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
什麼是近代漢語？
什麼是近代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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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漢語”這個名稱，恐怕多數讀者還不很熟悉。有人看到這個名稱，就認為是中國近代史（1840-1919）期間的漢語，這是誤解了它的含義。什麼是“近代漢語”？這要從漢語史的分期說起。
漢語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據漢語的發展變化，漢語的歷史可以分為若於不同的時期。但對於漢語史的分期，各個學者不盡相同。大家比較熟悉的，是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提出的分期。
（一）公元三世紀以前（五胡亂華以前）為上古期。（三、四世紀為過渡階段）
（二）公元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紀為過渡階段）
（三）公元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為近代。（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為過渡階段）
（四）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後）為現代。（見《王力文集》第九卷p。48）
國外漢學家也對漢語史的分期提出過自己的看法。比如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Kalgren）認為《詩經》以前是太古漢語（ le proto-chinois），《詩經》以後到東漢是上古漢語（ le chinois archaique），六朝到唐是中古漢語（l＇ancien chinois），宋代是近古漢語（le chinois moyen），元明是老官話（ le vieux mandarin）（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譯）。日本漢學家一般把漢以前稱為“上古”，把六朝至唐末稱為“中古”或“中世”，把宋元明稱為“近世”，把清代稱為“近代”。
呂叔湘先生的意見和上述意見不大一樣。他說：
什麼是近代漢語？這涉及漢語史的分期問題。一種語言在某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就可以把這以前和以後分為兩個時期。可是語言的演變只有透過書面記錄オ得以觀察，而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記錄語言的文字的響。漢語是用漢字記錄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難於知實的反映口語。秦以前
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至於太大，但漢魏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相當固定的書面語，即後來所說的“文言”。雖然在某些型別的文章中會出現少量口語成分，但是以口語為主的“白話”篇章，如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錄，卻要到晚唐五代才開始出現，並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書面漢語的地位。根據這個情況，以晚唐五代為界，把漢語的歷史分為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是比較合適的。至於現代漢語，那只是近代漢語內部的一個分期，不能跟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鼎足三分。（《近代漢語指代詞 序》）
他又說：
我們的看法是，現代漢語只是近代漢語的一個階段，它的語法是近代漢語的語法，它的常用詞彙是近代漢語的常用詞彙，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加以發展而已。（《近代漢語讀本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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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不打算全面地討論漢語史的分期，而只想談談有關“近代漢語”的問題。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漢語史的分期不取決於中國歷史的分期，而取決於漢語自身的發展變化。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比如，1949年前後，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歷史上顯然應該分為兩個時期。但在此前後漢語卻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因此都屬於通常所說的“現代漢語”。因此，我們所說的“近代漢語”，也絕不是指中國近代史（1840～1919）期間使用的漢語。
那麼“近代漢語”應該是指什麼時期的漢語呢？這裡首先要涉及的一個問題是“近代漢語”是否包括現代漢語在內，或者如呂叔湘先生所說的，整個漢語史是“二分”還是“三分”。
