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又字熙哉，號融齋，晚號寤崖子，世多以融齋先生稱之，江蘇興化人。他是晚清著名學者，19世紀一位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生於清寒之家，身逢封建末世，十歲即喪父，不久母親又去世，但孤貧中，仍艱苦力學，終成大器。
劉熙載像
時人對劉熙載評價很高。國學大師俞樾贊其“恭儉溫良，粹然無滓”；“我讀君書，靡有不祥，高論道德，下逮文章”；“躬行君子，久而彌芳”。被稱為“文治總統”的徐世昌亦撰文，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作一妄語”。
卒後諸門人弟子千里赴吊，莫不哀慟，誦其詩文，不絕於耳。次年，奉旨入《儒林傳》。龍門弟子於松江郡城建祠祀之，後又擴祠為融齋精舍。
劉熙載是封建社會末期一位正直的君子儒、傑出的學問家，“名在國史，澤在膠庠”，堪稱德藝雙輝的一代大師。
一、正直的君子儒
1。性情靜逸，貞介絕俗。
劉熙載32歲中進士，以文章與書法均優，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修纂。咸豐三年（1853），劉熙載因皇帝召對稱旨，旋奉命入值上書房，為諸王師。“久之，上見其氣體充盈，早暮無倦容，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上嘉焉，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
劉熙載故居
咸豐六年（1856），年終考核，“京察，公名在一等記名以道府用”（蕭穆：《劉融齋中允別傳》），而不樂為吏，“請假客山東，授徒自給。”（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
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犯北京，“都中有驚，官吏多遷避，熙載獨留。和議成，鄂撫胡文忠（林翼）以‘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疏薦。”（《興化縣誌》卷十三）並邀劉熙載到武昌江漢書院主講。
2。潔己修身，清廉自守。
同治三年（1864），補國子監司業，其秋，命為廣東學政，補左春坊左中允，掌管廣東全省各府、州、縣學生員考課黜陟之事。督學廣東期間，從端正學風入手，寫作《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四箴，督勸全省學子，勉勵他們學習聖賢，遷善改過。
劉熙載書法
他巡視各地，認真考核諸生，所有考卷一一閱讀，防止營私舞弊或遺落真才。到府縣視學，一介不苟取，受到廣東人民的敬重。（蕭穆：《劉融齋中允別傳》）督學三年任期未滿，即請長假歸裡，棄官從教。
劉熙載出身清寒，自小養成安貧樂道的性格，入仕後追求陶淵明式的清靜淡逸的志趣。《劉融齋別傳》稱其：“秉性儉約，至貴不改其初。嘗以翰林入內庭，徒步無車馬，有晏子浣衣濯冠之風。”劉熙載上班甚至自帶飯食，像個御膳房的廚師，以致於太監們背後都叫他“廚子翰林”，他也毫不在意，一笑了之。
督學廣東，“行部所至，蕭然如寒素。暨乞病歸，袱被篋書而已”（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主講龍門書院，“與弟子辨析輒至夜分，雖大寒暑，衣冠衝整無惰容，歷十餘年如一日”（《興化縣誌》卷十三）。
《劉熙載年譜》
弟子蒯光典鄰近龍門書院賃屋而居，師從劉熙載請益並學習數學，劉師每日午前來到蒯處講授，蒯盡弟子之禮，備幾樣可口菜餚以待先生，劉師卻直接說明“不可，即具一餚，毋將我脾氣改壞”。
蒯後歷任翰林院檢討、京師督學局局長和歐洲留學生監督等職，每與人談及此事，便對先生肅然起敬，仰慕不已。
《清史稿 儒林傳》評雲：“平居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遁世不見知而不慍’二語自勵。自少至老，未嘗作一妄語。表裡渾然，夷險一節。”
同時代學者陳澧評雲：“先生之醇德清風，人盡知之。先生之碩學，則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於一世，遠儕於古人，則知者蓋寡，有相與愕眙焉耳。學政一官，世人所豔羨也，先生為之未滿任，告病而歸。蓋世之人皆好進，而先生獨好退，不知美官厚祿之可羨，而惟知讀書。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見為幸者也。”（陳澧：《送劉學使序》）
