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外語教學》2016年第3期，第109-112頁，註釋從略
轉自：大民說英語
作者：楊靜，商丘師範學院外語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典籍英譯。
摘要： 中國典籍英譯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然而，對眾多中西翻譯史著作的縱觀橫覽之下，竟然難覓中國典籍英譯史的蹤跡。西方翻譯史學家關注外譯英的翻譯史，卻對中國典籍英譯史存而不論； 中國翻譯史學家關注外譯中的翻譯史，對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也是寥寥無幾。今後，應藉助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充分挖掘史料，從實踐史、理論史和元翻譯史三個方面對中國典籍英譯史進行通史、國別史和專題史相結合的研究。
關鍵詞： 中西翻譯史； 中國典籍英譯史； 研究方向
1、引言
從現實意義上看，中國典籍英譯能夠弘揚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增強民族凝聚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同時也能夠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文化更好地參與全球文化交流，從而構建全球文化多樣化的格局。從理論價值上看，中國典籍英譯作為翻譯學的一個年輕分支，要建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體系，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回到翻譯史中去，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翻譯思想和翻譯活動，有的放矢地深化研究，完善中國典籍英譯的理論體系。同時，對翻譯史的考察，還能為翻譯實踐指明方向，幫助譯者查漏補缺，總結經驗和教訓，探尋規律。翻譯研究範圍的擴大，包括多種改寫形式，為重寫我國翻譯文學史、研究當代歷史轉型期的領袖人物及翻譯提供了新的切入點（趙文靜 2009：88）。然而，儘管中西方眾多翻譯學者都強調了翻譯史研究在確立翻譯學獨立的學科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但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卻極其匱乏。西方翻譯史學家關注外譯英的翻譯史，卻對中國典籍英譯史存而不論； 中國翻譯史學家關注外譯中的翻譯史，對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也是寥寥無幾。在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將提出中國典籍英譯史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2、國外翻譯史研究現狀及其分析
在翻譯史研究中，作為翻譯活動主體的“人”和作為客體的“文獻”都是最基本的因素（蔣哲傑 2014：109）。目前，國內外對中國典籍英譯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實踐和理論探索階段，翻譯史研究相對滯後，但越來越多的西方翻譯學者已經認識到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例如Lynne（Lynne 2007：75）強調了翻譯學科要確立它具有連貫性的研究方法，維持學科獨特的發展路線，唯一的途徑就是回到翻譯史中去，謀求新的發展，而翻譯史研究目前仍處於初期階段，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框架，但其研究前景一片光明。
國外自20世紀60年代，才陸續出版了二十幾部翻譯史著作或論文集，它們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是翻譯理論史，二是翻譯理論史兼顧翻譯實踐史，但以理論史為主，第三類是元翻譯史著作，即有關譯史的方法論、理論框架和書寫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第一類居多，如斯坦納的《英國翻譯理論史：1650-1800》、韋努蒂的《翻譯研究讀本》、羅賓遜的《西方翻譯理論： 從希羅多德到尼采》等； 第二類的翻譯史著作相比第一類較少，絕大多數是對西方翻譯理論和實踐史的描述，例如凱利的《真正的譯者——西方翻譯理論與實踐史》以及維斯伯特（Weissbort）和藤森（Eysteinsson）合著的《翻譯史讀本——理論與實踐》等，其中只有國際譯聯翻譯史委員會主任德萊爾與副主席合著的《歷史上的翻譯家》介紹了少數中國翻譯家的活動，並且在2012年的修訂版中，補充了理雅各對中國儒學經典的英譯（Delisle and Woodsworth 2012：179-186），但他主要側重翻譯西方著作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而有關中國典籍的英譯對西方文化產生的影響，並未詳細展開。第三類元翻譯史著作最少，目前只有兩部：澳大利亞翻譯學者皮姆的專著《翻譯史研究方法》（Pym 1998），以及由加拿大學者巴斯汀和班迪亞主編的論文集《勾畫翻譯史的未來——當下話語與方法論》（Bastin and Bandia 2006）。其中，皮姆的《翻譯史研究方法》是西方第一部專門探討譯史理論的元翻譯史著作。皮姆把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引入到譯史研究中，界定了翻譯史研究的物件是作為人的譯者以及他們的社會行為，並劃分了譯史研究的三個領域：1） 翻譯考古學，負責記錄和挖掘基本史實； 2） 歷史批評，負責分析前人對歷史上出現的翻譯現象的評價； 3） 解釋，用於解釋翻譯行為在特定歷史時期和地點出現的原因及其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同時也提出了翻譯史要圍繞譯者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展開的四條翻譯史原則。如果說皮姆的《翻譯史研究方法》還停留在翻譯史書寫模式和理論闡釋框架上，那麼《勾畫翻譯史的未來——當下話語與方法論》則上升到了對翻譯史學科自身的反思，使我們認識到翻譯史跨學科的獨立學科身份，以及歷史學與翻譯學正規化的互相依靠……分別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勾畫了翻譯史研究的未來藍圖（黃焰結 2012：67）。編者認為翻譯史研究在方法論上可以借鑑相關的史學理論話語，另一方面翻譯史著作本身就可以看作歷史文獻，為史學研究提供史料。
