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彼時還在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念研究生的戴從容，第一次讀到《尤利西斯》。
改革開放十餘年後寬鬆的文化氛圍，讓這部“20世紀最重要的英文小說”得以進入中國。1990年代，兩個最為著名的中譯本——翻譯名家金隄的“金譯版”和作家蕭乾、翻譯家文潔若夫婦的“蕭文版”——先後問世，轟動一時，成為翻譯界和文學界的一樁盛事。
作為研究世界文學的研究生，戴從容最初將閱讀《尤利西斯》視為一項任務，“不管是怎樣困難”都得讀完。同許多普通讀者一樣，對於這本艱澀的鉅著，戴從容有些摸不著頭腦。
“雖然我們經歷了1980年代，已經介紹了很多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但總的來說，我們對文學的理解還是很傳統的。讀一部作品首先會關注，用國外通行的話說就是‘agoodstorywelltold’，它是不是把一個故事講得非常精彩。我要考慮它塑造的人物是不是有價值、生動，會去找主題有沒有哲理，或者振聾發聵。”
作為現代主義文學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尤利西斯》描述了一個普通的都柏林人於1904年6月16日一晝夜間的生活。喬伊斯將主人公佈盧姆在都柏林街頭的一日遊蕩比作古希臘神話英雄人物奧德修斯的海外十年漂泊，但布盧姆不是英雄，而是一個渾身毛病的普通人。書中充斥著大量意識流手法，被視為意識流小說的鼻祖。就連中西文化功底頗深的蕭乾，1940年初夏在劍橋讀罷此書後，也在扉頁上工整地寫下“天書”二字。
戴從容記得，一開始，她只是堅定地、一點一點把它讀完，“這點毅力我是有的”。在讀完最後一頁的那晚，她合上書本，躺在宿舍床上，光線有些昏暗。突然間，眼前出現的是一幅社會全景，形形色色的人走過，“就像《清明上河圖》的震撼效果”。
這改變了戴從容對文學的認識。“我突然間意識到，原來文學還可以這麼寫，原來我們在讀一個文學作品的時候，帶給我震撼的可以不僅是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一個主題。那時我還沒有完全讀出來它的主題，但是那種震撼不可磨滅。它徹底改變了我評判什麼是一部好文學的標準。”
戴從容後來成為國內著名的喬伊斯研究專家。她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攻喬伊斯和西方當代文化研究多年，她的成就之一，是翻譯了喬伊斯另一部更為艱澀的作品、蕭乾認為“根本不可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
從2004年後，戴從容去過三次愛爾蘭，在那裡尋找喬伊斯的痕跡。無論是河邊的亞當和夏娃之家，鳳凰公園裡的惠靈頓紀念碑，還是利菲河上飛的海鷗，都像是書中的場景再現。“當我看到利菲河的時候，整個都柏林的熟悉感一下子就回來了。”
這與戴從容對《尤利西斯》的評價不謀而合。在她看來，在“天書”“禁書”等標籤之外，《尤利西斯》更像是一曲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頌歌。喬伊斯頗具先鋒意識的探索勇氣，也影響了之後一百年的許多重要作家。比如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等。
2022年2月2日，是《尤利西斯》出版百年紀念日。
1930年，詹姆斯·喬伊斯（中）在巴黎與《尤利西斯》的第一位出版商西爾維亞·比奇（右）。2022年2月2日是該書出版一百週年紀念日。（資料圖/圖）
“喬伊斯的戰爭”
南方週末：
《尤利西斯》在今天都被視為一本門檻極高的小說。一百年前，它對讀者來說應該也是很先鋒，甚至冒犯的。在喬伊斯所處的時代，這本書的出版都遭遇了怎樣的阻力？
戴從容：
