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反對單一語言就是反對單一思想、單一權力，那這麼說的前提是一種語言內部必然是單一化的，但問題卻也並不這麼簡單。英國作家王爾德就有一句著名的嘲諷：“美國和英國被一種共同語言所分開。”其意無非是說，英美雖然都說英語，但其實文化差異不小，反倒有時因為都說英語而誤以為彼此想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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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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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蟲創意
在《聖經》中有一個著名的傳說：大地上所有的人本來都講同一種語言，但當他們試圖建造一座通天塔的時候，上帝變亂了他們的語言，使之難以相互交流協作，最終歸於失敗。自此之後，這座半途而廢的“巴別塔”就成了人與人之間因話語的分歧無法有效溝通對話的象徵。
正如這個故事所隱喻的，長久以來，人們都把語言上的分裂視為一種不幸的狀況，象徵著混亂、無序，也是爭執和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而單一的語言則能帶來統一和秩序。現在，這一理想乍看似乎有史以來首次可能實現了，當下英語在全球文化中的強勢，已經達到歷史上任何一種通用語都無法企及的程度。然而這是好事嗎？至少在法國語言學家海然熱看來並不是，形象已經顛倒了：單一語言不再是秩序的象徵，而意味著霸權和貧瘠；原先被看作是混亂無序的巴別塔，才是我們應當捍衛的文化多樣性之根本，才是最自然秩序的本質。
反對盎格魯-撒克遜霸權
說實話，這樣一種觀點出自一個法國人筆下，實在是再自然不過了。畢竟，在戰後的西方，驕傲的法蘭西可以說是對美國霸權下最大的刺頭。當然，它不必認真憂慮遭到軍事入侵，因而所抵抗的除了美國的政治主導之外，往往倒是在文化領域：警惕好萊塢、迪士尼和麥當勞為首的淺薄文化對法國電影、娛樂和餐飲文化的滲透入侵，堅持自身價值主張，這往往又表現為一種對法國“衰退”的痛苦憂慮和對法蘭西遺產的重新挖掘與珍視，並基於這樣的民族自尊，在“多樣性”的盾牌背後抗拒那種無情的單一化。
順理成章地，法國人也一貫以一種防禦性的姿態抵制英語的霸權，因為語言正是這種外來文化形式的最終載體，用海然熱的話說，英語在今天已經“同時實現了空間上和時間上的主宰”。許多法國人其實都至少會一點英語，但外國遊客如果在法國不識相地用英語問路，遭遇白眼的機率可能是比在絕大多數國家都要高。如果說“反對單一語言”實際上是法式反美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這或許太過簡單，但也絕不是沒有根據。
為什麼要反對單一語言？說到底，就是要捍衛自己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法國思想家雷吉斯·德佈雷1992年就在《反時間》一書中列舉了美國主義的內容，包括：沒有剋制的消費、商品萬能和機械萬能、公民成了消費者而沒有別的身份、對悲劇無動於衷、公私不分、崇拜成功和金錢、把人類生活所有一切目的看作是攢錢——毫無疑問，這裡的任何一項對於法國乃至歐洲文明（對法國人來說這兩者可能是一回事）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海然熱在《反對單一語言》（陳杰/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中也列舉了一連串單一語言形式所認同的思想模式，看起來也不無相似，諸如：對金錢以及經濟上的成功狂熱執著；對於革命性的氣息加以妖魔化；在自然科學領域崇尚成果，貶低社會科學講求的對於人自身的思考；不顧倫理地選擇效率；懼怕不同，並且有著與普遍的平庸融為一體的衝動。
在這裡，“語言”只是一種載體，真正的關鍵其實是一整套觀念和價值。根據語言學上著名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每一門語言都按它自己的方式來構造思想，據此海然熱認為，“英語就是權力的一個重要槓桿，因為它強加了英語國家的世界觀”，這樣，英語的傳播實際上意味著“以英語為媒介的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就能隨之傳播到全世界”，這是“對於人的精神的征服”。
早在1492年，現代西班牙語語法規則的創立者安東尼奧·德·內夫裡哈就曾說過：“語言是帝國的工具。”在某種意義上，他說得沒錯，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語的普及推廣極好地有助於西班牙在當地的殖民統治，也需要對土著文化多樣性的消失承擔不小的責任。或許正因此，阿爾弗雷德·吉爾達才提出了那樣一個公式：單一的語言＝語言的不公。理由是不難想見的。在這樣一種文化霸權的構造下，某一種主導語言和其他語言並沒有處在平等的位置上，相反它總是有利於霸權本身。
這是近代歐洲各國反覆上演的場景，16世紀初的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四世據說會講八種語言，但他決心使低地蘇格蘭語成為王國的官方語言，使這種原本日常、粗鄙的英語方言成了文學、法律的用語，也順理成章地成了權力語言，以此統一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而王國半數子民的母語蓋爾語則被汙衊為“野蠻人的語言”，被視為叛徒和罪犯的口頭語。《BBC蘇格蘭史》因此酸楚地說：“你不需要殺人就能剝奪他們的力量和權利。你只需要奪走他們的語言，讓他們沉默。”其結果，現代絕大部分蘇格蘭人不得不透過一門外語的稜鏡來看待自己國家。
