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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袁枚所撰《子不語》是清代文言小說中影響很大的小說集。但它的名稱卻似乎讓作者遊移不定，因為在此書的版刻史上，出現了兩個書名，而且均與作者有關。不僅如此，被作者放棄的那個命名卻在讀者的接受中重新成為此書的定名。
*文章節選自《必也正名》（李小龍 著 三聯書店2020-7）。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子不語》的作者命名與時代選擇
（節選）
文 | 李小龍
雖然袁枚自己在此書序言中明確表示改名為“新齊諧”，並在刊刻之書的書名頁及每卷第一行均標為“新齊諧”；然而這些刊本的版心卻均題為“子不語”。或許我們會覺得那是版已刻好，較難改動的原因，但這並無說服力，因為僅版心三字的改動對於修版來說還是不難的；而且，除正集外，後來的續集及此後的各種刊本版心也都同樣標為“子不語”。可以看出這其實表現了袁枚自己的遊移，想來袁枚自己也很矛盾，他最喜歡的書名仍然是《子不語》吧。
他對“子不語”的喜歡還有一證，即其《續子不語》中竟收入了一篇《子不語娘娘》，其中的一個木偶便叫“子不語”：
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為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
此篇收在續集卷二。據前可知，續集之作約在乾隆五十三年正集結束之後，而袁枚將其書名為“子不語”則早在乾隆三十年《與裘叔度少宰》一書中便已提及，所以，此書命名絕非來自此篇故事；相反，此故事之創作或當受此書名的影響。因此，這裡對“子不語”三字的解釋便可補充袁枚《子不語序》而成為我們理解此三字名的鑰匙：
第一，“子不語”非“不語”，確是以歇後語的方式表示所“語”為“怪力亂神”，因為此木偶“名不語”，但仍可“聽其聲響”，而且“有問必答”。正因如此，劉瑞一聽到這個名字便問：“得非是怪乎？”
第二，子不語“貌最醜怪”，此評價其實亦合袁枚小說之特點。相對於《聊齋志異》的用情與孤憤、《閱微草堂筆記》的醇正與清峻，《子不語》的故事及敘事確實多傾向於“醜怪”。
第三，其中“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之語可與《子不語序》“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鹹》、《韶》矣，而不旁及於侏離僸佅則耳狹”一語對讀；更與《聊齋志異》高珩序中“人世不皆君子，陰曹反皆正人乎”如出一轍。
所以，“新齊諧”其實是作者無奈的選擇。不過，有趣的是，此書的流傳史卻擺脫了作者本來便言不由衷的調換。如前所言，清代刊本均題為“新齊諧”，但到民國間的刊本則全部使用了版心所標的原名，當代的整理本也幾乎是清一色的“子不語”。其實當代從研究性著作（如吳志達先生《中國文言小說史》）到教材（如袁行霈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都直接以《子不語》立目。從最重書名著錄準確性的目錄學著作來看，《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即錄為“子不語”，《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等書亦直接以“子不語”為條目，後者反將“新齊諧”作為參見條目。就連此書的外語譯本也多以此為譯名，如雷金慶和李木蘭的譯本譯為Censoredby Confucius： Ghost Stories by Yuan Meib，史華羅的英譯本名為Zibuyu，What the Master Would Not Discussc。那麼，為什麼“子不語”這個名字不但能夠戰勝“續夷堅志”與“新齊諧”，還能戰勝作者的指令，甚至戰勝當下學界的學理邏輯（當下學界所謂的“求真”學風其實對“子不語”極為不利），成為袁枚小說公認的定名？
平心而論，在這三個命名中，《子不語》是最新穎別緻的一個，辨識度最高的一個，也是最合於袁枚風格的一個，最合於作品文體的一個，甚至是與內容最相適應的一個。
第一，新穎別緻，是因為歷來無人以此為名。據前所論可知，志怪小說命名最難，因為一般為三字，末一字多為體字，非“錄”即“記”，無可發揮；前二字亦多用“怪”“異”等譜字，可以體現特點者，僅一字之空間。所以古往今來之文言小說命名時相彷彿，難有豁人心目者。其實，此前之《齊諧記》已經算是“善立名者”d了，後之《夷堅志》亦不示弱，可稱此名之下聯，均不落“怪”“異”之窠臼，然其名後有因襲者，遂又將此二名凡庸化了。
第二，辨識度高，因為孔子此語流傳極廣，除士子之外，甚至市井之人也多能誦之，故以此為名，頗可使人過目不忘。