從漢語發展的歷史來看，呂叔湘先生“二分”的主張是有道理的。大體上說，漢語可分為“文言”和“白話”兩大系統，而“白話”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時期。從唐代開始，現代漢語的語法和基本詞彙就逐步形成，呂先生說“它（現代漢語）的語法是近代漢語的語法，它的常用詞彙是近代漢語的常用詞彙，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加以發展而已”，這是符合事實的。當然，拿現代漢語和唐宋元明清的語言比較，都會有些不同，這並不奇怪，語言是不斷髮展的；但是，如果因為ー個階段和另一個階段有所不同，就把這些階段都分成不同的時期，那漢語就會有很多個時期，這樣的劃分也就沒有意義了。這樣說絕不是貶低現代漢語研究的重要性。我們生活在20～21世紀，當然首先要研究20～21世紀的漢語（現代漢語）。但是從漢語的發展史來看，這並不成為把現代漢語單獨劃分為一個時期的理由。如果再過500年，回過頭來看，大概會覺得20~21世紀的漢語和元代的漢語、明代的漢語一樣，有發展有差別，但是沒有根本的變化。也就是說，20～21世紀的漢語，和13～14世紀（元代）的漢語、14～17世紀（明代的漢語等一樣，只是7世紀（唐代）以後漢語發展的一個階段。
但話又說回來。也許500年後會把20-21（或18-21）世紀的漢語看作7世紀以後漢語發展的一個階段，但我們生活在20～21世紀，理所當然地要特別重視20～2世紀的漢語，即現代漢語。現在13億中國人都在學習和使用現代漢語（中國的少數民族也要學習和使用現代漢語），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學習現代漢語。所以把現代漢語分出來，作為和古代漢語、近代漢語並列的一個階段，加強對現代漢語的研究，也是有理由，有必要的。把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作為兩個階段，研究者可以各有側重，這樣也有利於研究的深入。當然，我們也提倡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研究能夠在各有側重的基礎上互相打通，因為這兩者本來就有十分密切的聯絡。
除了上述理由以外，我們把“近代漢語”看作一個介於“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並和它們鼎足而三的歷史時期，還有一個實際的考慮：如果採用“二分”法，把“近代漢語”看作一個繼“古代漢語”＂之後而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歷史時期，而“現代漢語”只是這個時期的第二階段，那麼，對於這個時期的第一階段（即“古代漢語”之後，現代漢語”之前的那個歷史階段），就沒有專用的術語來加以指稱。以往對“古代漢語”（主要是上古漢語，即先秦和西漢的漢語）和“現代漢語”都有比較多的研究，唯獨對中間那一段的研究比較薄弱。現在，對中間那一段漢語的研究逐漸被重視，而研究者往往把那一段的漢語稱之為“近代漢語”，儘管各人心目中對“近代漢語”的上限和下限的認識並不統一，但絕大多數人所說的“近代漢語”不包括現代漢語在內，這一點卻是一致的。為什麼多數研究者都喜歡在“三分法”的意義上來使用“近代漢語”這名詞呢？從消極方面來看，不這樣做，那“中間一段”漢語史就缺乏一個專有名稱；從積極方面看，單把那“中間一段”漢語史稱為“近代漢語”，就使“近代漢語”的研究範圍更加集中，研究目標更加明確。反之，如果按二分法的意義來使用“近代漢語”這個名詞，那麼當討論到“近代漢語語法”、“近代漢語語音”時，就應當把唐宋以來直到現代漢語的語法或語音都包括在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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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傾向於採用“三分法”，並不是忽視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聯絡。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聯絡是非常緊密的。前面已經說過，如果用“文言”和“白話”作為分界，那麼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是同屬於“白話”這個系統的。近代漢語是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那些使得現代漢語區別於古代漢語的語法、語音、詞彙請要素，絕大多數在這個時期中先後出現，並且在這個時期中發展、定型；等到現代漢語的語法、語音、詞彙系統形成，這個時期就告終結。
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們認為在討論近代漢語的上限和下限時，不應該泛泛而談，而應該始終把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這種密切關係作為ー個基本的出發點。什麼時候漢語中出現了較多古代漢語所無、現代漢語所有的語法、語音、詞彙的新要素，這就是近代漢語的上限。什麼時候漢語的語法、語音、詞彙系統開始變得和現代漢語基本一致了，這就是近代漢語的下限。
但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原則確定了，具體做起來，還會遇到許多困難。
困難之一是由於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書面語，直到“五四”以前直是文言文佔著統治地位。我們當然不能據此來給漢語史分期，漢語史的分期，必須根據口語的狀況。但歷史上口語的狀況，我們又只能透過那些反映口語的書面語來了解。“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的揣摩它是如何的代表當時的語言罷了”（高名凱《唐代禪家語錄所見的語法成分》）。而這“揣摩”的工作就不很容易。比如，教煌變文和宋人話本都是重要的白話資料，但敦煌變文多半是文白夾雜，而宋人話本基本上是白話。後者反映當時的口語是沒有疑問的，但前者的文白夾雜是反映了當時的口語正處在種過渡時期呢，還是由於擺脫不了前一時期書面語言的影響所致？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就會牽涉到對晚唐五代時口語狀況的看法，從而也牽涉到近代漢語的上限。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語還是從文言到古白話的過渡階段，那麼近代漢語的上限就要推遲到宋代；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語基本上已是古白話，那麼近代漢語的上限可提前到晚唐五代。
