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彩繪陶為陶寺文化等級身份的重要標誌。陶寺遺址墓地中蟠龍紋盤僅見於一類墓，有較複雜圖案的彩繪陶僅見於一類墓和二類墓的甲型和乙型墓。但目前對於陶寺墓地出土壺、瓶、折腹盆等器物上的複雜影象尚無深入研究。本文提出，這些影象的主題均為各種形式的鳥紋，其形態可以追溯到紅山文化、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和崧澤文化。陶寺鳥紋繼承了廟底溝型別的傳統，也受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馬家窯文化半山型別的影響。
彩繪陶為陶寺文化中等級身份的重要標誌。陶寺遺址墓地中蟠龍紋盤僅見於一類墓，有較複雜影象的彩繪陶僅見於一類墓和二類墓中的甲型和乙型墓 。對於蟠龍盤的源流 和內涵 學者多有探討，但對壺、瓶、折腹盆等器物上的複雜彩繪影象，發掘報告中只進行了客觀描述，相關論述也較少，本文試對其內涵做初步推測。
一
陶寺M2001：49瓶肩及以上著紅色陶衣，頸部以白彩繪平行線紋、寬頻紋和圓點紋，肩部以白彩繪制複雜影象，報告稱“近似渦紋或捲雲紋”，實際應為比較寫實的四隻蜷體鳥（圖一：1）。展開圖（圖一：2）下部近中間的鳥1有尖翹的冠羽，長頸，回首，身有雙翅，尾回勾，相當寫實（圖一：3）。其右側的鳥2無冠羽，鳥首下勾，長頸彎曲，身體近似弧邊三角形，精細繪製了單翅（圖一：5）。在展開圖中被分開的鳥3，與鳥1處於大致對稱的位置，形態也頗相似，也是有尖冠羽，回首，長頸，同樣表現了雙翅，勾尾，尾與右翅連為一體（圖一：4）。鳥1左側的鳥4與鳥2對稱，也是無冠羽，頸部與邊緣平行，回首，雙翅間隔較大（圖一：6）。
M3009：1瓶型制相似，以紅彩為地，用白彩繪制了更加複雜的影象（圖二：1，2）。唇沿下和肩部為白彩條帶上留出某種動物頭像形狀的紅彩地紋，報告稱“鱷魚頭形”。頸部圖案報告稱“自成單元的幾何勾連圖案6組”。由展開圖看，圖案大約有5個單元，其中四個單元基本相同，從我們提取的一個單元可以看出，應為M2001：49上鳥4的圖案化表現，以白彩畫出三角形鳥首，頸與圖案帶下緣平行，延續形成近梯形的翅膀輪廓，輪廓內空出的紅色地紋表現的是翅膀細節，將此圖案順時針旋轉90度，鳥的形象更加清晰（圖二：3）。展開圖中居中的圖案，右側的梯形部分與其他單元相似，也應為翅，左側下部似為蜷曲的鳥頸和鳥首，上部表現的或為冠羽。
器物腹部的圖案同樣有5個蜷體鳥紋，其中4個組成2組正、反結合的組合，1個單獨正向。由我們提取的兩個單元可以看出，鳥為尖喙，有冠羽和頸羽，曲頸回首，其左側上卷部分可以理解為翅膀（圖二：4。圖二：5為反向鳥紋翻轉180度）。單獨正向鳥紋無明確的冠羽和頸羽。
M3015：35木斗柄部殘存3個單元的白彩紋飾，報告稱“回紋圖案”，同樣應為蜷體鳥紋。最右側的單元為正視鳥紋，右邊為回首之鳥的尖喙和長頸，長方形的多重回紋為鳥身，其他兩個單元為構圖完全相同的倒視之鳥（圖二：6）。
多件彩繪折腹盆上的圖案報告均稱為“曲折形幾何勾連紋”，其實是蜷體鳥更加抽象和圖案化的表現。M2035：1雙摺腹盆以紅、白、綠三色在上腹和下腹部繪製了兩條構圖相同的繁縟紋飾帶（圖三：1，2）。從我們提取的影象單元可以看出，圖案帶實際由大致相同的鳥紋組成，每個鳥紋以紅線勾勒出輪廓，以綠色表現了頭部和蜷曲的身體，鳥首頗為寫實，有尖喙；以內填紅色的白色倒“凹”字形表現翅膀（圖三：3），上腹和下腹部圖案帶分別有10個和8個這樣的鳥紋。M2168：3雙摺腹盆上腹部圖案帶以紅彩和白彩繪制了同樣的鳥紋（圖三：4，5），共有10個，均以紅色勾勒輪廓，以白色填充，鳥首有尖喙，翅膀也是白色倒“凹”字形（圖三：6）。值得注意的是，此條帶正視和倒視為同樣的效果。下腹部條帶以紅、白、黑三種顏色形成的二方連續“四瓣花”圖案（實際為聚集的鳥紋，參考註釋30）。
