圖凱利還在索爾茲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發掘了一系列土墩墓，他是最早為獲取歷史知識而進行田野發掘的學者之一，發掘結束後通常他會在發掘坑裡放入一些當時的流通硬幣，以留下自己曾經在此發掘過的標識和年代資訊。這樣的做法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因為後輩學者們確實在他發掘過的地方挖到過他所留下的“標記”。
威廉·坎寧頓與理查德·霍爾的“鉛板”和“銅板”
威廉·坎寧頓（William Cunnington，1754—1810） 出 生 於 布 商 世 家， 他 前 半生做紡織品生意非常成功，後半生熱衷於田野發掘，一生髮掘了超過 450 座土墩，1801 年他被選為倫敦古物學會會員。1803 年坎寧頓結識了大莊園主理查德·柯爾特·霍爾（Richard Colt Hoare， 1758—1838）， 霍 爾 對 威 爾 特 郡（Wiltshire） 的早期歷史非常感興趣，並且他十分注重透過野外調查和發掘獲取古代資訊，二人一見如故，開啟了發掘土墩的合作生涯，坎寧頓主要負責田野發掘和記錄，霍爾則主要負責資料的轉錄與出版工作。
霍 爾 在 發 掘 諾 曼 頓（NormantonDown）的土墩時曾發現過威廉·斯圖凱利留下的 2 枚半便士硬幣—1 枚威廉三世的和 1 枚 1718 年喬治一世時期的。於是坎寧頓和霍爾效仿並改進了前輩的做法—他們製作了一批方形和圓形的小鉛板和小銅板，在其一面大多戳印（鑄造）有發掘年代和發掘人姓名的首字母。待發掘結束時他們便將鉛板或銅板放在墓坑之中，作為自己曾經在此發掘過的證據。因患有肢端肥大症，晚年的坎寧頓備受折磨，他死後，霍爾繼續做發掘工作，並將之前二人合作的資料出版成書。
坎寧頓和霍爾使用的鉛板與銅板
托馬斯·貝特曼的“鉛板”
托馬斯·貝特曼（Thomas Bateman，1821—1861）是英格蘭德比郡（Derbyshire）人。1847 年， 貝 特 曼 繼 承 了 家 族 財 產，餘生幾乎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考古發掘之中。雖然只活到 40 歲，但他一生主導發掘了 200 多座土墩，另外還出資讓代理人發掘 200 餘座土墩。因為其出色的記錄、繪圖工作以及精細收集各類出土遺物，貝特曼被譽為英國“19 世紀史前土墩發掘四大家”之一。
貝特曼使用的鉛牌
可能是受理查德·霍爾的影響，貝特曼發掘完墓葬，在回填前也會往墓坑裡放入自己的標記。不同的是他的標記是一塊長方形的鉛板，上面寫著他的名字 —“T。BATEMEN”。從目前已發現的 9 塊鉛板來看，當時他們似乎沒有發現鉛板上面的拼寫錯誤—“Bateman”後面的那個“A”寫成了“E”。
皮特 · 裡弗斯的“銅牌”
皮特·裡弗斯將軍（Pitt Rivers，1827—1900）在考古學界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被譽為“現代考古學方法的奠基人”。為了留下自己發掘的資訊，皮特·裡弗斯將軍專門請英國皇家錢幣學會主席約翰·埃文斯爵士（Sir John Evans）設計鑄造了一批圓形銅牌，發掘結束後他通常會在遺址內留下一塊。圓牌正面 鑄 有 人 的 頭 骨、 鎬頭、水準儀、陶罐等圖案， 邊 緣 有 一 周 小 連珠 紋， 背 面 中 心 鑄 有“OPENED BY A。PITTRIVERS F。R。S（由皇家學 會 會 員 A。 皮 特· 裡弗斯發掘）”，下部通常鑄有年代資訊，背面周邊同樣為一週連珠紋。與坎寧頓等人的鉛板、銅板相比，皮特·裡弗斯將軍的銅牌更加精緻、美觀，資訊也更完整，看起來更像是一枚紀念幣。
皮特·裡弗斯將軍
皮特·裡弗斯將軍使用的兩款 銅牌，上圖背面多一個紀年
曾昭燏的“瘞陶片石器文”
曾昭燏先生 20 世紀 30 年代初畢業於中央大學文學系，1935 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得碩士學位。1938 年回國後曾先後參加了雲南、四川等地的考古發掘工作。1943 年出版的《博物館》為李濟先生和曾昭燏先生合編。1949 年後曾先生先後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院長，是我國早期女性考古學者的最傑出代表。1939 年 3 月—1940 年 9 月，曾先生在雲南發掘了馬龍、佛頂、龍泉等 5 處遺址，獲得大量重要的文物資料。1940 年初，雲南的田野工作即將結束，由於沒有條件將所發掘出土的所有陶片、石器帶走，又因“辛苦掘出，無人能賞”，只得將其掩埋保護起來，瘞時曾先生“於一磨石上”留下了一篇情感細膩、且頗有幾分詩意的“瘞陶片石器文”。曾先生有寫日記的習慣，她在當天的日記裡記下了這篇“瘞陶片石器文”。全文如下，
廿九年二月十四日瘞陶片石器文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駐大理工作站將去大理城。以前所掘馬龍、清碧、佛頂、中和、龍泉諸遺址古物研究已畢，而不能攜去者以及他處所得者，計石器件，陶片，瘞之龍泉峰大石泉之旁，書此貞珉，庶垂不朽，後人有掘出者幸加珍重護持，或重為掩埋、或移之善地，庶不負先民創作之艱難而瘞者保護古物之苦心雲耳。
廿九年二月十四日識
讀書時曾聽一位老師說過，數年前，那時考古工作還不太受重視，省考古所歷年發掘的陶片在庫房堆積“成山”，當時的庫房空間十分有限，而每年又會有很多新出土的陶片需要存放，無奈之下只得將早年的陶片重新埋入地下。不知當時有沒有留下一篇“瘞陶片文”呢？
（本文刊登於《大眾考古》2021年10月刊，作者為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文博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