其實喬伊斯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四部小說，最後一部《芬尼根的守靈夜》出版時，他的名聲已經奠定了，之前三部的出版都是非常非常艱難的。
比如說他的《都柏林人》出版，很經典的故事，就是他被一個一個出版商拒絕，有的出版商都已經印刷好了，結果又焚燬了，因為裡面有汙言穢語，對國王、宗教不敬的話。當時愛爾蘭是一個挺保守的國家，沒有完成現代化。就算《尤利西斯》後來被美國、英國接受，愛爾蘭還是沒有對他解禁。
《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也是這樣，一開始沒有多少人關注。但是喬伊斯這一點我覺得非常好，就是他很堅持，很自信。當時龐德讓葉芝推薦一些愛爾蘭詩人，喬伊斯那時已經寫了《室內樂》這些詩歌，葉芝就把他推薦給了龐德，喬伊斯在寄詩給龐德時，把《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一併給他了。龐德看了之後非常欣賞，推薦在刊物上連載，這樣喬伊斯才引起人們關注。
《尤利西斯》也是這樣，一開始也是龐德幫助喬伊斯，連載《尤利西斯》的美國刊物《小評論》是龐德聯絡的。但連載了不久，兩個主編就因刊發“淫穢作品”的罪名被起訴，雖然她們提出抗訴，但是依然不得不停止了連載。
龐德真的幫了喬伊斯很多，他不斷地向朋友們推薦喬伊斯。當時巴黎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西爾維亞·比奇女士，對喬伊斯非常推崇，決定出版《尤利西斯》，但她一開始也不是很肯定，樣書出來的時候，她把書寄給了法國很著名的評論家拉爾博，他的家族是維希礦泉水的所有者，有錢，又喜歡文化，當時在歐洲文化圈非常有名，他說好的話，巴黎的文化圈基本上就能接受。
《尤利西斯》的樣書寄出後，頭一個星期沒有任何訊息，一個星期之後，拉爾博打來電話說，我要為這本書瘋狂了，我讀了這本書，放不下，睡不著，這是一本非常優秀的傑作。這個評價，再加上莎士比亞書店自己做的商業策略，使得《尤利西斯》的銷售還是挺順利的，有的人會專門過來買書，大家都非常好奇。
南方週末：
《尤利西斯》出版之後，當時在文學界內部反響如何？
戴從容：
《尤利西斯》出版的當年，就有二十多篇評論文章，有的已經把喬伊斯當作大師了。比如說，當時在《英國評論》上有一篇，稱喬伊斯先生擁有幾乎所有同時代人和眾多前輩的仰慕和尊重。不過那篇評論也承認，那個時候喬伊斯的作品，不是文學剛入門的人能夠理解的，也不是他們能夠閱讀的。要想讀懂這部作品，必須要有一定文學修養，但是讀了喬伊斯之後會讓你文學的理解力跨上一個臺階。當時有評論就說，《尤利西斯》的出版是自哈代的《無名的裘德》以來，英語小說史上最大的事件。
必須承認，雖然《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讓喬伊斯在小圈子裡被大家接受了，可是對大眾讀者來說，是《尤利西斯》讓喬伊斯突然間被普通讀者所知道，因為此前喬伊斯沒有多少非常有名的作品。也有人稱《尤利西斯》是以最不同尋常的方式走紅的，因為他打的是“淫穢作品”的牌子。
有人認為它太骯髒了，太低俗了。有人認為語言很粗笨，說是充滿了左拉式的語言。但是我覺得這個評價應該指的是左拉他們作為自然主義者，會直接寫人動物性的一面。我上課會給學生分析，《尤利西斯》的語言極美，從具體的敘述本身來說，語言很精緻、多意，但是從表現的內容來說，確實會很粗俗。
反對的意見還有（這部小說）太難理解，除了無所事事的讀者喜歡，好色的人喜歡，其他人不肯讀的，是對智力的侮辱。有人認為結構太混亂，當然你用傳統的小說結構來看，《尤利西斯》肯定是大家無法接受的。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它太枯燥乏味，因為沒有什麼戲劇性的情節，全都是瑣碎的小事。
但是贊同的人一般也是基於這樣幾個方面，比如探索新領域的勇氣，原先從來沒有說過、做過的事情都被喬伊斯說了、做了。它對潛意識的表現是像白天一樣明晰，之前的作品是沒有做到的，似乎小說將轉向一種新的形式，他對生活的看法具有穿透力。