M2172：4為單折腹盆，以紅彩和白彩繪製出圖案帶（圖三：7，8），雖然不太規則，但仍然可以辨認出是由與M2035：1同樣的蜷體鳥紋組成，只是線條纖細（圖三：9）。整個圖案帶由6個鳥紋單元組成，同樣是正視和倒視效果相同。M2027：2為雙摺腹盆，上腹和下腹各以紅彩和白彩繪制了相同的圖案帶，同樣由鳥紋組成（圖三：10，11）。鳥身部分與上述標本基本相同，也是倒“凹”字形，但頭部較難辨識，只從圖案帶邊緣露出一半，短尖喙，以白彩描繪出半個鳥眼，有倒牛角形的冠羽（圖三：12）。上腹和下腹圖案帶分別有7個和5個這樣的鳥紋，正視和倒視呈現同樣的效果。
陶寺另有幾件陶器的彩繪圖案以不同方式表現了連續的反向鳥紋組合。M3073：28折腹盆有黑色陶衣，上腹部以紅彩繪5組成對的一正一倒雙鳥圖案，雙鳥間填綠色，不同組之間保留黑色陶衣，形成三色精緻圖案帶（圖四：1，2）。鳥首為小三角形，長直頸，雙翅後端尖翹，尾下折，腿和爪簡化為“且”字形，整體相當寫實（圖四：3。均調成了直立姿態）。IIM32-2折腹雙耳罐頸部和上腹部有相同的團案 。在長方形單元內繪製一正一倒的鳥紋（圖五：1）。鳥頭為三角形，身體的末端成兩級臺階狀，與M3078：24鳥紋略似，只是省略了足部（圖五：2）。頸部和上腹部正面和反面的兩耳之間各有2個單元。M1111：1折腹盆彩繪帶似由7組相互垂直拼合的對鳥紋組成（圖四：4，5），每個鳥紋以紅彩繪出近三角形的頭部和直頸，因彩繪帶邊緣所限，頸下端不完整。鳥身主體為白彩“凹”字形，裡面填紅彩（圖五：6，視角均調整了約45度）。
二
除了上述多以曲折直線表現的鳥紋外，陶寺彩繪陶上還有以曲線表現的鳥紋。
M3015中隨葬一對摺腹壺，肩部有圖案相同的彩繪帶，報告稱“用紅、黃兩色繪出勾連渦狀紋”，實際為連環相扣的8個曲線式鳥紋。鳥身以偏黃的白彩繪制，大致呈S形，以紅色圓點為鳥眼。頭前紅色勾形既勾勒出鳥首的形狀，其向左上方延伸的部分又如揚起的冠羽；頭後的紅色勾形則如捲起的頸羽，同時形成右側鳥的冠羽（圖六：1-5）。M2079：5壺報告稱“上腹以紅彩繪出圓點及弧線構成的勾連渦紋圖案”，實際也為簡化的鳥紋，圓點為目，右側的紅彩曲線和白色空白為冠羽，左側的紅色曲線和白色空白勾勒出鳥首和頸的形狀（圖六：6）。M3072：11陶鼓長頸下部有複雜圖案，報告稱為：“用弦紋、刻劃紋及剔刺凹點紋組成多條捲曲但不辨頭、尾蛇軀鱗身狀圖案”，實際應為2個類似的鳥紋。圓形部分為鳥首，以之為中心旋出飄帶狀圖案，下部的一條或表現鳥身，上部和後部的分別表現冠羽和頸羽（圖六：7-9）。
陶寺M3016：1壺上腹圖案報告稱“渦紋”，實際此類紋飾應為曲線鳥紋的簡化形式，只以紅彩繪出環繞壺口連環相扣的4只飛鳥的抽象形態。每隻鳥的身體為首細尾粗的S形曲線，首端有圓點表現鳥眼，尾端和右側的首端結合，勾勒出鳥頭的形狀（圖七：1）。M2001：42壺彩繪則更加圖案化，鳥紋被簡化為S形曲線，上下均有細弧線勾勒，6個這樣的鳥紋相互勾連，形成閉合的圓圈，圖案帶上、下均有鋸齒狀界限，鋸齒正對兩鳥連線處。倒視的話，會呈現同樣的效果。所以整個影象是六組上下對勾的簡化鳥紋（圖七：2）。同墓的高頸鼓腹壺M2001：41有很相似的彩繪，只是鳥體以內部的雙細曲線和外側的雙粗曲線表現共同表現，圖案帶邊界為平行直線（圖七：3）；同墓另一件器物M2001：71豆足部鳥紋與上述兩件相同，為5鳥連環式（圖七：4）。