3。以正學教弟子，鞠躬盡瘁。
劉熙載節錄孔穎達《尚書序》
劉熙載設館山東禹城、河北定興、京師陳宅，赴武昌江漢書院，督學廣東，晚年主講上海龍門書院達十四年之久，直至染病歸裡。於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丙夜或周視齋舍，察諸生在否。”（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劉君墓碑》）
時人譽之為“以正學（按：即儒家正統的思想學說和道德文章，並倡導“力行致用”）教弟子，有胡安定風”（《清史稿 儒林傳》）。培養出如鹿傳霖、袁昶、祁兆熙、張煥綸、葛士浚、顧錫爵、姚文棟、李平書、範本禮、姚文楠、童米孫、沈祥龍和胡適之父胡傳、胡小石之父胡季石、黃苗子祖父黃紹昌、範曾曾祖父範伯子等一批朝廷賢臣能吏、近代經世致用之才，在肇啟中國早期現代化程序中，尤其是在近代教育、國防外交、城市建設、文藝創作、學術研究等諸方面發揮了先驅和棟樑作用。胡適很多思想的形成即溯源於劉氏。
黃楊木雕劉熙載坐像
4。評文論藝，極重人品。
劉熙載繼承了我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強調評論作品首先看作家的人品，主張文以德行為根本，講究“道德文章”、“人品學問”。其雲：“君子之文無慾，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慾者信勝美。”又云：“有俊傑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非斯為俊傑也與！”（《文概》）；“詩為天人之合”，“詩品出於人品”（《詩概》）；“賦尚才不如尚品”（《賦概》）；“論詞莫先於品”（《詞曲概》）；“凡論書氣，以士氣為上”，“寫字者，寫志也”，“筆情墨性，皆以其性情為本”（《書概》），等等。
他主張作品要有“高”、“大”、“厚”、“深”的氣韻與格調，反對輕薄之氣和柔靡之音；尤其是他從“已富而能濟人之貧”的民本思想出發，讚賞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讚揚杜甫、元結、白居易的“代匹夫匹婦語”，表現他們的“飢寒勞困之苦”的詩篇，等等。這些思想是對於我國傳統文論中人文精神的重大發展。
《劉熙載集》
5。交友高潔，為人溫良。
劉熙載處世從不逢迎巴結，蠅營狗苟，他結交的幾個朋友多為品行高潔之士。他在詩文中提到過的文毓是位看城門的隱者，徐宗勉是個厭棄世俗的奇士，倭仁雖為當朝權貴，但劉熙載與其交往是源於“以操尚相友重，論學則有異同”，並不曾因其地位高而遷就附和他。
“與人居，溫溫然無疾言厲色；與客言，善談議，亦時雜詼諧嘲笑，恆不見其有高邁遠俗之概。而意有所不可，亦卒莫之能奪也”；“閒居敝衣糲糧，不多用一錢。親故有貴顯，遠有饋不一取；有貧苦，必多方賙濟。而待客又必盡豐潔。”（蕭穆：《劉融齋中允別傳》）微薄的官俸還用來救濟家鄉災情之急，寫下了《己酉聞故鄉水災》等同情人民苦難的詩篇。
邑東鄉沙仁村農民楊金壽為田地房產與土豪打官司。由於土豪財大氣粗，楊輸了官司，還要交官府罰款。楊哭訴無門，正巧融齋公從山東禹城年底回鄉省親，遂登門求助。楊如實陳述了案情，融齋公聽後忿忿不平，立即與官府交涉，希望明鏡高懸。官府見是劉翰林出面，害怕此事捅到皇上那兒，就減免了楊家所有罰款。楊金壽千恩萬謝，小兒子楊喬志認融齋公作了乾爹。
劉熙載書對聯
劉熙載的一生，自少至老，給人們留下的是一個正道直行的讀書人、君子儒的形象。
二、傑出的學問家
劉熙載身兼學者儒師，相輔相成，一生好學不倦，博覽群書，在興化諸多歷史名人中，劉熙載學問可算是最為浩博而精深者，與著名學者俞樾過從甚密，齊名當世。他知識結構全面，近人嘗概言其要，雲其“博學而多能，於六經子史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又治音韻、算學，卓有成績，於文藝各門，博綜約取，尤多建樹”。
1。作為文藝理論家，他是中國傳統文藝理論批評研究的集大成者，其成就主要體現在《藝概》和《遊藝約言》中。
《藝概》對文、詩、賦、詞、曲、書、經義等七種文藝形式進行了全面精闢的論述，語言淺顯，文字扼要，縱橫捭闔，大氣磅礴。在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批評史上，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是絕後的。《遊藝約言》內容與《藝概》類似，以札記形式，談文論藝。
《藝概》