綜上所述，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了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已有的翻譯史研究成果卻集中在理論史和批評史，實踐史和元翻譯史著作相對缺乏。其中，提到中國翻譯史或翻譯家的著作屈指可數，中國典籍英譯史的著作更是無跡可尋。如果說20世紀的典籍英譯史還太過短暫，對西方文化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顯現的話，那麼，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個高峰期——17、18世紀，西方傳教士把中國典籍翻譯並介紹到西方世界，從而引起了曠日持久的中國熱，但西方翻譯史學家對此階段的翻譯史也視而不見。由此可見，西方翻譯史研究中存在著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中國典籍英譯史研究是個有待發掘和填補的空白。除了上述翻譯史專著外，還有部分期刊論文或圖書章節，涉及到翻譯史研究方法的探討。國際譯聯（FIT） 還專門成立了翻譯史研究委員會，並透過季刊Babel，致力於對各國翻譯史成果的介紹和推廣，但目前尚未發表中國典籍英譯史方面的論文。
綜上所述，國外對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幾近空白，從某種意義上，“豁然彰顯了西方翻譯史學家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民族優越感，同時也暴露了我國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覺性，沒能夠把中國文化的精華部分很好地翻譯和傳播出去”（楊靜 2013：86） 。
3、國內翻譯史研究現狀及其分析
國內的中國典籍英譯研究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逐漸引起國家和相關學者的重視，從國家戰略工程到典籍英譯方向研究生的培養，以及典籍英譯研討會的召開，我國的典籍英譯研究在翻譯實踐和理論探索方面成績蔚然。詳細內容參見本文作者其他論文，此處不再贅述。中國翻譯史研究高層論壇已於2012年11月和2014年10月成功召開兩屆，來自內地、香港、臺灣及美國等二十餘所高校的國內外知名翻譯學（史）專家和學者主要圍繞中國近代史的翻譯、翻譯史研究： 史料、方法與創新、翻譯與中西交流、文學譯介史研究等展開，標誌著翻譯史研究（包括中國典籍英譯史）開始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其中，王宏（2013）教授還提出了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編纂原則，但目前國內還沒有正式出版中國典籍英譯史方面的專著。
據作者目前蒐集到的（截止到2012年12月）國內（包括港、奧、臺）業已出版的翻譯史方面的專著和論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關西方翻譯史： 譚載喜的《西方翻譯簡史》、謝天振的《中西翻譯簡史》和劉軍平的《西方翻譯理論通史》，其餘二十多本都是中國翻譯史（漢譯外）的相關著作（楊靜 2013：86） 。其中，既有中國的譯學理論發展史，也有中國翻譯實踐史，並且翻譯實踐史著作要多於譯學理論史，如馬祖毅（1994；1998） 出版的國內第一本翻譯史專著《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1999年的《中國翻譯史》、2006年的《中國翻譯通史》（五卷本），以及孔慧怡的《重寫翻譯史》等。這些翻譯史著作，無疑都是中國翻譯史研究的夯實之作，其中，雖有部分譯史兼論了具體的寫史方法，但國內目前尚未出版元翻譯史的專著，即翻譯史的方法論和理論框架尚未形成。
在上述三十幾部著作中，僅有一部以“史”為名的中國典籍外譯史專著——馬祖毅和任榮珍的《漢籍外譯史》，其內容涵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方面面的典籍英譯活動，史料翔實，是中國典籍英譯史研究方面重要的參考書。該書集中描述《四書》、《五經》的翻譯情況，但書中多是對英、法、德三國的中國典籍英譯活動的描述，對美國的英譯者僅在59頁提到了龐德（馬祖毅、任榮珍 1997：33-69）。總之，該書作為一部史料翔實的翻譯史著作主要傾向於史實的羅列，缺乏明確的譯史方法論和理論框架，以及對翻譯史背後的文化動因的分析，並且它涉及漢譯外多種語言的翻譯史，而不是中國典籍英譯史專著。此外，方華文的《20世紀中國翻譯史》中也有一個章節介紹了中國典籍的西譯書目。王克非的《翻譯文化史論》（1997）是國內出版的唯一一部文化史和翻譯史相結合的論著，儘管它並沒有涉及漢譯外的中國典籍英譯史，但卻“更注重對種種翻譯現象、事件作文化傳播意義上的分析與解釋”（王克非 1994：10）。
國內（以港臺為主）也有部分翻譯史方面的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涉及譯史研究方法的討論，如王佐良（1987：2-3）提出了“研究譯史，不能僅敘述，要從社會背景和文化交流著眼，要結合文化（包括語言、思想史、哲人）、社會、歷史，要考察由翻譯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運動。”蔡新樂（2006：53）試圖溝通史學研究與翻譯研究兩個學科領域，強調了翻譯在重構歷史、創造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學講座教授張佩瑤（Cheung 2012：156-171）在《從二元對立到相反相濟： 談翻譯史研究的關鍵問題與太極推手的翻譯史研究路向》一文中提出歷史研究方法的三種主要取向可以借鑑到中國翻譯史的研究中來。而她提出的“推手”路向與第二種主動介入、積極干預的路向（主要是指從事翻譯史研究的後殖民主義和女性學者的路向，目的是抗衡主流派對弱勢群體、弱勢文化的大敘述。如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有同樣的目的，能改變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張佩瑤的“太極推手”的翻譯史研究方法具有極高的方法論價值，穆雷和歐陽東峰（2015：15） 從方法論的角度評價了歷史學研究方法在翻譯史研究中的侷限性和優勢，並提出建議。以上兩篇論文是國內較為突出的論及翻譯史研究方法論的文章。