陶寺M3002的一對摺腹壺有相似的圖案，報告稱“類夔紋”，但更可能也是曲線鳥紋。M3002：49以紅彩繪出4只鳥，身體呈“乙”字形，頭部以空心圓角方形（一個為圓點）為鳥目，頭頂有表現冠的小凸，尾部回勾，上面有圓點。解讀為兩隻連體鳥也未嘗不可（圖八：1，2）。M3002：50有幾乎相同的圖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倒檢視案帶，可以看到由雙勾線繪出的鳥紋，形態與紅彩鳥紋幾乎相同，只是頭端呈勾形，圍繞鳥目，頭頂也有表現冠的小凸（圖八：3，4。4為一組鳥紋倒視）。
陶寺M2103和M2063兩墓隨葬的折腹盆繪製圖案相似，報告稱M2103：2圖案為“以紅色圓點、紅色似菱形紋同白色勾葉紋、綠色勾葉紋四種紋樣相間構圖”，實際可能為另外一種風格的曲線鳥紋，其彩繪帶由5組鳥紋組成。每組中紅色圓點為鳥首，環繞圓點的綠色和白色旋帶狀紋表現的是鳥首上的冠羽和其他羽毛，紅色尖角凸出的長方形紋和兩側的紅線可能表現的是鳥身（圖九：1-4）。M2063：4影象與之非常相似，只是鳥首向左（圖九：4-6）。
陶寺中期大型墓葬M22隨葬的彩繪陶簋M22：15同時包含三種鳥紋形式 。上部有以白彩和黑彩繪制的整體近牛角狀的複雜圖案，角尖一組向左，一組向右（圖一〇：1），若向左者逆時針旋轉、向右者順時針旋轉九十度，則形態如蜷體之鳥，以白彩和黑彩勾勒出鳥身的輪廓即細節，頭部較小，翅如回紋，下緣似表現回勾之爪（圖一〇：2）。下腹圖案則與IIM32：2（圖五）相同，為若干反向雙鳥組成的長方形（圖一〇：3）。圈足則為一週曲線鳥紋，兩組曲線勾連交接形成的橢圓紅色空白為鳥頭輪廓，左上和右下有白彩和黑彩的三角形迴文，分別表現冠羽和鳥身；S形曲線為頭後披下的頸羽，又同時可解讀為右側鳥的冠羽，正視和倒視效果相同。
三
鳥紋是中國史前時代最重要、也最流行的影象之一，自距今約7800年的高廟文化時期已經在高等級白陶上被精緻表現 ，以後其表現形式在各地區不斷髮展 。距今6000至5300年為中國史前時代的燦爛轉折期，各地區史前社會普遍發生跨越式發展，新生的社會上層普遍以創立並掌控新的原始宗教為獲取和維護權力的“領導策略” ，神鳥在各地宗教中均扮演重要角色，表現形式更加豐富。距今5300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時期，神鳥崇拜繼續發展，鳥的形象成為玉器和精緻陶器上刻畫影象的核心主題之一。良渚早期國家社會的解體並未造成其核心文明因素的中斷，距今4300至3800年的龍山時代諸文化普遍繼承了神鳥崇拜 。陶寺鳥紋的淵源和內涵應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去理解。
紅山文化牛河梁N16M4：1玉鳥長頸勾喙，回首蜷體，身體部分刻畫出非常寫實的翅羽和尾羽（圖一一：1） ，M2001：49斂翅回首曲體鳥與其非常相似（圖一一：2）。凌家灘87M10：7玉梳背 有學者認為是此類回首鳥的簡化表現 。良渚文化時期鳥紋表現形式極大豐富，其中包括類似的回首蜷體鳥，如良渚文化中晚期之際的餘杭卞家山遺址G1：100寬把杯通體裝飾刻畫的繁縟鳥紋，口下中心位置鳥紋有尖喙和冠羽，身為蜷曲回形，尾翹起（圖一一：3） 。陶寺蜷體鳥紋應為這一傳統的繼承。與陶寺文化同時期的後石家河文化天門石家河遺址羅家柏嶺地點T32A：99玉鳥也做回首蜷體的形態，同樣是對良渚傳統的繼承（圖一一：4）。
良渚鳥紋有多樣的簡化形式。卞家山G1：51寬把杯鳥紋頭近三角形，尖喙有時簡化為一條短直線，身體以漩渦紋表現，這些元素均可在陶寺蜷體鳥的簡化圖案上找到（圖一二：1）。圖五中的三件陶寺標本的鳥紋均是三角形頭，長頸，與此件良渚標本尤其相似。此標本紋飾的整體佈局為在平行線分割出的條帶中佈置一週鳥紋，陶寺彩繪鳥紋陶器也大多使用同樣的佈局。卞家山G2B：42鳥紋陶片上佈滿橫向和豎向的簡化鳥紋（圖一二：2），卞家山G1：408豆盤同樣密佈飛鳥，鳥首簡化，但仍可看出尖喙。鳥頭非常規矩地相錯成行排列，頭邊均有長度基本一致的的當方向不同的平行直線組，應是表現鳥身或鳥翅，整體形成網格狀圖案（圖一二：3）。這樣的對鳥紋的密集表現在廟底溝時期就已經出現，廟底溝遺址H408：41的“花瓣紋”實際為以弧邊三角為身、圓點為頭的飛鳥的交合（圖一二：4）。陶寺文化雖然在廟底溝型別故地，但圖三、圖四中折腹盆緊密無間的鳥紋構圖更多應是吸收了良渚文化的理念。