這樣，維護語言多樣性也就意味著另一種全球化模式，致力於讓多種不同文化在平等共存的基礎上相互聯絡，借用費孝通的話說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就像在生物界的多樣性一樣，只有維持整個人類語言體系的多樣性，才能構築一個更健康的生態，因為單一的生態不僅僅只是乏味貧瘠，也是對創新的一種威脅，是以犧牲某些特殊的文化和思想為代價的。
多樣性，什麼樣的多樣性
如果問題只是到此為止，那麼它可能倒也容易解決了，但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是：單一語言之所以得到推動，恐怕並不僅僅只是文化霸權這麼簡單，有時現實可能遠比這更復雜得多。
事實是，歐洲人引以為傲的多樣性，長久以來也困擾著他們。別的不說，任何一份檔案都要翻譯成24種語言文字，這本身就極大地影響溝通效率。正因此，一直有人提議採納某種共通語。對此，海然熱的提議是使用拉丁語，因為它本來就曾經是，何況如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以它為官方語言，也就“不存在任何稱霸的計劃”，哪怕世界語這樣的人造語言也比英語好。但復活一門幾乎已經僵死的語言無疑是不現實的，它帶來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更多。至於世界語，雖然眾所周知地更容易掌握，但很遺憾，人們並不會因此就願意去學它，因為語言並不僅僅是一門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如果你想看的電影、書籍都沒什麼是世界語的，那即便它容易學會，又學來幹嘛？實際上，世界語的歷程已證明了用人造語言作為國際共通語的嘗試失敗了。
另一個例子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困境。印度有多達15種官方語言，其中之一是殖民者曾留下的英語，雖然聖雄甘地1908年就曾說過“向數百萬人傳授英語，無異於將他們全部奴役”。海然熱似乎很驚訝於印度在獨立之後，“非但沒有像尼赫魯幾十年之後所期待的那樣推廣印地語，反而準備選擇英語這一殖民者的語言作為憲法用語！”然而這其實並不難理解，因為對印度很多邦（尤其是南方各邦）來說，印地語的霸權才是更無法接受的，相比起來，外來的英語反倒顯得“中立”了。至於在中亞各國，年輕一代學習英語的熱情固然是想趕搭全球化的班車，但在另一面其實也意味著抵制俄語在當地長久以來的霸權。換言之，即便是英語這樣的強勢語言，在不同語境下所被看待的視角也是不一樣的。
在反對語言霸權時，有著不同層級的複雜博弈。雖然法國如今抵制英語的霸權，但在近代史上，它卻也曾大力推動語言同化政策，消滅了大量地方語言，實現了法語的標準化。在各國現代化的歷程中，這被視為一個不可動搖的原則：“把一種現成的語言作為通用語推廣，對所有人的發展都有好處。”雖然葛蘭西曾說過，這種“非有機”的語言實踐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統一，帶來的只是霸權的維繫，而真正創造進步文化的民族語言應該來自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絡，但在現實中，很多國家的現代標準語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不同程度上消滅了內部語言的多樣性。
因此，雖然弱勢語言都面臨著強勢語言的擴張，但強弱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法語面對英語是弱勢的，但在法國內部面對巴斯克語、布列塔尼語時則無疑是強勢語言。難以避免的一個棘手處境是，一種弱勢語言想要抵抗強勢語言，首要的一個辦法就是鍛造、推廣標準音，以犧牲本區域內語言的多樣性來形成合力，否則可能因為每一種方言勢力都太小而逐一消亡。換言之，這裡的弔詭之處在於，法國以“保持多樣性”為由抵制英語的滲透，但它想要做到這一點，卻本身就得以消滅自己內部的語言或方言多樣性為代價。說實話，法語也曾是強勢的共通語，如果它現在處於英語那樣的霸權地位，法國人還想要多樣性嗎？也許他們的文化優越感會讓他們相信法語對英語的霸權是恰如其分的。
如果說反對單一語言就是反對單一思想、單一權力，那這麼說的前提是一種語言內部必然是單一化的，但問題卻也並不這麼簡單。英國作家王爾德就有一句著名的嘲諷：“美國和英國被一種共同語言所分開。”其意無非是說，英美雖然都說英語，但其實文化差異不小，反倒有時因為都說英語而誤以為彼此想法一樣。同樣的，愛爾蘭人雖然早就被同化得都說英語了，但這並未阻止愛爾蘭走向獨立。共通語並不必然只是“帝國的工具”，至少也可以被弱勢群體反過來用作抵抗。
也許到未來，真正的多樣性並不是透過隔絕、抵制保護小語種的純潔性，而是每個人在日常實踐中開放地自由選擇多語言狀態。這些年來，法國一貫抵制英語入侵所帶來的“汙染”，以至於政府明文規定禁止在政府檔案、出版物及網站上使用“email”這個流傳廣泛的外來詞，而要用法語單詞“courriel”，但這並不能逆轉趨勢。試圖透過語言的淨化來儲存自己的文化獨特性，往往事倍功半，而英語在這方面卻是出了名的大雜燴，對各種外來詞都來者不拒。要實現真正的文化多元，僅僅靠保護是不夠的，而需要在包容、吸收的基礎上動態調整，成就一個真正強健、自信的文化機體。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