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西方哲學之二：哲學高潮迭起
17世紀之前的人文主義思想時期，不但沒有狹義上的思想家，而且也可以說沒有狹義上的哲學著作，尤其沒有真正的哲學鉅作。哥白尼和路德是15、16世紀影響最大的人物，但他們並沒有哲學著作問世。其他如馬基雅維利，莫爾、康帕內拉莫不如是，蒙田以隨筆見長，乾脆不寫理論著作。唯庫薩的尼古拉和布魯諾最富思考與論辯精神，但二人皆為教會中人，所言所辯固有新說，不脫舊彀，其書在神學與哲學或科學與神學之間。17世紀不同了。
17世紀的思想家，從培根、笛卡爾，到霍布斯、斯賓諾莎，以至生命結束於世紀之交的洛克，幾乎個個都有哲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有以哲學為本色的重要歷史文獻。即使帕斯卡固以傑出的大數學家享名於世，同樣寫出《思想錄》這樣出色的作品。以這作品比之於15、16世紀的諸位思想人物的大作，堪稱佼佼者也。但與他17世紀的同仁相反，還是低了一個檔次。
自然17世紀也有一些影響同樣巨大甚至更其巨大的科學巨匠。但是17世紀已不再是科學家或綜合性思想人物獨佔鰲頭的世紀了。哲學家們正如科學家們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一樣，也寫出了同樣不愧於這個時代的哲學著作。
然而，17世紀哲學又是與15、16世紀的思想程序不能截然分開的，按西方著名哲學史家文德爾班的劃分方法，這幾個世紀就其發展階段看，原本屬於同一個時代，即文藝復興時代。他認為：“ 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主要是從希臘哲學的人文主義的復興開始逐漸形成自然科學世界觀的過程史。據此，文藝復興時代哲學史恰如其份地分為兩個時期：人文主義時期和自然科學時期。我們也許可以把1600年作為兩者之間的界線。這兩個時期的第一個時期用真正的希臘思想傳統取代了中世紀的傳統，這兩個世紀對於文化史和文學活動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但從哲學觀點看，這兩個世紀僅僅表現出早期思想的傳遞，為新的時期開闢道路。第二時期包括逐步取得獨立的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的初期，幷包括隨之而來的17世紀的偉大的形而上學體系。” 按照文德爾班的意見，沒有人文主義時代的思想解放，就沒有17世紀的科學成就；反之，沒有17世紀的科學成就，文藝復興運動也就沒有達到自己的邏輯目的。於是他說：“ 近代自然科學是人文主義的女兒。” 而且這句話專門用了黑體字。
這個說法無疑是符合西方近代歷史的實際的，但應該補充的是：沒有科學的進步，例如沒有哥白尼的天文學研究成果，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說也就缺少必要的依據——他腳下少了一塊巨大的基石；沒有17世紀理性主義哲學，則該時代的科學成就雖大，依然是一種不完整的歷史文化。本來人文主義哲學與科學成就就是不可分的，充其量只是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點而已。
但17世紀確實比15、16世紀深化了，深化也是分化，因分化而產生各自獨立於世的哲學家、文學家與科學家；分化也是深化，因深化而使這些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打上了新的時代印記。
17世紀最偉大的科學成就自然是牛頓力學，最偉大的人物自然是牛頓爵士。牛頓力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劃時代的，全方位的，它不僅屬於西方，尤其屬於人類。哪裡有近代科學，那裡就有牛頓。
牛頓力學改變了歷史的程序，也改變了人類的歷史文化風貌。牛頓謙虛地自稱是有幸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但他實在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科學偉人。他的文化地位也是無可爭議的。美國一位作家將對人類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挑出來，按他們的影響大小而排座次，牛頓排名第二，名次赫然排在基督耶穌、釋迦牟尼和孔夫子之前。
牛頓力學之到本世紀才遇到愛因斯坦的挑戰，於是有人說牛頓力學已經過時。其實，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只能證明牛頓力學的適用範圍是有特定空間的，卻不能全然取代牛頓力學的地位和作用。
牛頓是個科學巨人，巨人的出現因為有偉人群落給他作基礎。彷彿天上的繁星，一顆明星，不成光景，群星燦爛，方成氣象。17世紀及其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完全可以稱為牛頓時代，但促成這時代來臨的卻絕非牛頓一人。一方面是牛頓主導了時代，另一方面，也是這時代造就了牛頓。
他的科學成就，嚴格地說來，並非僅僅是他個人努力的結果，促成其成功的，至少有波蘭的哥白尼，義大利的伽裡略，瑞典的布拉赫和德國的刻卜勒。難怪英國科學史家沃爾夫要說：“ 共同促成牛頓綜合的5 位主要思想家分屬5 個不同國度，這是意味深長的。” 牛頓生也有幸。在他生前99年，哥白尼的《天體執行》已經發表。那不過是星星之火，燃於千里之外。但自此之後，百年之內，風起雲湧，勢如破竹，終於蔚為大觀。
17世紀不再是個人奮鬥的世紀。17世紀是科學社團興起的世紀；是科學儀器大批湧現的世紀；又是各個自然學科全面豐收的世紀。
