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流變存在著兩種演變途徑。一種是作為一種器物形制的演變，即由綠松石龍形器演變為綠松石銅牌飾；另一種是龍圖案形態的演變，演變至商周時期青銅器、玉器、骨器上的頭部帶角、身軀上有菱形紋的龍紋飾。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淵源是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雕龍，中介是新砦龍紋飾。陶寺彩繪龍與石峁石雕龍、新砦龍紋飾、二里頭綠松石龍區別明顯，可能分屬不同的文化傳統，或許與它們之間的年代相隔較久有關。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的年代不會早於新砦期，不屬於夏王朝、夏王室的文化遺存。
2002 年發掘出土、2004 年清理揭示的二里頭文化二期的綠松石龍，清晰地展示了夏文化“龍”文化遺存的嶄新風貌。2018 年以來在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發現的石雕龍，則表現出與二里頭綠松石龍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絡。
石峁遺址皇城臺及其大臺基，體量恢弘、結構複雜，大臺基石護牆上還發現了包括石雕龍在內的70多件石雕作品，體現了十分豐富而龐雜的文化內涵。這一系列的重大發現，重新整理學術界對陝北河套一帶早期文化的認知。
分析具有夏文化特徵的二里頭綠松石龍與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石雕龍的關係，是認識中原核心地區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與陝北河套一帶石峁遺址皇城臺文化遺存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契機。
本文主要透過對二里頭綠松石龍源流的探索，分析二里頭綠松石龍和石峁遺址皇城臺石雕龍的關係問題，同時還分析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石雕龍及石護牆的年代。
一 二里頭綠松石龍的主要特徵
二里頭綠松石龍發現於二裡頭遺址二期 3 號宮殿建築基址庭院內的一座墓葬中。綠松石龍由2000 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原應粘在某種有機物上，和這件有機物一起稱為綠松石龍形器（二里頭02VM3 ∶ 5）。綠松石龍長64。5釐米，中部最寬處 4 釐米。龍首部較大，為四邊梯形，長 11 釐米，寬 13。6～15。6 釐米，由綠松石片粘嵌拼合成有層次的淺浮雕狀。龍頭略呈橢圓形，凸出於四邊梯形框，兩側有捲曲弧線表現的鬢。吻部略突出，兩側旁有前伸的圓弧狀凸，因綠松石片塌陷而漫漶不清。以 3 節半圓形青、白玉柱組成額面中脊和鼻樑，鼻端為整塊的蒜頭狀綠松石，碩大醒目。在鼻樑玉柱和鼻端蒜頭狀綠松石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紋。眼為梭形，眼眶內另嵌綠松石為眼角，以弧凸面的圓餅形白玉為睛，形象而有神。（圖一）龍身呈波狀曲伏，中脊微凸，兩側下斜，從頸部至尾部以中脊線為中軸，將綠松石片粘嵌呈 12 個依次排列的菱形紋，象徵著龍鱗紋。龍尾內蜷。在龍身中部有銅鈴和銅鈴內的玉質鈴舌。另在龍尾外 3。6 釐米處有一橫向的由綠松石片粘嵌呈小型龍的條形飾，長約17釐米。（圖二）
二里頭綠松石龍的形態所表現的主要特徵，有如下諸點。
1。 龍頭較大，呈橢圓形，而且略微突出於四邊梯形框，呈浮雕狀；
2。龍頭兩側旁表現有鬢；
3。吻部略突出，吻部兩側旁有前伸的圓弧狀凸；
4。以 3 節半圓形青、白玉柱組成鼻樑，並形成額面中脊；
5。鼻凸呈蒜頭狀；
6。眼為梭形，有圓睛；
7。龍身呈長條波狀曲伏；
8。龍身以中脊線為中軸有12個依次排列的菱形紋；
9。龍尾內蜷；
10。龍身中部有實用的銅鈴和鈴舌。
由於二里頭綠松石龍出自二里頭二期宮殿建築基址內，二里頭二期宮殿建築基址可能是夏文化、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的文化遺存，所以二里頭綠松石龍自然也可能屬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的文化遺存。
二 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流變
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流變，依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可知存在著兩種演變途徑。
一種演變途徑是作為一種器物形制的演變，即綠松石龍形器這一器物的演變。如二里頭等遺址發現的綠松石銅牌飾所表現的演變形式，即由二里頭二期的 02VM3 ∶ 5綠松石龍形器演變為二里頭二期晚段的 81VM4 ∶ 5綠松石銅牌飾（圖三）、再演變為二里頭四期的84VIM11 ∶ 7綠松石銅牌飾（圖四），以及同樣是二里頭四期的87VIM57 ∶ 4綠松石銅牌飾（圖五）。二里頭遺址綠松石銅牌飾都出自墓葬中，而且都與綠松石龍形器一樣，有銅鈴伴出，表明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銅牌飾的使用功能應與綠松石龍形器相同。