《藝概》是劉熙載學術著作中的代表之作，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繼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之後又一部通論各種文體的傑作，他因此贏得“東方黑格爾”的美譽，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和古典文藝批評以及傳統美學等方面的獨特地位。
《藝概》以它的真知灼見受到普遍肯定和讚揚，薛正興先生在所撰《劉熙載論》（《揚州文化論叢》，廣陵書社2009年版）中曾引述諸家評論。
近人夏敬觀雲：“自來闡明作詩之法，能透徹明曉者，無過於劉融齋《藝概》中之《詩概》。”（《劉融齋詩概詮說》）馮煦雲：“劉氏所著《藝概》，於詞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雲：“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意貪。’此二人語令人解頤。”（《人間詞話》）劉熙載《藝概 書概》雲：“漢隸既可當小篆之八分書，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書，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書也。”
《藝概注稿》
對此，康有為認為，劉氏這種觀點，“真知古今分合轉變之由，其識甚通”（《廣藝舟雙楫》）。郭紹虞雲：“書寫字型的演變，都是文字內部正體和草體的矛盾性所引起的。這是中國的書寫字型所以會發生演變的原因，同時也是書法所以能成為藝術的原因。以前約略看到這問題的只有劉熙載。”（《人民群眾與書法藝術》）
在我國古代美學和文藝理論批評史研究領域內，《藝概》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劉熙載不愧為19世紀著名的文藝理論家。
2。作為文學家，其《昨非集》具有較高的價值。
《昨非集》是劉熙載的文藝創作集，謂之“昨非”，源自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全書計四卷，第一卷為寓言故事集《寤崖子》，作者以晚號命名，是其“意欲自成一子”之作。集中收故事42則，以寓言形式，史論結合，闡揚儒學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所言者，多為辯難諸子，格物窮理；所寓者，多為修身養性，匡救時弊。第二、三、四卷為劉熙載的文、詩、詞曲作品集。
《劉熙載文集》
《文集》收散文46篇，《詩集》收詩作143首，《詞集》收詞曲30首，附錄散曲四闋一套，反映他一生的主要經歷（如《寤崖子傳》、《寓東原記》、《鄂城留別》、《山西五十初度三首》、《瓊州雜詩八首》等）、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如《日暮叩門客》、《逃荒嘆》、《辛酉雪後過大梁》等）、粹然儒者的人格品質（如《箴言四首並序》、《誡辭四首》等），從多樣的藝術形式中可以領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
他的詩文創作，對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為老百姓代言的詩人和作家可謂推崇備至。他在《論文》之二中提出的“師農工”這一命題（“昔人稱為文宜師聖賢，吾謂若吾人者，且師農工亦可”），這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是第一個，應該說是封建末世一位正直讀書人的真知灼見，具有重大的開創意義。
《藝概箋釋》
3。作為語言學家，其在音韻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
《四音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是劉熙載三部關於音韻學的系列性學術著作。《四音定切》，按照開、齊、合、撮四呼，把當時通用的《佩文詩韻》重加整理、分部解釋。
這是繼李光地等撰《音韻闡微》一書後進一步闡述韻學原理、改進韻書體系的一部學術著作。《說文雙聲》和《說文疊韻》，是劉熙載有感於“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而編撰的，雙聲、疊韻都是諧聲。其音學三書有很深的造詣，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評為“於音韻小學確抒卓見”。