還有人認為，喬伊斯有特殊的能力，能夠使特殊的事件具有普遍意義。雖然寫的好像是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的生活，但是這種自傳性的經歷，卻具有普遍人類經驗的價值。
《尤利西斯》出版的標價還是挺貴的，最便宜的是100法郎，一般是150法郎，還有一個版本750法郎，當時莎士比亞書店只印了1000冊，但是很快就賣掉了，之後書價迅速上升。總的來說，可以說《尤利西斯》出現之後，無論是有文學修養的人，或者只是對文學好奇的人，全都被這部作品吸引，即便是反對的人，也不能不關注這部作品，因為它創造了全新的文學面貌，所以就算反對它也必須要知道。
所以我們“喬學界”有一個專有名詞叫Joyce’sWar，喬伊斯的戰爭——喬伊斯的書總會引起一場“戰爭”，不同的人會對他的書產生爭議。
愛爾蘭都柏林模仿恢復的喬伊斯的生活場景。（資料圖/圖）
“鍛造出民族的良心”
南方週末：
剛才你提到喬伊斯的自信，他本人的性格特點是怎樣的？因為他的寫作非常大膽，有獨創性，甚至是挑動神經的，是他的性格驅使他作出這樣的選擇嗎？
戴從容：
這個問題很好，艾爾曼的《喬伊斯傳》是喬伊斯傳記裡的經典，他對喬伊斯有過一個不是太積極正面的評價，他認為喬伊斯是一個非常自戀的人，他的母親、妻子的生活，都服務於他的需要。喬伊斯自己在家的時候，叫做SunnyJoyce，就是陽光的喬伊斯，按照書中的細節，喬伊斯在家應該還是挺開朗的，能給家人帶來快樂的。
喬伊斯確實很自我，比如他向別人借了錢，很少還的，他覺得別人就是要幫助他，為什麼？因為他是要完成一部偉大作品的。
喬伊斯一生有過賺錢的機會，他到羅馬的銀行工作，賺的錢要比他教書更多，但他受不了，覺得這樣的生活毫無意義，很快就辭職了。在貝里斯學校教語言時，如果他真的在乎社會地位和金錢，就該老老實實走這條路，但他後來基本上是以做家教為主，因為做家教教英語的時候，主要還是談寫作，對他的創作影響不大。
其實他不是很有錢，別人的資助是很重要的，你去看那個傳記，喬伊斯沒有給自己的妻子、孩子留下多少遺產，喬伊斯逝世之後，諾拉曾經為了生計，不得不把喬伊斯送給她的手抄《室內樂》賣掉來謀生。
喬伊斯不在乎這些外部的得失，因為他要把他的一生都貢獻給他認為值得的事情，而這個值得的事情，用他《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結尾的話來說，就是要鍛造出民族的良心，他要創作出他認為有價值的作品。相當於喬伊斯要把自己的生命、周圍人的生命全都交託出去，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事業。
我曾經在都柏林看到過愛爾蘭人模仿恢復喬伊斯當時生活的房間，那個房間裡沒有多少傢俱，床上放了一個旅行箱，旅行箱裡放的全都是喬伊斯記的卡片，牆上的書架放的也是。喬伊斯為了能夠把握住那些細節，記了很多很多的卡片，即便他自己的記憶力是很好的。
可以說他自私，也可以說他真的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都給了文學，才有可能創作出這麼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喬伊斯的性格是無法用簡單的善惡來歸類的。
他活著的時候，名聲並沒有今天這麼高，諾貝爾文學獎沒有給他，愛爾蘭還沒有承認他，雖說有一些小圈子的認可，可是廣大的民眾沒有把他視為大師。有人說喬伊斯那時是抑鬱的，因為他生活在巴黎，當時的文化中心，海明威在那裡來來去去，有很多文化名人，可喬伊斯不會主動參與到他們中。我想喬伊斯還是挺孤獨、鬱悶的，這是我的猜測，我從各種細節看出來。但他對自己應該做什麼，有堅定的信心，會不屈不撓地做，不懼一切得失地堅持下去。
南方週末：
前幾年有一部非虛構作品《最危險的書：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戰》在國內出版。書中的一種說法是，《尤利西斯》不僅改變了之後一個世紀文學的走向，也改變了法律對文學的定義。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還有這件事引發的漣漪？
