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災難，都會有歌頌犧牲的聲音，這一次也不例外。各種讚詞把他人生命的消失嵌入宏大的背景，成為對悲劇的戲仿，給觀眾製造出強烈的崇高感。
我刻意使用了
“觀眾”
與
“製造”
兩個在當下語境中格格不入的詞。其中“觀眾”顯然是指除了犧牲者及其親朋以外的所有人，“製造”則是指人們胸口熾熱的感情或許更接近戲劇體驗。尼爾波茲曼說，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也就是人人都當觀眾的時代。在戲劇中，觀眾的反應時常都出自編劇的設計，就像一臺被動的感測器。而我希望
生疏的詞語能夠拉開人和人所處的時代語境的距離
，甚至引起他們反感。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此時我們才適合談下面的話題。
我的名著導讀課程中，有一個專題是探討“語境下的寫作”。我們依靠語言思考的同時語言也在構建我們的思維，而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言語體系。比如“捨生取義”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為正義而犧牲生命”。此處“義”字被解釋為正義，而在孟子處所的語境中，義的含義極為複雜，更多時候指合宜的道德或行為。正義是某個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或行為；合宜則需要當事者判斷，每個人的合宜或不相同。當思維被社會賦予“正義”的內涵所裹挾時，捨生取義便只以唯一的方向替代了千萬種可能。所以，
我們只有跳出特定的語境，以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來看待時，才能夠意識到言語背後完全不同的心理。
戲仿祭祀典禮
犧牲原本並不是一個動詞。它特指古代祭祀時所使用的動物，十三經之一《周禮》就有記載：“凡祭祀，共其犧牲。”供品一般為牛、羊和豬，所以這兩個字偏旁為“牛”。其中純色的是“犧”，身體完整的是“牲”。清代以後，直至民國，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含義才開始成為主流。它有兩個常用的意思，其一是為正義事業捨棄生命，如光榮犧牲。其二是捨棄，如犧牲休息，犧牲他人利益。古今意義看似不同，實質沒有本質區別，核心同樣是透過捨棄換取某些東西。
祭祀本義是用手持肉，向祖先、上天、神祗請求庇護，可以視為一種交換，但作為儀式其中卻蘊藏著更深刻的社會功能。
具有祭祀資格的統治者代表人與神溝通，確立了統治的唯一與合法
，因為如不票選，則需要神授君權。
以人或者動物的生命來祭祀，則彰顯了統治者的權力和社會的等級
，上帝便曾要求亞伯拉罕獻出自己的兒子。
使廣大群眾觀看儀式，就掌控了百姓的思維方式
。作為供品，
“犧牲”不過只是讓這一切能夠被人看見而已
。
犧牲與奉獻出生命不同。
儘管兩者本義都與祭祀相關，但前者強調的是用於交換的物件，而後者強調的是交換時的態度。奉獻是自發、主動而且充滿感情的，它屬於交換行為的一部分，卻更在意態度而非結果。現代意義下的犧牲則既可能是自發的，也可能是被動的，比如完成任務，因此犧牲這種行為便在一些時候帶有功利性，更符合祭祀的本來目的。只不過在日常使用中，沒有人刻意思考犧牲是否功利，便產生了一種犧牲與奉獻出生命相似的感受。
卡拉瓦喬《燔祭以撒》
現代社會的法律容納不了作為祭祀的犧牲，這並不代表祭祀不存在。歌頌便把犧牲行為轉化成為了現代的祭祀。
要實現犧牲的社會功能，首先需要被圍觀。當儀式不存在的時候，圍觀也就不再可能，圍觀不存在，神就沒有了
。可以看見，所有宗教都會把人聚集在一起進行佈道。而跨越時空的鴻溝，使圍觀再次產生的就是歌頌。
歌作為動詞是唱出來的意思，正如《尚書》所寫：“詩言志，歌詠言。”古代人們識字率不高，文化水平較低，很多知識的傳遞只能依靠有韻律與節奏的詩歌。我國現存的幾部史詩都是口口相傳，而給兒童啟蒙的《三字經》《弟子規》等也近乎詩歌。一片歌詞流傳的範圍始終有限，譜上曲就能唱遍大江南北。歌的存在起初便是為了讓詩得到更好傳播。要實現這個目的，詩必須經過符合歌的規律的修飾。
歌，便是要修飾，要傳播。
古代社會需要把人聚集起來才能實現大範圍傳播，而
當今社會的技術手段讓傳播沒有任何障礙，客觀上就促進了圍觀的產生，而且是在前所未有的範圍內
。
《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
祭祀還需要一個聲音來表達價值取向，過去統治者與神溝通時，會百樂齊響，歌聲連綿。其內容大致是“美盛德之形容”，這便是“頌”。頌是向神明報告統治者功績，《詩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這樣的詩篇。它體現了當時的社會價值取向與判斷。頌是讚揚，不過讚揚什麼也就意味著貶斥與之相反的。
頌與歌結合在一起，便表達為經過修飾，傳播值得讚揚的內容。再結合“犧牲”，就具備了祭祀的所有要素，成為一種隱蔽的儀式。在現代社會中，沒有古代那種物質上的供品，
原始意義的“犧牲”於是轉變成更具普遍意義的生命。只不過“犧牲”不再是統治者或者大義與圍觀者以外事物，而是圍觀者本身——特定的圍觀者將在特定的是時刻成為“犧牲品”。歌頌犧牲無疑在肯定和鼓勵由圍觀者轉變為“犧牲品”的過程，它暗示著每個人都具備犧牲的能力，並構建出這樣一種社會認知——我們每個人都只是一部宏大機器的一部分，少數人有義務為多數人服務。圍觀者從中獲得的崇高感一方面確實來源於他人付出的生命，另一方面則來源於對自己以生命為代價實現“大義”的想象。在這種語境中，當人成為了圍觀者時，就離“犧牲品”只有一步之遙了。
歌頌犧牲，其實是以宏大敘事的方式，建立起復雜的語義迷宮，消解了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價值。如果康德尚在，他一定會憤怒地說：“人不是目的，卻成為了手段。”
漢娜·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就個體而言，犧牲崇高而且偉大，但是每一名犧牲者都甘願赴死嗎？或者他們在還不知道結果以前，就已經視自己為死人，不再掙扎嗎？有沒有既能實現目的，又儘可能避免死亡的辦法？
有“網友”讚美醫務工作者：“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這種表述建立起巨大的崇高的同時，卻規避了為醫務人員儘可能提供保障的責任。它的邏輯是，你那麼崇高，怎麼會在意這些蠅頭小事呢？它把災難變成了壯舉，它把人捆綁起來，然後送上了祭壇。進行如此歌頌的人，必然“祭”得利益。
我們對犧牲者充滿敬意，那是作為人必須的情感。我們感激，我們懷念，我們更要反思如何才能避免犧牲。但
我們最不需要的是歌頌，歌頌犧牲，便把生命視為了交換品；歌頌犧牲，眼中便只有“大義”沒有人；歌頌犧牲，便會刻意創造犧牲；歌頌犧牲，便會有更多犧牲。
沒有一種犧牲值得歌頌。
現代社會不需要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