講科學社團的興起，就有佛羅倫薩的西芒託學院、倫敦的皇家學院和巴黎的科學院。講科學儀器的大批湧現，就包括顯微鏡、望遠鏡、溫度計、沸點測定器、氣壓計、抽氣機、擺鐘，以及各種航海儀器等等；講各自然學科的全面豐收，就包括數學、力學、物理學、氣象學、化學、地熱學、地理學、生物科學等專門學科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可以說，處在這樣的時代，唯有牛頓這樣的科學巨匠才能名副其實成為學術界領袖；反過來講，也只有這樣的時代，才能哺育出對人類科學作出空前貢獻的偉人牛頓。因此，將17世紀稱為科學時代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除去科學成就，17世紀的另一個歷史性大事件，則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英國革命並不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第一次成功的政治行動，早它半個世紀，荷蘭的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成功。荷蘭雖然是個土地面積很小，人口相對很少的國家，但它的革命的意義，卻不是國界可以限定的。它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於歐洲特別是當時的西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而它本身也曾作為一塊資本主義文明的自由聖地，收留和保護了許多被自己祖國的當權者迫害而來的思想家與政治人物。
但是，畢竟荷蘭的革命不能和英國革命相提並論。英國革命是建立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也是最強大的國家基礎上的革命。它的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道路，是從小到大，從一個城市的成功，到一個國家的成功，又從一個國家的成功到一個強大國家的成功。而英國正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它的革命的成功，從根本上啟動了歐洲大陸的歷史性活動，從而也在新的歷史基礎上揭開了資本主義文明新的一頁。或許應該說，真正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7世紀開始的。所以17世紀，也可以稱之為革命的世紀。
但英國革命有它自己的獨特的文化風格。它雖然是一場成功的革命，卻不是一場政治性很強的革命，就如同下個世紀法國革命那般。它的核心問題雖然是政治問題，但英國人的政治卻又是和經濟利益結合最為緊密的一種政治。雖革命不忘利益分配，要政治更要法權，是英國人獨特的歷史文化。英國革命的基礎，首先在於它的經濟實力和科學進步。
英國革命是一種漸進型的革命，因為在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革過命了。現在革命的爆發，不過是要使過去已經提出甚至已經存在的各項要求合法化罷了。英國革命反反覆覆40年，終於以“ 光榮革命”的形式結束。這並不表明英國人生性喜歡妥協，而是說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它的目的已經達到。英國革命的這種務實風格，對於英國以後的繁榮和強大，起了重要作用，對於後來美國革命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是不同尋常的，這種影響本質上依然屬於歷史文化的影響。
英國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後來又恢復了君主制。好像它的目的沒有達到。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光榮革命後的君主制雖未革面卻已洗心，它在骨子裡已經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革命乃是資本主義文明強大到一定程度的一個特殊的標誌。英國革命雖非轟轟烈烈，卻能紮紮實實。它體現了資本主義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體現了科學、教育對迷信的勝利；體現了資產階級法權對中世紀特權的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革命確實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重要的是，自“ 光榮革命” 之後，它再也沒有出現法國式的王朝復辟，它的政局穩定，循序漸進。應該說，英國革命的這種文化特性對英國近代哲學確實產生了莫大影響，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英國哲學的風格與模式。
17世紀西方哲學家的不平凡之處，在於他們處在科學與革命之間，並沒有降低自己的影響，或者說站在巨人面前顯露出一付侏儒模樣。非但不曾如此，他們還以自己的獨特創作，給17世紀的自然科學發展以巨大的促進作用，給資產階級革命以不可低估的推動力量。
17世紀的哲學家不曾躲進象牙塔，他們依然同他們的前輩一樣，沒有一位屬於脫離社會生活的學究式人物，他們甚至比他們的前輩甚有過之，他們中竟然連一位大學教授也沒有。他們是一群活躍在社會政治舞臺、科學研究舞臺和活生生的社會文化舞臺上的風雲人物。他們沒有學究氣，甚至沒有成為單純學者的慾望。他們目光遠大，不是高等學府的三尺講臺可以限定的；他們胸襟開闊，非有社會大天地才能與之相輔相成；他們有很強壯的身體，非要到萬里長天下飛跑才能顯示出他們超凡的體力；他們有強健的胃口和巨大的肺呼量，沒有整個社會為他們提供營養和空氣，就不能滿足他們的起碼要求。17世紀的哲學界，是可以和那個時代的科學界、政治界鼎足而立的一個領域。同時，17世紀又可以稱為理性主義的世紀。
人文主義時代，可以看作西方近代哲學之春。它以春天般的氣息四處瀰漫，以無可阻擋的力量與氣勢驚醒了整個時代。而17世紀的哲學則可以稱為西方近代哲學之夏。他們顯然比他們的前輩更有規範，更有深度，更有系統，也更有影響。夏天的花草已經定型。他們以更其驕豔、挺撥、壯美和成熟的姿韻向人類展示自己超越前人的歷史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