戴從容：
有人認為沃爾西法官對《尤利西斯》的判決，改變了法律對文學的看法。我自己不是法律界的人，所以不知道法律界到底是不是真的因為《尤利西斯》而改變，說不定是我們文學界的人在誇張。
在《尤利西斯》出版前後，其實西方被稱為“淫穢作品”的書是很多的，比如勞倫斯、薩德等作家的書，其實大家都在衝擊著對淫穢的定義，所以我相信，應該不只是喬伊斯帶來了改變。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我們應該承認，就是沃爾西法官承認《尤利西斯》是合法的，讓大家不要再因為所謂“淫穢”而封禁它，這一點改變了我們整個社會對文學的看法，對性的看法，對人性的看法，這也是喬伊斯這些作品的價值所在。
這像是我很喜歡的另外一位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說的，他說，文學是什麼？如果平常的教育教給我們字母表中從A到M的說法，文學就讓我們可以把語言使用到N、O、P……意思是什麼？文學的主要作用就是開啟我們的頭腦，開啟我們思想觀念上的禁錮。
在這個層面上，《尤利西斯》的價值，不僅是改變了法律，讓法律能夠更包容，我覺得更大的價值是要改變我們整個社會，不僅對文學，而且對人性也能夠更加包容。
南方週末：
對人性也更加包容？
戴從容：
對，這是文學最重要的（價值）。我記得有一個比喻，但是我忘記出處了，說文學是什麼，文學就是在傘上開一個洞。我這樣說的時候，大家都會笑，因為傘就是保護我們不被雨淋的。但這是一個比喻，傳統的教育好像是給了我們一把傘，保護我們不被雨淋，但是也讓我們的視野侷限了。而好的作品開了一個洞，可以讓你看到傘外面的星星。所以真正的文學應該都是有突破性，開啟你的視野，更加包容的。
飛出迷宮的藝術家
南方週末：
很多人喜歡將喬伊斯和魯迅聯絡起來，在一次對談活動上，曾有嘉賓提到，魯迅當年如果像喬伊斯一樣離開本土，說不定會有更高成就。你如何理解喬伊斯這種“距離”——離開本土，去巴黎寫作《尤利西斯》，儲存下都柏林日常生活的全部細節。
戴從容：
那句話是陳丹燕老師說的。把喬伊斯視為愛爾蘭的魯迅，我是很贊同的，因為他們都探索國民性，要為自己的民族去鍛造良心。
魯迅寫作的時代和喬伊斯寫作的時代還是挺有相似之處的，愛爾蘭當時是努力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中國當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在努力獨立。當時兩個國家都處在轉折之前的黑夜，社會像是魯迅說的“鐵屋子”，喬伊斯說的“迷宮”。
所以喬伊斯自己的創作，無論《尤利西斯》還是《芬尼根的守靈夜》，他的落腳點都是都柏林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尤利西斯》裡是一個廣告經銷商，《芬尼根的守靈夜》裡是一個酒吧老闆，但他真正關心的其實都是人性是什麼，人類的命運是什麼。
喬伊斯看到了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個事件、某一次得失，布盧姆在乎的不是說當天下午衝回家去，把妻子的情人打一頓，他考慮的不是這個。離開了現實的糾纏，他能更本質地思考人性和人類歷史的命運。這是喬伊斯的選擇。
喬伊斯的選擇和魯迅先生的選擇，誰對誰錯很難說，因為他們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至少喬伊斯有足夠的時間去寫《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這樣的鉅著，這是要耗費時間和精力的，他只有離開愛爾蘭才能夠創作出這樣的作品。