第三，袁枚的風格是“生活通脫放浪，個性獨立不羈，頗具離經叛道、反叛傳統的色彩”，而從儒家經典《論語》中移來此語為稗官小說之名，便頗有離經叛道的姿態。同時，這一命名又帶有歇後語的色彩，因原文為“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名極巧妙地用前三字為名來逗出後四字，極有文人巧思，亦頗能體現袁枚的“靈機與才氣”。
第四，從文體上看，《子不語》這個名字也更好。此名首先可以當作歇後之名，但也可直接據此三字來理解。其名為“不語”，實則已“語”，就是語子所不語。以“語”為體字是非常合適的，前節已經探討過文言小說集命名的兩級分化，此以“語”為名，便與“傳記”類命名有所區別。其實，袁氏此作多得自聽聞，故以“語”為名也宜。王英志先生在前引對《子不語》的介紹及其主編《袁枚全集》的《小倉山房尺牘》中，將《與裘叔度少宰》一書之語標點如下：“有《子不語》一種，專記新鬼，將來錄一副墨，寄呈閣下，依然《燈下叢談》，定當欣暢。”這裡的“燈下叢談”實不當加書名號，因正如袁枚記憶中的“子不語”一樣，本無是書，此加書名號，實為誤解。其原意不過是說將來寄呈新著，依然如當年同中進士之時於燈下聚談而已。不過，這裡誤加書名號或許也有原因，一是五代曾經有過一部傳奇集名為《燈下閒談》，與此四字頗類；二是“叢談”一詞更為古代筆記小說取名之常用詞，如《鐵圍山叢談》《江漢叢談》之類；三則是《子不語》體字為“語”，與“談”相通，故亦致淆。
第五，無論“夷堅”還是“齊諧”，都明確指向了志怪，這從《莊子》出典“齊諧者，志怪者也”開始就被規定了。歷來以此為名的文言小說集也均從其義，以志怪為主。但“子不語”從出典便可知其為“怪、力、亂、神”，此四字中的“怪、神”比較清楚，事實上，歷來對此句的理解也更偏重“怪、神”二字，如《漢書·郊祀志》引《論語》此句即雲“子不語怪神”，這也恰恰是歷來志怪小說的常規內容（參見第六章第一節），但“力、亂”二字則突出志怪之藩籬，不過，歷來經學家對此之解釋頗有歧異，朱熹（1130—1200）集註引謝氏之語從反面論述，更易於理解，其雲“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事實上，前舉《聊齋志異》前之高珩序其實也在辨析這幾個字，並且也用了相同的方法來申明，其雲：“苟非其人，則雖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讀南子之見，則以為淫闢皆可週旋；泥佛肸之往，則以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詩》、《書》發冢，《周官》資篡已也。”也就是說，《子不語》除了傳統志怪小說的神怪內容外，還有著“不德”“不治”一類的故事，或者用高珩的話來說就是有“淫闢”與“叛逆”之事。關於這一點，李志孝先生《審醜：〈子不語〉的美學視點》一文有詳細的篇目例舉，可參看。
論及袁枚此書對於傳統志怪小說的突破，更能明白此書之名為何竟然違背了作者的意願而以“子不語”定名。其實，洪邁《夷堅志》已經與傳統志怪小說有所不同，其篇目中，大量的故事並無志怪內容，而是市井生活中的奇情異事，所以與其名並不全然相符。從這個意義上看，以《續夷堅志》為名自然不妥，相對來說，《新齊諧》雖不甚當，但仍可用，因為有“新”字，則有改弦更張之意。
袁枚對《聊齋志異》矛盾的態度恰恰決定了《子不語》小說的面貌，一方面他認為《聊齋志異》“惜太敷衍”，所以有向魏晉志怪之簡介迴歸的傾向；另一方面卻又推崇《聊齋志異》“殊佳”，則又頗受影響，所以，其書絕非對漢魏志怪的簡單迴歸。在這個意義上，“子不語”這個名字帶有對儒家經典的反叛意味，便更合於作品的定位。當然，這在當時也引起了攻擊，如鄭光祖（1776—1866）《一斑錄》雜述八有《子不語之謬》一則，指斥此書：“小說所載，鬼怪妖異確實者十不得一，附會者十且過九，然能懲惡勸善，為下愚設法，亦何必力為排斥。若袁子才之《新齊諧》（《子不語》），立品既失正，記事又無實，不獨壞人心術，抑且誤人聞見，人家亦何必藏此書。”b此書對當時另外兩部傑出之作《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都有積極評價，獨對此書則力詆之，自有原因。
總的來說，《子不語》在命名中的遊移恰恰使其成為一個難得的視窗，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一般作品被掩蓋住的命名過程，即古代作家命名時所能取資的淵源，還展示出命名“撞車”後的窘迫，更意味深長地折射了接受之維對作品命名不可低估的影響。
必也正名
李小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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