香港嶺南大學王曉元2006年的博士論文《翻譯、意識形態與話語——中國（1895-1911）》從語用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等相關學科中汲取營養，構建了翻譯社會學模式，從翻譯和意識形態的互動關係中考察了甲午戰爭至清末這一階段的文學翻譯實踐史。在具體寫作方法上，他採取了史論結合，以論為主，並擷取一個時間切面，選取特定時期內的典型譯者，進行深入的個案分析，以點代面，以微見著，又高屋建瓴地從文化研究角度對特定時期的文學翻譯史研究做了全面深入的論述，為中國典籍英譯史的撰寫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寫作方法。
儘管國內翻譯界目前尚未出版中國典籍英譯史的專著，但是部分與典籍英譯相關的著作和博士論文中也零星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國內典籍英譯方向的博士論文（部分博士論文已正式出版）提供了相關的史料和理論視角；“這些博士論文，要麼選擇某一個典籍作個案，研究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翻譯和傳播，要麼選擇一個視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學的或漢學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譯概況，要麼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譯者對典籍的翻譯模式進行探討。”（楊靜 2013：87）雖然沒從翻譯史的角度系統地論述中國典籍英譯，但在史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國內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漢學史或跨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論文，也為中國典籍英譯史的撰寫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如王爾敏的《中國文獻西譯書目》、沈福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第十章兩節內容涉及18世紀《四書》、《五經》的西譯史）、武斌的《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史》、朱謙之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王寧的《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張西平《歐洲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等。
總之，國內的翻譯史研究比起國外來，實踐史居多，理論史和元翻譯史理論著作匱乏。不過，中國典籍英譯方面的著作和論文都比國外要豐富的多，相關的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文化史等著作中的中國典籍英譯史料較為豐富，但並未正式出版中國典籍英譯史的專著。
4、對中國典籍英譯史研究的展望
綜上所述，國內外翻譯學界對翻譯史的研究相對滯後，已有的翻譯史著作集中在翻譯實踐史和理論史，有關元翻譯史的論著極少。因此，翻譯史研究亟待建立健全學科體系，加強翻譯史方法論、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構建。而中國典籍英譯研究更需要從翻譯史研究中總結經驗教訓，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翻譯思想和翻譯活動，完善中國典籍英譯的理論體系。西方學者對中國典籍英譯史“存而不論”，暴露了其“西方中心主義”的優越感，同時，中國翻譯學界過多的關注外譯中的翻譯史，對中譯外的翻譯史的忽略，也說明了我國學者需要不斷增強文化自覺性，才能更好的把中國典籍中所蘊含的中國文化的精華翻譯傳播出去。因此，中國典籍英譯史研究亟待展開。
首先，要樹立中國典籍英譯史獨立的學科意識，從實踐史、理論史和元翻譯史三個方面加強中國典籍英譯史的研究，對200多年來（以1761年《好逑傳》英譯本在英國出版為始）的中國典籍英譯活動、譯本、譯者、翻譯正規化和翻譯主張等進行全面的梳理，最終完成中國典籍英譯史這一鴻篇鉅製。第二，要認識到中國典籍英譯史跨學科的研究性質，充分借鑑歷史學、漢學、跨文化交流、中西比較哲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第三，中國典籍英譯史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框架的探討亟待展開。第四，除了通史性的研究之外，還需要分國別、分時期、分專題，有步驟、分層次地進行，也可以同時結合幾種研究型別，做相關的專題翻譯史研究。如可以分為哲學典籍英譯史、文學典籍英譯史等，也可以分為美國的中國典籍英譯史、英國的中國典籍英譯史，由此，從一般性的研究進入不同國家和領域的翻譯史研究，才能真正釐清中國文化外傳的實際文化歷程和特點。我們對中國典籍英譯過程中的問題進行反思，對自身哲學文化進行再認識，加強文化自覺意識，對弘揚民族文化，保持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身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同時也能更好地促進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礎上互鏡互鑑，讓中國文化真正成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員。
基金專案：本文是2014年河南省社科規劃專案“20世紀美國的儒學典籍英譯史論”（專案編號： 2014BYY0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