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高華：《元代佛教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4
歷史研究者對過去的追問或發覆，在風格上可以非常不同。由陳勝何以自號“張楚王”，揭示出“非張楚不能克秦，非承秦無以立漢”的時勢因革總脈絡，是一種從看似很簡單的問題切入超複雜歷史認識的論述風格。本書作者所擅長的又是另一種本領。他是簡化藝術的大師，即他總是能從碎若散沙、紛如亂麻的駁雜事象中，精準地提煉出一幅幅清晰有序的整體圖景。
書裡的《再論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最初刊發於我編輯的《清華元史》。重讀該文，仍像當年一樣被浸潤於其中的聚沙成塔的功力所震撼。關於“不斷改變，多次反覆”的元政府對佛寺的賦役政策，作者概括道：“納、免之爭，中心是佛寺續置土地的待遇問題”；“而續置土地的實質，則是佛寺對民間土地的兼併”。《元代江南的禪教之爭》斷言，1288年的禪、教廷辯，“是至元八年二宗會議的繼續。只有把兩者聯絡起來，對後者的性質才能看得清楚。可惜不少佛教史研究者都忽略了”。用語的平實，更襯托出力透史籍紙背的深刻識見。
本書所收二十篇論文中，有八篇寫於作者七十五歲之後，其篇幅更超出全書之半。老一代元史學者的集體風範，對後輩不能不是高壓強的無言鞭策！
陳福民：《北緯四十度》，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8
歐亞腹地的歷史文化，與三條緯度線密切相關。那裡的黃金草原帶，擺動於北緯50^o上下，從呼倫貝爾向西伸展遠達八千餘公里。從北緯50^o南下到穿越內蒙古中部和準噶爾盆地的北緯45^o線，地理景觀遂從草原漸變為半荒灘草地。自那裡再南行至北京、呼和浩特、大同一線的北緯40^o，我們就遇到了腹地亞洲與華北之間農牧交錯混合帶的南限。這條緯線還繼續往西，從敦煌橫貫塔里木盆地、中亞低地，成為歐亞草原遊牧文明與中亞、西亞和小亞諸綠洲文明的分界線。本書主題，則是兩千多年來北緯40^o線東段兩側，亦即一般所謂“長城南北”人群間相互關係的歷史。
一路走來，這兩三千年的歷史，並非只在單面地上演血與火的悲劇。遊牧人無法把南方變成任其欲取欲予的儲物櫃，而漢朝揚言“雖遠必誅”也不過是逞一時之快的嘴炮。於是正如有人說過的，“我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妥協的結果”。於是也就有交流交融、互補共生。審視這段歷史，能時常用理性的睿智去平衡陽剛而浪漫的激越，乃是本書一大高明之處。
這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非虛構文學”（Creative Nonfiction）潮流中一篇上乘之作，所以剛出版就引起各方關注。在“非虛構”一面它與史學寫作有某種共通性，但它又是歷史從業者寫不出來的。因為它還有“文學”這一面，即採用文學的技巧與手法來講述真實的故事，賦予真實故事以“強有力的情感和美學效果”。作者描繪北魏孝文帝決心遷都洛陽時寫道，塞外的草原山川與疾風勁草，“此刻在他的視線中漸漸模糊，並最終隱沒在地平線的盡頭”。可見非虛構文學中仍有虛構成分在。只是這種體裁可以容納多大的虛構空間，依然還是在探索中的問題。
賀喜、科大衛（David Faure）主編：《浮生：水上人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中西書局，2021。6
非常喜歡這本特別的書。它最初是主要由中國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面對英語世界，用英文寫成的專著。然後它被倒譯為漢語文字，又因為直接“出口轉內銷”式的語言轉換所造成的種種不適，而經過原作者們從頭到尾的全面改寫。它的陣營是豪華的，集中了一批正在朝中國學術主力地位衝刺的新生代佼佼者。他們的“後援陣營”更加豪華，科大衛、劉志偉、曹樹基、趙世瑜等名教授都赫赫在列。
“歷史人類學”其實是一個略帶悖謬的語詞。既然對業已消失的過去無法從事“田野”工作，“人類學研究”又從何談起？然而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它借用人類學的聚光燈，射向缺乏充足書面記載，但直到不久前還依稀可見的各種社會存在，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它們的舊日面目。