以曲線表現鳥紋是廟底溝型別彩陶的傳統，型別非常豐富，有的寫實（圖一三：4），有的圖案化。圖案化鳥紋的一種形式為圓點加雙弧線 ，具備了陶寺曲線鳥紋的基本元素（圖一三：1） 。距今5300年前後，在廟底溝型別向仰韶晚期的過渡階段，演變出新的曲線鳥紋形式，以弧邊三角為鳥身、圓圈內加圓點為鳥首、以環繞鳥首螺旋展開的弧線組表現鳥冠羽和頸羽，在隴東和隴西相當與仰韶晚期的遺存中 （或稱“石嶺下型別” ）最為流行。武山傅家門遺址 H2：22彩陶罐腹部紋飾即是典型代表（圖一三：2），陶寺M3072：11陶鼓腹部刻畫紋與此酷似。H2：22頸部圖案則為此類鳥紋的簡化形式，有拉長的以多條弧線表現的冠羽和頸羽。在關中地區，寶雞福臨堡仰韶晚期H123：1小口尖底瓶肩部有以相互勾連、交接部位呈圓形的三條一組的S形弧線和弧線三角形表現的簡化鳥紋（圖一三：3） 。此後，關中地區彩陶衰落，在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中，此類鳥紋持續發展，直至半山型別晚期簡化為單條粗弧線相互勾連的形式，青海樂都柳灣遺址M432：4即是典型代表，中心勾連弧線上下均有與之平行的粗弧線，共同形成以交接部位的圓圈為鳥頭的簡化曲線鳥紋（圖一三：5） ，與圖四器物中的陶寺文化曲線鳥紋非常相似。青岔崗遺址 此類鳥紋及其變體持續到半山型別最晚時期 ，年代約為距今4300年，與陶寺文化年代銜接。
這樣的曲線鳥紋的最早標本出現在距今5300年前後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過渡時期，在長江下游相當流行浙江海寧小兜裡 M53：豆蓋繪製了4個曲線鳥紋，環繞繪有重環紋的蓋紐旋轉（圖一四：1）。M44：1豆蓋則表現了6個勾連成環的鳥紋（圖一四：2）。趙陵山T23：602豆圈足底部以刻畫的方式表現了同樣風格的曲線鳥紋，有內外兩層，各有5個鳥紋，以剔刻的小三角表現鳥的尖喙（圖一四：3）。但這樣的鳥紋表現方式似乎缺乏本地傳統，其與廟底溝型別的關係值得深入探討。在隨後的良渚時期，雖然鳥紋的表現方式非常豐富，但反倒未見這樣的曲線鳥紋。
與廟底溝時期同時的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和中期早段出現廟底溝風格彩陶 ，其中有如廟底溝遺址H408：41那樣的眾鳥相交留出花瓣狀空白的圖案（圖一二：4）。章丘焦家遺址墓葬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發掘者認為年代為距今5300-4600年 。M57：20背壺肩部有彩繪，俯視為與小兜裡豆蓋圖案相同的曲線鳥紋，為4鳥連環（圖一五：3），年代可能也在距今5300年前後。焦家M158：1圈足杯（圖一五：1）和膠縣三里河遺址M2110：46單把罐 （圖一五：4）有同樣的彩繪曲線鳥紋，時代或略晚。大汶口遺址M10：57壺肩部彩繪也應是曲線鳥紋，以圓點為鳥眼，以之為中心螺旋狀展開的弧線勾勒出鳥首的形狀，並表現冠羽和頸羽（圖一五：5），時代為大汶口中期晚段。大河村遺址第四期（年代為距今4700-4400年）T25：21壺肩部繪有兩組曲線勾連交合的鳥紋（圖一五：2），但此類紋飾在大河村四期並非主流 。