二里頭遺址綠松石銅牌飾的進一步演變形式，可能是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屬商時期的倉包包87GSZJ ∶ 36綠松石銅牌飾（圖六）和倉包包87GSZJ ∶ 16鏤空銅牌飾（圖七）。
另一種演變途徑是龍圖案形態的演變。如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陶器上的龍圖案、商代晚期青銅器上的龍紋飾與骨雕作品上的龍圖案所表現的演變形式。即由二里頭二期的 02VM3 ∶ 5綠松石龍演變為二里頭中期（二里頭遺址最初分為早中晚三期中的中期）的陶透底器上的一首雙身龍紋飾（圖八）；演變至商代晚期，有龍頭部帶龍角的蟠龍，如殷墟婦好墓M5 ∶ 777 銅盤內的蟠龍（圖九），又如 1934 年、1935 年發掘殷墟侯家莊西北岡M1001 大墓出土的骨匕上雕刻的龍圖案（圖一〇）。二里頭陶透底器上的龍紋飾，龍頭較大，與二里頭二期的 02VM3 ∶ 5綠松石龍的龍頭形態接近，額部有菱形紋。二里頭陶透底器上的一首雙身龍、婦好墓M5 ∶ 777 銅盤內的蟠龍、西北岡M1001 大墓骨匕上的龍紋飾，在龍身軀上都有以中脊線為中軸從頸部至尾部的菱形紋，與二里頭二期的 02VM3 ∶ 5綠松石龍身軀上的菱形紋相同，顯示了這些不同時期龍圖案的演變狀況。其中西北岡M1001 大墓骨匕上龍紋飾與二里頭二期 02VM3 ∶ 5綠松石龍的身軀形態相同，龍尾後小龍紋飾條帶也相同，或許西北岡M1001 大墓骨匕原本是商代晚期之前的作品。
商周時期青銅器、玉器、骨器上的龍紋飾，不勝列舉。其中龍身軀上帶有菱形紋的龍紋飾，其源頭恐怕都要追溯至二里頭二期的 02VM3 ∶ 5綠松石龍。
三 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淵源
依據目前考古發現與公佈的資料，探索二里頭綠松石龍淵源的分析物件，主要有河南新密新砦遺址出土的陶器蓋上刻畫的龍紋飾、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石塊上的石雕龍、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大墓中出土的彩繪陶盤內表的彩繪龍。下面將這四個方面的龍圖案形態進行迴圈對比分析。
（一） 二里頭綠松石龍與新砦龍紋飾的對比分析
新砦陶器蓋上刻畫的龍紋飾，以雙陰線刻畫，僅殘存龍首大部和龍尾一角。（圖一一）龍首主體為近方圓形；鼻凸呈蒜頭狀；長條形鼻樑，鼻樑上刻四條兩行平行陰線，將鼻樑分為三節；兩眼為近“臣”字形縱目；龍首側旁有幾道弧線構成的裝飾，似鬢；吻部略前凸，吻部兩側有雙陰線組成的前伸內彎勾。在龍首前有另一條龍紋飾尾翼的一側尾端部分，根據殘存尾翼的特徵，可知該龍紋飾的龍尾翼呈雙花瓣對稱的“Y”形魚尾狀。王青先生曾仔細分析殘缺的新砦龍紋飾，並對龍圖案進行了復原。（圖一二）該龍紋飾陶器蓋殘片的年代屬新砦遺址二期晚段，即新砦期晚段。
將新砦龍紋飾（圖一一）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圖一，圖二）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新砦龍紋飾的龍首特徵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幾乎相同，尤其是新砦龍紋飾頭部刻畫的蒜頭狀鼻凸與三節鼻樑的特徵，與二里頭綠松石龍頭部以蒜頭狀綠松石組成的鼻凸及以 3 節半圓形青白玉柱組成的鼻樑特徵完全相同。二里頭綠松石龍首的雙眼為梭形而不是近“臣”字形，這可能與使用綠松石片鑲嵌不易做成“臣”字形眼有關。而新砦龍紋飾的龍尾則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完全不同，分屬兩種不同形式的龍尾。
新砦龍紋飾的年代略早於二里頭綠松石龍，依據兩者的龍首特徵相同，可以認為二里頭綠松石龍的龍首是由新砦龍紋飾演變而來。
然而，從新砦龍紋飾的龍首鼻凸與鼻樑特徵來看，其可能是模仿類似於二里頭綠松石龍的龍首鼻凸與鼻樑的實物而刻畫的。這現象提示了在新砦期晚段應存在有類似於二里頭綠松石龍龍首特徵的實體作品。
（二） 二里頭綠松石龍與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石雕龍的對比分析
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的石雕龍，目前發現有兩件，即皇城臺大臺基8號與 24 號石雕。
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位於大臺基南護牆中部偏下，距地面 0。5 米。石雕呈窄長條形，青灰色砂岩，長 130 釐米，高 17 釐米。其上以減地淺浮雕的方式施刻兩條尾相抵、頭朝外、形態相同的龍，雕紋高 0。57～0。67 釐米。龍首碩大呈弧方盾形，梭形眼，吻部弧凸，鼻樑細長，軀體略肥碩，呈長條波狀曲伏，尾部收尖上翹。龍身軀兩側雕刻錯落有致的弧形短彎鉤，形成斑塊龍鱗紋。（圖一三）