未能完全實現出水就陸的“疍民”、水上人、漁戶、船戶等人群的遺存，在上世紀下半葉尚可從專屬水上派出所的民眾群體中追尋到。我當年就在橫跨蘇州河的橋面上，看見過路人用源自傳統的居高臨下的憐憫或輕蔑神情，俯視從橋下水面駕舟而過的內河航運船民。
邊緣人群之存在是一樁客觀事實。研究他們，記錄他們曾被忽略與被歧視的經歷，不是為獵奇，為挑起昔日怨忿，或為繼續固化他們的“邊緣”狀態，也不僅是為了呈現高難度的分析技巧和深邃學術洞見。它還是一種反省，提醒世人檢討和警惕主流人群中自我中心化的集體意識無限膨脹。因為這很容易傷及邊緣人群的利益、情感與正當權利。
李曉傑主編：《水經注校箋：洛水流域諸篇》，科學出版社，2021。5
在前幾年的年度書單裡，我曾為介紹《水經注校箋·渭水流域諸篇》寫過一篇短評。繼2020年出版“汾水涑水流域諸篇”（科學出版社，2020-6）後，作者在2021年又推出本書。在文字處理方法和切入討論的眼光上，愈後出者愈見成熟和渾潤。對文字從事修復與解讀時，作者不肯輕言原文“錯簡”或“訛誤”，而是力圖在釐清埋藏於文脈深層的敘事理路基礎上，去疏通和呈現古人所認識的事實。書中考證漢人以石磧攔截洛水北支流谷水、以千金堨勒瀍水改道，又以皋門橋調節水位，遂得引二水合流東走洛陽，並用透檢視形式復原了呈L形的千金堨建築外貌。精細地追尋文字的內線上索和創造性想象力在這裡被有機地糅合在一起。是為本書最精彩的諸發明之一。
在邊疆危機的刺激和乾嘉漢學傳統與歐洲“東方學”互相切磋中產生的西北輿地之學，經“禹貢”學派闡揚推動，發展成中國史學研究中一個非常專門化的學科方向。歷史地理學這棵老樹無疑需要隨時代和科學的更新而不斷抽出新枝來；但這隻有在老樹自身始終葆有其旺盛生命力的前提下才能實現。本書作者在把繼承傳統治學方法與新技術手段相得益彰地互相結合方面所從事的多年努力之所以顯得特別可貴，我想原因正在這裡。
作者的團隊在常年致力於《水經注》版本彚校與水道復原的艱苦工作中還形成了一項副產品：圖文並茂的《古本與今本：現存版本彚考》（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10）。對“水經注校箋”有興趣的讀者，一定還會喜歡這本書。
魏泓（Susan Whitfield）：《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王姝婧、莫嘉靖漢譯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4
在“把絲綢之路的研究普及給更多的受眾”方面，現在我們已擁有兩種極出色的讀本。一是韓森所著《絲綢之路新史》，另外即是目下介紹的這一本。前一種的原書及其漢譯本，比後者的英文修訂版和漢譯本都出得略早。二者都極重視對絲路考古成就的充分吸納，都對敦煌文獻下足了功夫，都把視線投向行走於絲路上的各色“小人物”，並且都強調除商業之外，絲路在文化、宗教、思想和技術的東西交流中所發揮的或許更重要的功能。在本學年面對中學生的一門輔修課上，我先後把它們作為精讀書推薦給他們。一個半學期後，我問他們在二者中更喜歡哪一種，絕大部分同學都把票投給本書。
這很可能與二者的書寫體裁相關。本書中故事的主角都有名有姓，而且“都出自當時的文獻”。可是有關他們的細節仍然還不夠，因此作者對他們衣食住行各種細節的描寫，有很大一部分是“依據很多同時代的文字、影象及物質資料推斷出來”的。換句話說，作者是把許多來自不同個體的細節材料合併在同一個人身上，用叢集體之特徵於一身的方式來講述“他”的故事。而韓森的書則是利用來自諸多個體的非常零碎不連貫的證據，來呈現有關“他們”的故事。前者屬於“非虛構文學”體裁，而後者是一種標準的“非虛構”的歷史寫作。對一般讀者而言，文學創作總是更容易打動他們；在這一點上，歷史從業者固不必為此灰心或妒意橫生。
本書的原名作“行走於絲路上的人生”，講了十二個不同主角的故事。他們並非都是唐王朝治下的臣民。因此本書現在漢譯的書名，其實不太準確。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姚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