我很贊成陳丹燕老師說的，如果魯迅離開的話，他會有更多的時間。以魯迅先生的文筆，對人性的洞察，寫出這樣兩大部作品，應該是能夠做到的。我覺得要是魯迅先生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他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影響會更大。
“他要讓人看到更多星星”
南方週末：
你在為《尤利西斯》寫作的導讀中，認為它是“天書”、是“禁書”，也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頌歌，詩人希尼也認為，這座文學的豐碑，用語言儲存了都柏林日常生活中“全部的痕跡”。能否展開說說其中的精妙之處？
戴從容：
我覺得不是有哪些精妙之處，而是處處都有精妙之處。比如他寫康尼神父一路走過北灘路：
雜貨店的老闆威廉·蓋拉格爾站在店門口跟他打招呼，同時聞到一條條醃豬肉和一桶桶黃油的氣味。他經過了菸草店，店牆外靠著新聞板報，報道紐約發生的一樁慘案，在美國這類事件經常發生，不幸的人們就那樣毫無準備地死去，不過真誠悔過也能獲得倖免。
康尼神父走過丹尼爾·伯金的酒館，有兩個沒活幹的男子懶洋洋地靠在窗前，他們向他問好，他也向他問好。康尼神父路過奧尼爾殯儀館，看見科尼·凱萊赫嘴裡嚼著一束乾草，正在流水簿上划著算賬。一個執勤的警察向康尼神父致敬，康尼神父也向他還禮。
在尤克斯泰特豬肉鋪裡，康尼神父看見整整齊齊排在一起的白黑紅三色豬肉香腸，彷彿彎曲的管子，逗留在查爾維爾林蔭道的樹下，康尼神父看見一條船泊在那裡，一匹拉縴的馬，低垂著頭站在船邊。船工戴著一頂骯髒的草帽坐在船上抽著煙，凝視著頭頂的一根楊樹枝。
我不知道你讀這三段是什麼樣的感覺，看著好像很無聊，就是康尼神父一路走，經過了一個個人。但是他把愛爾蘭各種人的形態、氣味，像是視覺一般全都呈現在你眼前，在酒館邊沒有活幹的男人，懶洋洋地靠在窗前抽菸，打發時間，我只要讀到這一句話，我眼前就能夠跳出這樣的場景。
當我讀到這種畫面的時候，表面看是一個羅列，是文學必須要避免的流水賬。但是喬伊斯這樣寫的時候，他的節奏掌握得非常好，比如讓人們打一下招呼，因為跟神父打招呼是當時的一個習慣，神父回禮也顯示了康尼神父是和藹可親的神態。
午後陽光照耀下平靜的，又有點慵懶的都柏林生活，透過喬伊斯的描寫就能夠體現，所以喬伊斯的結尾就是“好一派田園風光”。讀到這裡，我會有一種心動的感覺，我們平常在感官上能感受到、但沒有進入到我們大腦的感覺，喬伊斯把它給寫了出來，而且是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
南方週末：
《尤利西斯》還有一個特點是它的文體實驗，讓文學逼近極限。梁文道曾說，“《尤利西斯》之後，再沒有什麼事情是小說做不到的了。”這應該怎麼理解？
戴從容：我大概記得梁文道老師說這句話的上下文，主要是指喬伊斯表現生活的勇氣，就是此前文學不敢表現的生活內容，喬伊斯都敢表現出來，比如說屙屎、放屁這樣的東西，他不是隻寫有這件事情，而是敢寫它的過程，這一點是非常有勇氣的。
至於說文體實驗，《尤利西斯》是一個非常大的文體實驗。我們一般都把《尤利西斯》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但其實用意識流小說（的概念），根本就框不住《尤利西斯》。
從第七章開始，每一章都有不同的文體，所以他的實驗性只能用萬花筒來形容。至於說《尤利西斯》讓文學逼近了極限，在我看來喬伊斯把文學逼近極限的不是《尤利西斯》，而是《芬尼根的守靈夜》。喬伊斯一個很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做各種事情都有勇氣把它推到極限，喬伊斯的四部小說《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靈夜》，沒有任何兩部風格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喬伊斯從來沒有停止發展自己。