皇城臺大臺基 24 號石雕出土於大臺基南護牆東段牆體的倒塌堆積中的第層，位於 8 號石雕東南約 1 米處。石雕為窄長條形，青黃色砂岩，長 179 釐米，高14釐米，厚14釐米。其上以減地淺浮雕的方式施刻人面與龍。整個畫面以中部正視人面為中心，左右對稱。正視人面兩側分別為龍，龍首相向，朝向正視的人面，龍尾外側為側視人頭像。整體構圖規整嚴謹，浮雕高0。38～0。72釐米。兩條龍的圖案結構相同。龍首近方形，水滴狀眼，睛描黑；吻部前凸，前凸吻部的兩側呈內彎勾狀；眼上端兩側呈半捲雲狀；龍首後端呈“山”字形，似為龍首冠等裝飾；龍身軀呈寬體“Y”字形；尾部連線龍身軀末端寬體“Y”字形的分叉處，呈兩條寬頻平伸，並在尾尖向外側彎鉤；整個龍身軀與龍尾形成兩節分叉的“Y”字形魚尾狀。（圖一四）
皇城臺大臺基 8 號與 24 號石雕龍，形制不同，屬兩種龍圖案。
將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龍（圖一三）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圖一，圖二）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兩者的龍首部的形狀和彎曲狀的身軀有相同的特點，其餘特徵區別較為明顯。
將皇城臺大臺基 24 號石雕龍（圖一四）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圖一，圖二）進行對比，可以發現，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的龍首吻部突出及吻部兩側有內彎勾狀形態的特徵，與二里頭綠松石龍的龍首吻部微凸及吻部兩側旁有前伸的圓弧狀凸的特徵接近，兩者的其餘特徵區別較為明顯。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吻部突出及吻部兩側有內彎勾狀的特徵還與二里頭二期晚段 81VM4∶ 5綠松石銅牌飾（圖三）的龍首吻部及吻部兩側有內彎勾狀的特徵相同。二里頭二期晚段81VM4∶ 5綠松石銅牌飾是由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演變而來的。這連環的相同特徵現象顯示，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與二里頭綠松石龍的吻部及吻部兩側的特徵存在著聯絡。
透過對比分析說明，二里頭綠松石龍兼具皇城臺大臺基8號與 24 號石雕龍兩種龍形態的部分特徵，而整體上又分別與兩種石雕龍存在明顯的區別。這顯示皇城臺大臺基 8 號、24 號石雕龍可能同時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存在著形態上的早晚演變關係。
由於二里頭綠松石龍與商代的龍圖案存在著早晚演變關係，而皇城臺大臺基 8 號、24 號石雕龍與商代的龍圖案不存在直接的演變關係，由此表明皇城臺大臺基8號與 24 號石雕龍要早於二里頭綠松石龍。
（三） 新砦龍紋飾與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石雕龍的對比分析
將新砦陶器蓋上的龍紋飾與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兩種石雕龍圖案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新砦龍紋飾（圖一一）與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圖案（圖一四）十分接近，而與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龍圖案（圖一三）的區別較為明顯。
新砦龍紋飾（圖一一）與皇城臺大臺基 24 號石雕龍（圖一四）十分接近的現象主要表現在龍首與龍尾部分。如兩者的龍頭都是近方形，吻部都前凸，吻部兩側都有前伸的內彎勾。又如兩者的龍尾都是呈分叉的“Y”形魚尾狀。至於龍的身軀，由於新砦龍紋飾是殘件，僅存龍首的大部分和龍尾的一角，不可詳知其身軀的形態，無從將新砦龍紋飾的身軀與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進行對比分析。如果參照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的形態，可知王青先生對新砦龍紋飾的復原（圖一二），缺失了龍的身軀，這是受發現侷限所致。現依據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的形態，推測新砦龍紋飾應有龍的身軀，其形態可能與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的龍身軀形態接近。
依據新砦龍紋飾與皇城臺大臺基 24 號石雕龍圖案較為接近的現象，可以確定皇城臺大臺基 24號石雕龍的年代與新砦期晚段接近；依據新砦龍紋飾比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圖案更接近二里頭綠松石龍的現象，可以確定新砦龍紋飾的年代應晚於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據此可以推定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的年代在新砦期早段範圍內。