4。作為教育家，《持志塾言》不少格言條目經過新的評述後，今天仍然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劉熙載書概簽註》
《持志塾言》是劉熙載的教學隨筆。“持志”為劉熙載課徒書齋名，“塾言”即塾中講義。全書分上下兩卷，以“格物致知”、“明心見性”為綱，格言式地闡述立志為學、修身潔己、力行致用以至立事處世做人等方面的經驗教訓、道德規範、目標要求和方法途徑。所述博採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長，以“慎獨”、“主敬”為要義，培養學生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去立事處世做人。
儘管全書要旨仍不出儒家傳統教育思想的範疇，卻不是陳腐的說教，較多地融入劉氏教學實踐的心得體會。書中不少格言條目經過新的評述後，今天仍然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劉熙載生前親自編定刊行《持志塾言》、《藝概》、《四音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昨非集》，合稱《古桐書屋六種》。
去世後，其子嗣及弟子又將其《古桐書屋札記》（內容與《持志塾言》相類）、《遊藝約言》、《制義書存》（原系《昨非集》之一卷而未刊入者）編輯成書，合稱《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劉熙載論藝六種》
從今日學術研究的視角進行全面考察，我們可以領略到劉熙載治學的廣度和深度。作為學者，劉熙載的學術貢獻涉及到經學、文藝學、文章學、語言學、教育學，甚至數學等方面，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在《藝概》和《遊藝約言》中對文藝創作、文藝理論與批評、文藝發展史所作的精闢論述。他的學術成就與藝術才能是多方面的，堪稱近代通儒，不愧為傑出的學問家。
劉熙載經歷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五個朝代，在破落短命的末代王朝，他在風雨飄搖的時代裡為自己找到了一條半官半隱的為人為學為藝之道。
劉立人先生在所撰《劉熙載略論》（《揚州歷史文化研究》創刊號）中指出：劉熙載作為封建末世的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對當時日趨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絕非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禹城書齋的感嘆，山西浪跡的彷徨，廣東官場的厭倦，表明了他對現實也有所不滿。
《劉熙載美學思想研究論文集》
而在狂飆突發的新思潮面前，他既迷惘，又矛盾，一方面他在寓言作品中，把海外諸國視為“鬼”、“怪”、“情怪”、“螭魅罔兩”，在上海龍門書院“嘗有異邦人求見，三至三卻之”；另一方面，郭嵩燾作為“天朝帝國”派出同“地上的世界”接觸的第一位正式代表，取道滬上，他又與之交遊（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出國途中》）。
“再從他‘有貧苦必多方賙濟’，‘世尚波靡’而‘抗心希古’的立身行事來看，均可見其‘性靜情逸’的表象背面正跳動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他畢竟未能象陶淵明那樣歸隱，卻始終以匡時救弊為己任。在他看來，正人心，‘遷善改過’，是匡時救弊最重要的手段。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十分重視教育與文藝的教化作用。他晚年棄官執教，編纂教學隨筆、藝文札記，就是這種思想的突出表現。”
毋庸諱言，劉熙載屬於儒家正統國粹派，不可避免地有著時代的侷限性。他是封建社會末期一位憂國憂民、正道直行的君子儒、厚德碩學的學問家，是揚州學派後期代表人物之一。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看待他，應該說，劉熙載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傑！
劉熙載《說文雙聲敘》稿本
今年是鄉先賢劉熙載逝世140週年，於此奉上心香一瓣，紀念這位正直的君子儒、傑出的學問家，德馨學高的一代大師融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