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裴（裴松之）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說是諸葛亮還沒出山之時，就在讀書充電的方法上，顯露出與眾不同的個性化特色來。他的三位書友，徐庶、石韜、孟建，讀書方法都奉行四個字“務於精熟”。不僅讀得精，還要讀得熟。用現今流行的話來形容，他們都是“精熟哥”。唯獨諸葛亮不然，他奉行的是另外四個字“觀其大略”，可以叫作“大略哥”。
“觀其大略”的準確含義，是注意觀察吸收書籍當中的重點和精華。此處的“大”是重大的大，也就是書中的重點；而“略”是戰略的略，也就是書中的精華。
對比之下，“務於精熟”的“精”，是精細的精，是指書中的細節，這就與“大略”的“大”正好相反；而“熟”是熟悉的熟，對書中的所有內容都要爛熟於心，這又與大略的“略”完全不同。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何互有交誼的同一批年輕書友，會在讀書方法上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原來，這與當時的教育體制密切相關。
當時的人才選拔，以孝廉科目為主體，儒經考試為中心。孝廉的選拔，由各郡的行政長官，按照每二十萬人口推舉一人的比例進行，以品德上的孝順、廉潔為標準。入選的孝廉，照例要集中到京城洛陽參加考試，合格者就能進入官員的預備隊伍。考試考什麼？照例是考儒家的經典。從眾多的儒經當中，任意抽取一小段，要求考生進行闡釋和論述。如果對儒經不能從頭到尾讀得滾瓜爛熟，就有可能面對題目不知所云，只有交白卷的份兒，當官的美夢就完全破滅了。於是乎把儒家經典從頭到尾讀精再讀熟，就成為讀書人無形的指揮棒。至於這種“讀死書、死讀書”得來的“死知識”，對於個人素質的提高，能力的增強，究竟有沒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那就統統不管了。
明白了以上的大背景，再來看兩種讀書方法的反差，就容易理解了。徐庶等三位“精熟哥”，因為個人志向與諸葛亮完全不同，未能跳出傳統體制的束縛，所以還在走東漢教育的老路。由於當時這種死板的讀書方法，大多隻能培養出等因奉此、循規蹈矩的行政官僚，比如州刺史和郡太守，所以孔明先生才會對徐庶等三位學友說：“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
至於諸葛亮的遠大志向，則是要當一個文武兼備的軍政棟樑，所以他才自比為先秦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軍事家樂毅。他所需要的知識，必須能夠充分滿足自己未來擔當軍政大任的實際需要，包括歷史觀、大局觀方面的戰略指導，治國、治軍方面的重大借鑑，前人發現和解決社會熱點問題的有效方法和寶貴經驗，如此等等。要想適應這樣高階、大氣、上檔次的志向需要，傳統的“精熟”方法顯然就很老套、很落伍了。經過一番主動的明智選擇，他的新方法就應運而生。
再說當時的荊襄一帶，社會相對安定，所以有大批學術文化精英聚集，形成後世所謂的“荊州學派”。這個學派提倡簡明扼要的新學風，反對東漢繁瑣零碎的老學風，剛好與他的志向相吻合。加之荊州學派的領袖，即水鏡先生司馬徽，又是與他關係親密的尊長。凡此種種，也是客觀上催生這位“大略哥”的優質文化土壤。
實用、簡明、高效和創新，堪稱是諸葛亮讀書方法的四大亮點。然而在作出這一選擇的東漢獻帝建安初年，他只是虛歲不過十六七的小青年。走向人生起跑線之前的正確選擇，不僅為他十年之後在歷史舞臺上的種種精彩表現，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為當今正在努力讀書充電，準備大幹一番事業的年輕群體，提供了啟迪作用和參考價值。
正可謂：孔明才智來何處？竟是先生會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