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龍的形態與新砦龍紋飾區別明顯。但皇城臺大臺基8號與 24 號石雕龍同時壘砌在皇城臺大臺基南護牆上，兩者的年代可能接近。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龍的龍頭形態、彎曲長條形的身軀又與二里頭綠松石龍接近。據此推測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龍的年代與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一樣，也在新砦期早段範圍內。
（四） 二里頭綠松石龍、新砦龍紋飾、皇城臺石雕龍與陶寺彩繪龍的對比分析
陶寺遺址發現的彩繪龍繪於陶盤內表，已發現4 件彩繪龍陶盤，都出自大墓中，分別為陶寺M3072 ∶6 （圖一五）、M3073 ∶30 （圖一六）、M3016 ∶9 （圖一七）、M2001 ∶74 （圖一八）。陶寺4件彩繪龍的形態，都呈蟠卷狀，龍首在外，龍尾蟠卷在中心。4 件彩繪龍的形態大致相同，但細部特徵和紋樣有區別。目前將陶寺4 件彩繪龍陶盤都作為陶寺文化的早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150年前。
將二里頭綠松石龍、新砦龍紋飾、皇城臺大臺基 8 號、24 號石雕龍與陶寺彩繪龍進行對比分析，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區別十分明顯，幾乎沒有相同之處。這或許是它們分屬不同的文化傳統或文化譜系，或許它們之間的年代相隔分別達300 多年與 400 多年之久有關，目前尚未發現連線它們的中間環節的龍形態。
（五） 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淵源
根據以上對二里頭綠松石龍、新砦龍紋飾、皇城臺大臺基 8 號、24 號石雕龍及陶寺彩繪龍的迴圈對比分析，筆者認為，依據目前的考古發現資料可以明確：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淵源是石峁皇城臺大臺基8號與 24 號石雕龍。在向二里頭綠松石龍的演變過程中，可能分別吸取了皇城臺大臺基 8 號石雕龍的龍首與龍身軀的特徵以及皇城臺大臺基24號石雕龍與新砦龍紋飾的龍首特徵，最終演變形成二里頭綠松石龍的形態。
四 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的年代
前述分析表明，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石雕龍的年代在新砦期早段，其是蘊含著夏王室文化內涵的二里頭綠松石龍形態的源頭，據此推測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石雕龍的作用也與夏王室文化有關。
然而，皇城臺大臺基南側石護牆的壘砌，是在石雕龍作品原作用被廢棄之後進行的，由此可以確定皇城臺大臺基南側使用石雕龍石塊壘砌石護牆的年代不會早於新砦期，可能在新砦期早段之後。
五 餘論
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的石雕龍，與二里頭二期宮殿內的綠松石龍，在形態上具有淵源關係，凸顯了皇城臺大臺基的重要地位、作用與性質，以及對於探索夏時期文化遺存的重要意義。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可能屬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的文化遺存。如果這一點能夠被確認，那麼作為二里頭綠松石龍直接前身的新砦陶器蓋上的龍紋飾，以及年代在新砦期早段、並且是二里頭綠松石龍淵源的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的石雕龍，自然應與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文化遺存有著密切的關係。
然而，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上的石雕龍的使用，卻沒有像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那樣作為一件特殊的作品受到應有的重視，而是作為一件普通的壘砌大臺基石護牆的石塊雜亂地壘砌使用，完全喪失了可能與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文化遺存有著密切關係的這類特殊龍圖案的作用與意義。這表明皇城臺大臺基石護牆不屬於夏王朝、夏王室的文化遺存。
附記：本文曾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在洛陽“第三屆世界古都論壇”作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