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牛渡位於仙居縣東八里的永安溪上。永安溪自浮石園向北，經仙居縣城南向東，至縣東枕溪山處因兩山夾峙而又折向北為石牛溪，由此迂迴成了一個大大的“之”字。在距離“之”字底端轉折不遠的石牛溪上便是石牛渡，與其上的河頭渡形成遙相對應之勢。石牛之名，據《嘉定赤城志》記載，因“有巨石屹橫流中，狀若牛然”而來。仙居清代曾有諺語稱：石牛上田，邑出狀元。可見，至少至清代時，石牛仍是隱於水下的；而其所在之永安溪段水深面窄，也恰是作為渡口的理想之地。
石牛渡始於何時已無法詳細的考證。據前些年對渡口西面的大興寺挖掘出土的漢代瓦當情況看，至少在漢代時，渡口的西面已經有人居住。不過，在漢末至北宋的六百多年裡，我們除卻對其附近的大興寺有所瞭解外，其他的所知仍然甚少。南宋之初，仙居詩人孟大武曾描繪過石牛周遭的情況：松柏迴環路屈盤，像堂僧室枕層巒。泉多翠茗臨烹便，寺僻紅塵欲到難。樵斧斫雲春谷暗，漁榔敲月夜溪寒。我來未足登臨興，欲去徘徊更倚欄。從孟的詩裡，可以想見的是當時石牛一帶仍是個偏僻的地方。至於石牛渡正式見諸於文獻的記錄，則要遲至南宋末年的《嘉定赤城志》。是志，將石牛渡作為了仙居的八大渡口之一，而石牛也作為了昇平鄉下屬的六里中的里名之一。
元明時期石牛渡的通衢地位日顯。這一時期，仙居東西兩端的外出交通以下礫垟段永安溪為界分上江、下江兩個區域開始明確。下江的交通更是兼具了水、陸兩大優勢：自縣城北面取陸路向北，經廣度、天台、新昌、嵊州、紹興，近可達杭州，遠可至北京；自縣城向東取水陸，經白水洋、張家渡，近可抵臨海、黃岩、椒江，遠可達寧波、江蘇、北京。同時，自仙居縣城至郡城臨海的陸路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官道由取道縣城北面的北嶺移至東面的東嶺，經東北面的火爐堂、斷橋或石牛向東，過大路徐、橫路丁，翻越界嶺，入臨海境；又自石牛過渡口向東，經橫路丁、懷仁，過石潤渡，入臨海境。如此，石牛渡自然而然成為了一個水、陸交通交匯之地。
清代二百多年石牛渡進入了繁榮期。一方面，官道的東移加快了石牛一帶人口的聚集；另一方面，仙居東鄉下各和東南鄉雙廟、朱溪一帶的發展，也需要石牛渡來拉近其與縣城之間的聯絡。大約是清代道光年間時，有鑑於石牛渡在連線東鄉上的作用，仙居縣城周遭計程車紳們曾設想在渡口上架設木橋，但並未獲得成功。不過，如此也絲毫未影響渡口周遭的發展。清康熙年間時，基於渡口上大興寺東側“有潭甚深廣，魚多生聚，漁人每資為利。”知縣事鄭錄勳嚴禁網捕，乃鐫“放生潭”三字於石”，使得石牛作為文人士子游冶之地的功能進一步突出。同時，人口以渡口為中心的聚落成村以及基於渡口的神靈信仰，也催化了民間信仰的興盛。
扶乩之術在石牛渡周遭曾經非常盛行。據清代邑人李芳春《雜錄》記載：“乾隆某年，吾邑苦旱，眾求籤於城隍廟之神。籤告以當向蓮頭求之方有應也。城外蓮頭山，高千丈，下臨深潭，中有一洞懸而下，既下捧香而出，預備香車，若迎神者畀回。是日大雨。眾扶乩問何神？曰，吾許飛瓊也。因呼為娘娘。蓋佔於女神，例為星稱也。為立廟於牛山之陽，榜曰九成宮。四方有求者輒應。有趙某者，來問窖，化紙錢時誤焚香車一角，趙不敢言。眾以問神，乩書此趙某魯莽所致，不責也。問之趙某果然。又乩詩詞極多，不能盡記。吾族有求子者，乩書一詞曰歲序莫嫌駒隙，春光正爾韶華，杏邊添種，櫻桃花就，裡黃金無價。其家有二妾，一名櫻，一名桃。後櫻生二子，是其驗也。又有李某者問終身，書曰，青松翠柏，汝自思。之後，李與某婦通，其夫兄弟二人，廷松、廷柏，捉李殺之。”而事實上，諸如此類的扶乩信仰，也恰為後來仙居境內類似李鶴皋等人引發的動亂奠定了基礎。
民國時期石牛渡仍是仙居一重要津渡。據《民國仙居縣新志稿》記載，當時仙居東面的陸路幹道為東門迎暉門向東，翻越東嶺，至正昌堂，向北過慶雲鋪、楊府鎮、大路徐市，經界嶺，入臨海境；而枝路自迎暉門至石牛渡則更為通達，其向東北行，與幹道合；向東行，過渡口，為張店、黃粱陳、下各、下王沈、象坎渡，入臨海境；又向南和東南，分別可達雙廟、朱溪以及黃岩、永嘉和羊棚頭、臨海等地。為之，渡口上還曾設有義渡，並由當地士紳捐田收租予以維繫。解放之後，石牛渡口仍存續了五十多年。迨至2002年時，渡口上鋼筋混泥土結構的石牛大橋建成通車。自此，從《嘉定赤城志》開始記錄，在文獻中存續了近八百年的石牛渡最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攝影/王子芳 朱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