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位來京旅遊的朋友問我：你喜歡北京，留在北京，最喜歡什麼？其實，三十多年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筆者剛來京讀書時，除了因她是祖國的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有雄偉的天安門、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神秘的故宮博物院等標誌建築……再覺得這裡的人比較純樸傳統外，還有那一條條衚衕連著一個個飽經滄桑的四合院，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組成了星羅棋佈的北京胡同居住文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種四合院、衚衕的居住文化，就像一個大的村落，自然帶來了老北京人傳統厚實、追求安逸的特性。
有人說，“四九城”代表北京文化，筆者不這樣認為，這只是皇家建築文化的佈局，類似的佈局或城門格局，在古城西安、洛陽、南京等都曾存在，是可複製的文化，只是北京的規模或者含義有些不同。其實，在筆者心裡最美的、最具特色的還是北京胡同文化。一條長長的衚衕就是北京獨特的風土人情，就是京味文化的反映。它記載著太多的故事和社會變遷，孕育著太豐厚的人生歷程。我之所以喜歡北京，就是這裡的衚衕文化，其不僅包含著北京的人文地理、百姓生活、風土人情、歷史淵源，也包含著北京人的精神風貌。
衚衕歷史追源
說起“衚衕”含義，不難理解，即漢文化中的小街巷，也就是南方一些地方所稱呼的“里弄”“巷弄”等。是指城鎮或鄉村裡主要街道間比較小的街道，一直通向居民區的內部，百姓習語一般有死衚衕、活衚衕兩種。死衚衕有一個開口，末端深入居民區，並且在其內部中斷；而活衚衕則溝通兩條或者更多的主幹街道。
聊起衚衕的來歷，社會及學術界說法各異。比較早的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說，“衚衕”的含義是蒙古語城鎮的音譯或是蒙古語“水井”意思。認為一些城鎮鄉村習慣以水井為中心分佈居民區，持這種觀點，又讓我感覺不到衚衕該具有的本質含義。還有種觀點認為，衚衕是元朝時遺留名稱，蒙古語將城鎮稱為“浩特”，蒙古人建元后，按自己習慣，將中原城鎮街巷稱為“浩特”，後來“浩特”演化為“火弄”或“弄通”，進而演化成今日“衚衕”和“弄堂”。這種說法似乎也難免牽強附會。十五幾年前，筆者在《衚衕兒，請你留下來》一文中曾認為，“衚衕或與胡琴、胡蘿蔔、胡椒”等屬於孿兄孿妹同出一轍。或者受“胡人文化”影響而得名，屬西域文化的範疇。近些年，有學者提出，認為衚衕一詞是元朝時政治口號“胡人大統”的簡化版；也有學者認為，“胡”是古代北方遊牧漁獵民族的自稱，“同”與“通”相同，是胡人的通道。這些觀點與當初筆者的推測較為接近。
“衚衕”是漢語詞彙，但非標準漢語。《辭海》裡的 “胡” 和“同”是分開解釋，本身沒街道小巷之意。中華漢文化博大精深，對外來文化有較強的相容性。尤其像“衚衕”這種帶有史地民俗的概念，往往沒有文獻詳細記載，我們就很難找到確切的出處。只能去“悟”而“道”。
對“衚衕”稱謂，筆者並不陌生，在故鄉山東半島一些居住集中、姓氏複雜的村莊，也像北京城一樣不叫“巷”或者“弄”，也叫“衚衕”。什麼“張家衚衕”、“孫家衚衕”、“崔家衚衕”、“宋家衚衕”、“何家衚衕”等姓氏家族衚衕比比皆是。記得小時候，筆者總會問大人一些奇異問題，為何要叫“衚衕”呢？是不是衚衕都是“胡家”的呢？那“胡家的衚衕”又是誰家的呢？……而今“衚衕”一詞，已多被解釋於源於蒙古語的“gudum”。即，元人稱呼街巷為衚衕，後即為北方街巷的通稱。據元朝戲劇家關漢卿在《單刀會》第三折有句臺詞：“你孩兒到那江東，旱路里擺著馬軍，水路里擺著戰船，直殺一個血衚衕。”清朝學者袁啟旭在《燕九竹枝詞》：“鞭梢亂點出衚衕，道遇諸王一陣風。” 清末小說家劉鶚在《老殘遊記》第六回有文字：“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府裡南門大街西邊小衚衕裡，有一家子，只有父子兩個。”這些代表性文藝作品裡都提到過“衚衕”一詞。
可見，衚衕一詞最初見諸元雜曲中。後人考究元朝學者熊夢祥所著的《析津志》得出答案：“胡通二字本方言。”那麼，何處方言呢？肯定元人的、也就是從元大都北京開始的。明代史學家沈榜在《宛署雜記》中進一步說：衚衕本元人語。既是元人語，那就不能是漢語了。元代將人劃分為四等，四種人不使用同一語言。那麼元人語”只能是蒙古語。蒙古人定都北京統治中國上百年，北方地區把漢文化的“巷子”改稱元人語“衚衕”也是被迫無奈。從1267年元代建大都北京沿襲至今，“衚衕”伴隨北京城的的建立已有700多年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久遠歷史的產物，它反映了北京歷史的面貌和生活的變遷，是有豐富內容的北京地域文化。
無論如何探討解釋，“衚衕”名稱它僅僅是一個符號、一個名字的研究，但它的本質卻像是無數的村落，生活著不同種群、不同背景和不同身份的居民們；它像是星羅棋佈的棋盤，築起安全的通道，給人一種安全、安逸、和諧和吉祥。
北京胡同歷史文化
一縷記憶，與衚衕結緣寫在腦海；一段往事，與衚衕結伴記在臉龐；一種聲音，與衚衕共鳴蕩在耳簾。摸不去對京城衚衕兒的情懷，尋覓的腳步，漸漸走進歷史……