他如果要賺錢的話，完全可以重複，寫出一百多部作品，賺很多錢。他從來不停止文學的探索，每一部作品都比前面的作品難，更突破人們的想象力，而他的貢獻，就是前面我說的，他不僅僅是在內容上要讓我們對人性更加包容，對文學更加包容。同時在形式上，在語言上，他都要讓人能夠看到星星，看到更多的世界。
6月16日是《尤利西斯》主人公佈盧姆在愛爾蘭街頭遊蕩的日子，如今成為愛爾蘭民眾每年慶祝的“布盧姆日”。圖為2013年6月16日一位愛爾蘭書迷裝扮成布盧姆。（資料圖/圖）
“把各種語言、文化交織在一起”
南方週末：
2012年，巴西暢銷書作家保羅·柯艾略曾經猛烈批評《尤利西斯》徒有形式，對文學毫無益處，當時你有發聲。你覺得《尤利西斯》到今天還有爭議嗎？
戴從容：
有，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讀不懂，其實只要讀不懂喬伊斯，爭議就會永遠存在。因為《尤利西斯》，我的核心觀點就是它的形式和內容是分不開的，它的很多想法就存在於形式裡面。如果它的形式，它的語言，它的表現方式，大家還覺得難以接受，就相當於沒有理解《尤利西斯》，如果沒有理解那麼爭議永遠會存在的。
南方週末：
你在復旦大學開了一門《尤利西斯》精讀課，跟年輕人一起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印象比較深的經歷？
戴從容：
因為我們專業一屆也就是十個左右的研究生，最開始開這門課，我想就算他們全選了，大概就是十個左右的學生，可是每年我都有大約二十個學生，不僅是中文系、外文系、歷史、哲學的，理科學生也過來聽。他們竟然會對這樣的一部作品感興趣，我自己都有點吃驚。
有的同學做的報告非常精彩，非常深刻，超出了我的預期，因為我本來以為這是一部很難的作品，他們能夠把情節講出來就差不多了，沒有想到他們能夠很迅速地捕捉住其中喬伊斯對現代都市的把握。
此外，他們做報告的時候，文獻搜尋能力非常強，很多學生PPT都用當時報紙上還原度很真的照片，我都非常吃驚，看到了這樣的照片之後，就能很直觀地回到那個時代。
南方週末：
這門課開了十多年了，你覺得學生的狀態有變化嗎？
戴從容：
我覺得更加理性了吧，我還能夠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給本科生開的時候，選課的人可多了，因為那個時候《尤利西斯》在國內名聲很響的，大家都衝著名著過來。但是那個時候真正往深度去讀的並不多。現在相當於尤利西斯熱已經過去了，大家沒有這麼狂熱了，願意讀《尤利西斯》的其實更多不是衝著它的名聲，而是確實想學到一些東西。
南方週末：
你被外界視為“喬學家”，你的很多發言，都能讓人感受到介紹喬伊斯的熱情。從你個人來說，閱讀和研究喬伊斯，有對具體的人生產生什麼影響？
戴從容：
我覺得喬伊斯改變了我，其實原先我的人生觀有點像斯蒂芬，要不斷地努力，不斷追求自己的目標，認為人們的精神是癱瘓的，對周圍的社會是有批判性的。
我發表的第一篇關於喬伊斯的文章，是講喬伊斯與愛爾蘭民間詼諧文化的——當時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後來喬伊斯為什麼把主人公從斯蒂芬換成了布盧姆。寫完這篇文章，我理解了布盧姆。我突然間明白，不要去做高下、善惡的評判，應該去理解、接受、包容。
我講課時會向學生說，我非常喜歡《聖經》裡那句關於愛的話，愛是恆久忍耐。布盧姆就是這樣一個博愛的人。我相信喬伊斯也經歷了人生轉變，他後期作品的博大包容，包括像《尤利西斯》能夠把社會百態真實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如果你是抱著斯蒂芬那樣評判的心態，我覺得是做不到的，出來的社會景色是不一樣的，像《清明上河圖》那樣一個生機勃勃、眾聲喧譁的社會，只有包容的心態才能有。
到了《芬尼根的守靈夜》，喬伊斯能夠打破西方話語的文化優越感，把各種語言、各種文化交織在一起，這樣一個開放包容的作品，我覺得徹底改變了我對人生、社會、文化的看法。
南方週末記者 付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