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著名的摩崖石刻《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或略稱《西狹頌》，乃靈帝建寧四年六月上石，用以紀念李氏修治武都郡西狹道事。摩崖銘文謂此道本“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溪，阨笮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墬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經過此番修治之後，這條險道乃變得“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歡悀”，功勞不可謂不大，刊石頌德，理宜然也。
《西狹頌》拓本（據永田英正《漢代石刻整合》）
宋人曾鞏、趙明誠、洪适等著錄此石，都沒有提到除了紀事的銘文之外尚另有題額（曾鞏《元豐類稿》卷五〇《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趙明誠《金石錄》卷一六《漢武都太守李翕碑》。洪适《隸釋》卷四《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逮翁方綱在乾隆年間著《兩漢金石記》，始提及此石“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一三《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其後王念孫《漢隸拾遺》、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一）、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以及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卷一）等諸多著述也都提到了這一情況，馮雲鵬、馮雲鵷兄弟合著的《金石索》，甚至還摹刻有它的拓本（《金石索》之《石索》卷二）。時至今日，《西狹頌》額作“惠安西表”，更成為人們談論漢碑、利用漢碑時幾乎一致公認的客觀存在。
所謂《西狹頌》“碑額”拓本（據永田英正《漢代石刻整合》）
所謂“惠安”，大致相當於“安吉”、“安好”之義；“西表”乃猶如“西陲”、“西鄙”。《尚書·堯典》雲“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惠安西表”之“西表”，即此東、南、西、北“四表”之一。是則“惠安西表”也就相當於“安濟西土”；若是換個表述方式，也就如同說“令此西土平安”差不多。
那麼，對漢代碑刻狀況稍有了解的人，甚至多少念過一些古文的人，只要抱著審視而不是盲從的態度對此略加思索，就應不難發現，“惠安西表”、也就是“令此西土平安”這樣的話能夠用作《西狹頌》這類石刻銘文的標題、也就是所謂“碑額”麼？當然不能，絕對不可能。因為這雖然概括表述了這次整治山路的結果，可卻太虛太飄了，既沒有點明本地太守這個著力歌頌的物件，也沒有指出李翕其人在這裡建樹的具體功業。所以，不管是在皇漢治下，還是在大清國中，歷朝歷代，哪朝哪代，都是不會出現這樣的“碑額”的。
看它是不是符合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這就是我對待所有文獻的第一著眼點；對待那些傳世金石材料和莫名其妙地“新發現”的文獻，更是如此。這看似平平常常的道理，足以勘破絕大多數假造的贗品，也足以識別絕大多數前人無意間造成的舛謬。關鍵，是你要有一顆做學問的平常心，要首先對傳世基本文獻以及各類文獻的主次偏正關係有個大致的瞭解，別放著堂堂正正的大路不走而專走旁門左道。
在鑑別古代器物與銘文的真偽時，一項事物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也可以名之曰“通例”。按照這樣的“通例”，所謂摩崖刻石本來就沒有什麼“碑額”，人們都是把一塊石壁剷平了，上來就徑刻正文。例如著名的《石門頌》和《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還有新近發現的《燕然山銘》等，都是如此。這樣看來，“惠安西表”這個“碑額”就更加令人困惑了。
由於信以為真，信而不疑，清代以來這些金石學者，並沒有人想到現場看一看具體的場景。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只有清末民初人繆荃孫在少年時代嘗偶然親歷其地。至晚年，繆氏在讀書筆記中講述當時所見情況說：“幼時道經《西狹頌》下，宋金人題字亦滿壁，前人均未著錄。‘惠安西表’四字去《西狹頌》約十餘丈，其下彷佛有字，是另一碑之額。今人以為《西狹頌》碑頭，亦殊武斷。爾時身親戎馬，不知記段數及年號、人名，思之令人惘惘。”有誰見過遠離刻石銘文十幾丈開外的“碑額”？世上當然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存在。
俗語云：“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按照民國時期著名學者鄧之誠先生的看法，這繆荃孫可是一位學養足以與李越縵、王湘綺、俞曲園相頡頏的大師級人物（見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首鄧氏序文），而且這位繆老兄特別專長於版本目錄之學，對金石文獻也是一代高手。那麼，既然繆荃孫都這麼講了，為什麼現在大家還都拿“惠安西表”這個“碑額”當真事兒呢？
繆荃孫這一讀書筆記題作《雲自在龕隨筆》（上述內容出自該書卷三《金石》部分），在繆氏生前一直沒有機會刊行於世。至其身後，始於1958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惟當時僅印製1500冊（1959年重印此書，亦僅加印500冊而已），傳佈範圍有限。稍習當代中國史者皆知，斯乃何時，學人自難過多留意於此；至少不可能有人會為此等閒散書生的瑣事而著筆發聲，以激起世人關注。至於現在的情況，是供職於學術研究單位者無不競相爭搶新發現，遊弋於金石書法領域的雅士，則是一味珍賞寶藏各種名門舊拓，故繆氏揭明的這一情況，至今仍罕能有人知悉。圈子裡的情況就是這麼個情況，普通吃瓜群眾往往想也想不明白。
其實繆荃孫告訴我們的這種真實情況，完全符合進入宋代以後石刻文化的總體局面。我們大家看一看南宋學者王象之撰著的《輿地紀勝》就會發現，其中有一項很特別的記載，這就是在每個府州之下都列有“碑記”一個專案，用以載述當地的碑刻和地記，充分顯示出碑刻在地方文化構成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我們看到，各個名勝之地的摩崖石刻，才變得非常普遍，也非常引人注目。這種情況，大家只要到各個風景名勝場所看一看就會一目瞭然，而祝穆《方輿勝覽》對各地“題詠”的重視，實質上體現的也是同樣的文化追求。
基於這樣的石刻文化背景，再來看“惠安西表”這一刻石，雖然繆荃孫感覺“其下彷佛有字”，因而推測它“是另一碑之額”，但我認為它更有可能是宋金時期人因將《西狹頌》視作當地的歷史勝蹟而針對它刻下的讚譽之文，即謂當年李翕鑿山修路之舉實乃“惠安西表”，給西土之人造就就了很大福利——這是由《西狹頌》衍生出來的讚美之詞，而不是用以概括體現《西狹頌》的內容。蓋不惟南宋情況如上所述，即使是女真人之金，在文化上也受到趙家王朝很大影響，重視石刻，仿行其事，是理所當然的。
2021年11月7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