困難之二是語法、語音、詞彙的發展變化不同步。因此在分期問題上，主要著眼於語音和主要著眼於語法詞彙，得出的結論就可能有差異。比如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說：“近代漢語的特點是：（1）全濁聲母在北方話裡的消失；（2）-m韻尾在北方話裡的消失；（3）入聲在北方話裡的消失，等等。”主要是著眼於語音的。而上引呂叔湘先生關於近代漢語的論述，主要是從語法和詞彙的角度來談的。這也是這兩位著名學者對於“近代漢語”上限的看法不同的原因之一。
正如漢語史的“二分”和“三分”的問題還可以繼續討論一樣，“近代漢語”的上限和下限問題也還可以繼續討論。我們現在對近代漢語的研究還很不充分，而真正科學的結論，是應該在深人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但是，既然要開展對近代漢語的深入研究，總要大致劃分一下近代漢語的時期。所以，我們不妨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大體確定一下近代漢語的上限和下限。
先說上限。呂叔湘先生主要根據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錄中的白話成分，把近代漢語的上限定為晚唐五代。這個看法是有根據的。儘管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錄多數還是文白夾雜，但“文＂的部分主要是受古代漢語書面語的影響。正如蘇聯漢學家C E 雅洪托夫在《七至十三世紀的漢語書面語和口語》（譯文載《語文研究》1986年第4期）中所說的：“我們在變文中找到了幾乎所有列人我們清單（見表一）的近代漢語語素“還有很多另外的近代漢語虛字”。只是“變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獻人為地文言化＇，用它們的上古漢語同義詞替換口語詞”。這就說明晚唐五代時的口語已經是古白話，或者說，當時口語的語法、詞彙方面已經有不少要素和我們今天所說的話（現代漢語）相同了。
但進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到：這些語法、詞彙方面的新的要素，有不少在變文之前就已出現，只是在變文以前的文獻資料中它們是零星地存在，不如在變文中那麼集中罷了。比如處置式（“把”字句）、代詞“你”、“他”、“這”、“那”、“是勿”（後來寫作“什麼”）、“爭”、助詞“底”（後來寫作“的”）、語氣詞“無”（後來寫作“嗎”）等，都產生於唐代初期或中期（均見第四章）。所以，從語法、詞彙方面看，近代漢語的上限或許可以提前到唐代初年。
從語音方面看，新要素的出現要晚一些。王力先生所說的那三項語音變化，只有濁音清化在晚唐五代已經開始，而入聲的消失在晚唐五代還只是微露朕兆，-m尾的消失除個別方言例證外，在晚唐五代還看不到確鑿的例證。但從總體上看，晚唐五代可以看作近代音發展的起點。正如周祖謨先生在《變文押韻和唐代語音》一文所說“現在北方話的韻母系統就是在這二十三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要研究普通話語音發展的歷史，不能不以此為起點。”如果把語音和語法綜合起來看，那麼，比較慎重的說法是：近代漢語的上限是晚唐五代。
再說下限。從反映口語的文學作品使用的語言來看，清代乾隆年間寫成的《儒林外史》、《紅樓夢》的語言已基本上和現代漢語一樣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曾對明清五部小說作過統計，結論是“為因”、“甚”、“元”等明代白話小說中使用的詞語在《紅樓夢》中已經消失，而將近30種現代漢語中常用的詞語和格式在《紅樓夢》中都已出現（見B。 Karl gren，New Excursions on Chinese Grammar， BMFEA 24，1952）。正因為《紅樓夢》的語法和現代漢語語法大體一致，所以王力先生才能用《紅樓夢》為主要語言材料來寫成《中國現代語法》。語音方面，明末的《正音捃言》和清初的《五方母音》反映出當時的語音系統已和現代漢語語音系統基本一致，只有一個主要的差異：當時的［tsi］和［ki］還沒有變成［t i］［參見唐作藩《正音捃言的韻母系統》（《中國語文》1980年第1期），陸志韋《記五方母音》（《燕京學報》第34期），龍莊偉《五方母音音系研究》（《語言研究》1989年第11期）］。而在乾隆八年成書的《圓音正考》反映出當時不少人口中［tsi］、［ki］都已變成［t i］，這就說明在18世紀中期，近代漢語音與現代漢語音最後一個主要的差異也已消失了。因此，我們可以把近代漢語的下限定為18世紀中期，或者粗略一點說，定在清初。
袁賓（1987）提出：漢語的歷史階段由主幹部分和交替重疊部分組成，南宋、元、明、清是近代漢語的主千，但近代漢語研究不限於這個時期，可以上下推延幾個世紀。這個想法，對於近代漢語研究來說是適用的。實際上，在近代漢語研究中，無論是溯源還是討流，都超出了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這個時間範圍。因為上下限只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大體劃分，實際上語言的演變是不能用分期的上下限來割斷的。特別是清初到19世紀末這一段的漢語，雖然按分期來說是屬於現代漢語而不屬於近代漢語，但這一段的語言（語法，尤其是詞彙）和“五四”以後的語言（通常所說的“現代漢語”就是指“五四”以後的語言）還有若干不同，研究這一段語言對於研究近代漢語是如何發展到“五四”以後的語言是很有價值的，所以，不少近代漢語的研究者對此也十分關注，通常也把《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列入近代漢語研究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