綜上所述，廟底溝時期就形成了曲線鳥紋彩陶傳統，廟底溝社會解體後，在甘青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馬家窯文化中繼續發展，一直延續至距今約4300年的半山型別晚期。早期為可能表現羽毛的弧線圍繞圓形鳥首飛揚式，晚期成為抽象曲線連環相扣式。陶寺正在廟底溝型別的核心區內，其曲線鳥紋本應是這一傳統的延續。但該地區在仰韶文化晚期彩陶文化已經衰落，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幾近中斷。鳥紋在陶寺的復興，從圖案風格看，可能得益於與半山型別的交流，但其間的傳承細節還有待新資料的補充。
同時，長江下游和海岱地區相當於廟底溝時期的遺存中，曲線鳥紋相當流行。在海岱地區，這樣的表現方式持續發展至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之際。考慮到陶寺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密切聯絡 以及兩地曲線鳥紋的相似性，陶寺曲線鳥紋的發展可能也得益於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但按照現在的認識，年代上尚有差距。
四
陶寺彩繪陶器上鳥紋的識讀在兩個方面加深了我們對陶寺文化和陶寺社會發展的認識。
首先，識讀為陶寺對周邊文化的“熔合”提供了新證據。蘇秉琦早已指出陶寺“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繪龍紋、三袋足器與燕山南北和河曲地帶有關，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壺、良渚文化的刀俎，是多種文化熔合產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鳥紋的識別為陶寺文化與黃河上游的半山型別和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的聯絡增添了新內容，更引入關注的是其表現出的與良渚文化的特殊關聯。
其次，凸顯了薩滿式宗教在陶寺社會中的重要性。廟底溝型別彩陶的主題為神鳥在魚體中的孕生，是典型的薩滿式轉化。誕生後的神鳥的功能雖然不明確，但在薩滿式宗教中無疑佔有重要地位 。西遼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史前宗教中，神鳥託負天極，在維護宇宙運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良渚文化玉器表現的最重要主題就是掌握宗教權力的社會上層在薩滿狀態下與神鳥溝通、託負天極神獸的主題。良渚社會在距今4300年前後的解體影響深遠，開啟了其後約500年的中國早期王朝形成的有力程式。山東龍山文化玉器、後石家河文化玉器和石峁遺址石雕均表現出良渚宗教主題的延續和發展 。
陶寺文化的社會發展一直被認為是“質樸”的中原模式的代表 ，重“王權”和“軍權”，與重“神權”的良渚社會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陶寺高等級墓葬中有琮、璧這樣的良渚宗教典型用品，IIM32除隨葬琮、璧之外，還有後石家河文化風格的鏤空獸面牌飾和短璜；更有學者指出只見於陶寺一類大墓的彩繪龍盤影象與良渚文化的淵源 。陶寺高等級彩繪陶器上鳥紋的識別及其與良渚文化的特殊聯絡再次提示我們，陶寺社會的發展也是良渚衰落廣泛影響的一部分，宗教和神權在陶寺社會中的地位需要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