那麼，為何北京的衚衕成為一種獨特的衚衕文化？
衚衕代表了北京的文化，如果缺少了衚衕、缺少了衚衕裡的四合院，也就消失了京城特有的城市標誌，人文文化和京城人家的生活方式。衚衕不是北京的特有的建築文化和居住文化，但因為京城衚衕兒身上承載著北京與異地不同的味道兒，它和故宮、頤和園、長城一樣成了北京的代名詞，給這座大都市點綴著古老的美。久而久之，衚衕兒的概念或許也從單純的建築發展為一種京城百姓生活休閒的“衚衕文化”了，不僅過去而且現在仍然是許許多多北京人生息與共的地方。
大約在五十萬年前，北京這塊地界兒開始有了原始人居住，到了距今大約一萬到四、五千年間，這兒出現了原始氏族公社，開始住上易簡房屋。到了戰國時期已非常注重城建制度了，就連城中街道佈局都有作了明文規定。以後的兩千多年間，從秦、漢開始，無論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還是隋、唐、五代和宋朝，北京這塊地界兒一直都是北方的重鎮。公元十二世紀，金朝建立，在此建都，稱為中都，中都城裡出現了坊、街、道、巷，但至此還沒有“衚衕”出現。公元1276年，元朝建立了“狀如棋盤”的大都城。官僚、貴族們就按規定，在大都城內蓋起了住房及院落。這一間間房屋、一個個院落，一個挨一個蓋起來，連起後就是一排排的，而一排與另一排之間要採光、通風，還得留出進出的通道，便形成了衚衕、小街和大街。據元末《析津志》載：“大都街制：自南以至於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可見，北京的衚衕在元朝初有明顯的規定，寬9。24米的才叫衚衕，要是達到18米寬就叫小街，到36米寬就稱為大街了。
隨著元代大都的建設發展，人口的湧入，北京胡同劇增。公元1403年明朝的燕王朱棣當了皇上之後，將這兒改稱北京。開始大規模營建北京城，大城裡包著皇城，皇城裡包著紫禁城。公元1420年明成祖正式遷都北京後，又增建了城南外垣，至此北京城又有了內外城之分。明代除大街外，將原384火巷也叫衚衕。這時據《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載：有街巷711條，衚衕459條，共為1170條。
清朝定都北京後實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令內城居住漢人遷到外城，這樣也促進了原來較為冷清的外城發展。新遷至外城人又匆匆蓋了許多新房、新院，形成不少大大小小、長長短短、規範或不規範的新衚衕。此時對原來元朝作的衚衕必須寬9。24米的規定已逐漸模糊，雖街巷衚衕格局“大抵襲元、明之舊”，但“街巷”與“衚衕”的界定分不那麼清楚了，總體數目已增到2077條之多。但光緒年間統計，內城有1200多條，外城600多條。
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1928年南京政府把北京改為北平特別市。隨著紫禁城開放，行人才可以橫穿東西長安街。這樣北京就有了一條和縱貫南北的中軸線直角相交橫穿東西的長緯線，帶動北京胡同發展，到四十年代北京胡同已達3200多條。但1946年統計，北京共有衚衕3065條。誤差也許存在街、路和衚衕區分的標準不同。
從史籍中可以看到，光是關於北京“衚衕”一詞寫法，從元到清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忽洞、湖洞”等十多種。北京胡同最多時有6000多條，形成於元、明、清三個朝代，其中大多數形成於元朝。從外表上看模樣都差不多，但其內在特色各不相同。據記載，有代表性的北京胡同的走向多為正東正西，大多寬度不過9。13米，正南正北，橫豎筆直的走向，從而構成了北京十分方正的城市。表明了北京這座古城是經過充分規劃，依照棋盤形的藍圖而建築的。又由於住宅是座北朝南的四合院，相互排比而組成衚衕，所以東西向的衚衕多，南北向的衚衕少。而這種規劃正是吸取歷代帝都的建造經驗，體現了我國曆代建造城市的傳承特色。衚衕兩旁建築多都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一種由東西南北四座房屋以四四方方的對稱形式圍在一起的建築物，多為獨門獨院，朝南置有院門。院門一般築有臺階、門樓、門洞、門當、對開，官宅一般有門墩兒。北京的門墩兒等級森嚴。
歷史最早的衚衕片區是朝陽門內大街和東四之間的一片衚衕，規劃整齊，衚衕與衚衕之間的距離大致相同。南北走向的一般為街，相對較寬。東西走向的一般為衚衕，相對較窄，以走人為主，兩邊一般都是四合院。正如《北京胡同志》所言，衚衕，是城市中一種狹長的通道。它是由兩排院落牆體、宅門或倒座房、後罩房的屋牆連成的兩線建築物構成的。在兩排宅第之間，衚衕形成了一條隔離空間帶，便於宅院的通風、採光和居民出入。
衚衕與院落構成老北京基本的社會生活的房屋佈局。千百年來，人們在這裡繁衍、勞作、生息，釀出一幕幕別有情趣的衚衕文化。
北京人對衚衕有著特殊感情，它是京城人家出入家門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風情博物館，烙下了許多社會生活的印記。
音訊 | 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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