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項靜近影。
80後學者、上海作家項靜坐在你對面，如果不說方言，你很難猜出她是哪裡人。她身上更顯著的特徵，是一個斯文秀氣的文化人。
她，不卑不亢，不遠不近，細聲細氣的，保持著一種獨立和清醒的姿態。
忽然因為一本書，你打開了項靜的另一個世界。原來你根本不知道還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而另一個世界，真真切切地曾經屬於項靜，或許現在，依然是屬於項靜的。
那是她的故土。她的故土，並不在大上海，她以“傅村”命名她的山東泰安的故鄉。
現在透過微信這些現代通訊手段，項靜的世界從已經生活了20年左右的大都市，延伸到了父母所在的那個故鄉，延伸到“傅村”的鄉親、親戚們，延伸到那塊土地的人和事，過去和現在。
如果說生於70年代的梁鴻寫梁莊，是濃的，那麼生於80年代的項靜說“傅村”，有點淡。
她甚至沒有想好，是不是要一頭撲進去。
“我們都慢慢脫離了自己的故地，成了遠離故地的人，與過去漸漸音信不通，再也沒有手寫的字跡讓我們如同晤面。時間無情地翻過新的篇章，大時代高歌猛進，讓你看不清幸福和未來到底是什麼模樣。”
《項靜》的《清歌》，寫得有幾分冷靜疏離。或許因為幾分冷靜，所以，又有三分“清”意。
人人都有故土故鄉。如果一個人始終生活在城市，那麼城市就是他的故土。如果一個人先是在鄉村生活後來又在城市生活，那麼原來的鄉村是他的故土。
對於故土，有人思，有人念。有人逃離，有人嫌棄。有人隔膜，有人疏離。有人離開，有人歸來。
如何面對故土，是一種態度。
故土，靜止於項靜的這一本書裡，那個叫傅村的山東泰安的村莊，在書寫者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插了一腳。
毛尖評價《清歌》如是說：這是一本小說形式的民族誌。《清歌》不光是傅村的斷代史，其中的人和事也是全中國的似水流年。
項靜自己的說法是，《清歌》中的故事，在她離開山東一年左右就開始寫了，當時覺得寫得不成熟，就留在那裡，最近幾年成為她重新寫作的一個藍本和來源。
“記得沈從文講過自己有心裡裝著一百個故事的那種感覺，我有一段時間也覺得這樣，非常想寫出來，離開故地肯定是寫作的契機，拉開距離，才有一種觀察和回憶的形式感，故鄉或者村莊給我的寫作創造了一種非常好的形式，有具體的空間和時間，一個比較容易把握的熟人社會。現在的契機可能是去大學教書，經常跟學生們談寫作，不免就想試試重新寫一下，並且把最近的一些想法帶進去。”這也是項靜的創作談。
項靜說，清歌，她只是輕輕哼唱一下。
以下，是錢江晚報記者和項靜的對話——
項靜說，我只是輕輕哼唱一下。
【那些痕跡越來越淡但真實存在】
錢江晚報：在讀到《清歌》之前，我所認知的項靜是一位新銳的批評家，青年學者，有著幾乎屬於身在大上海的女知識分子的氣質和樣貌，我甚至可以偶爾聯想到巴黎或倫敦某個大學裡的女學生，那些坐在美好的書店裡的女性，卻難以想到，項靜是山東人，她從前一半的生活發生地在一個叫“傅村”的地方，讀完書，說實話我依然很難將兩者緊密地關聯起來，只是反應過來：噢，原來是這樣。當我們離開故土，來到大都市，身上的故土的痕跡越來越淡，甚至難以尋覓，這是否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種普遍性？
項靜
：記得以前看到過一種說法，像我這樣走出鄉村的人，很大程度上已經與故土一拍兩散了，每年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生活在都市裡，農村世界離自己越來越遠，這一點我也深有感受，在不在一個地方生活是有區別的，肯定痕跡越來越淡，但原生家庭和童年回憶始終是真實存在的，依然是生活中非常真實的一部分。可能我神經比較大條，也一直主要在讀書人的世界中生存，他們都是比較得體的人，並沒有讓我特別感受到鄉村帶給我的身份差異和精神不適，如果不是說到相關話題，也不可能莫名地特別強調鄉村的身份。另一方面，我每次回家，周圍的人也會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你跟農村人也沒啥區別，下車就能調到家鄉話頻道，也沒有實現他們期望的華麗轉身。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個中間人，哪一方面都不屬於，也不想激烈地站隊，總體上來講，我是一個存在感不太強的人，隱身在不同人群中，我喜歡這樣有點疏離的感覺，沒有特別強的標誌，好像獲得了一種自由。
錢江晚報：你在“後記”中說，到2020年，“我在城市生活的年數已經超過了在農村生活的時長”，城市生活VS鄉村生活，時間的長度一定是決定質變的因素嗎？你身上的一個上海人，是否已經在氣勢上壓倒了一個傅村人？而是否只有對故土隔膜之時，開始打撈屬於那裡的人和事，跟那裡有關的自己的記憶，才是最佳時機？
項靜
：時間會改變很多東西，好多人都喜歡把無解的問題留給時間。我的確看到了時間在我生活中發生的影響，比如我的口音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山東泰安某個村鎮的發音，口音受到南方的影響有了一些改變，我父母經常說我講的家鄉話一點也不標準。我之前不喜歡吃加糖的包子，第一天在上海吃早餐，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味蕾的刺激，怎麼有人會在菜裡或者肉裡放糖，同樣的食品，我現在已經感覺不到那種味道了。雖然在上海生活已經近二十年，我還是第一次面對你是上海人的問題，一般人家都會稱我們新上海人，是一個戶口帶來的副產品。朋友們會說你們這幫上海作家或者評論家，但不會說你這個上海人，我自己也說不出口我是上海人。個人簡介上都是寫山東泰安人，現就職於上海某機關，某雜誌，現居上海，我看很多人也是這麼寫簡介的。我特別喜歡上海這個城市和生活的氛圍，尤其是文化氛圍，它塑造了我的大部分認知和感受，尤其是我的寫作。
《清歌》內頁。
【我非常希望提供一個山東鄉村的經驗樣本】
錢江晚報：“傅村”是一個虛擬的名字，還是真實存在的？“傅村”小世界似乎也自成一體，在你看來，屬於“傅村”的那些鄉村傳統和特質，是否強大到能吞沒一切外來力量？
項靜：
虛擬的，但我們附近有這麼一個村名，本來打算用“富村”，後來覺得太有金錢的味道了哈。任何一個村落、社群，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都會形成一些傳統與特質，外來力量進入它的內部肯定要造成一種不和諧，接下來進行磨合。可能用不上吞沒這種強度的詞彙，就是孤單的外來力量可能要依靠這個體系，才可以就地生存，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但是如果外來力量很強大的話，也會改變這個系統，外來的和尚好唸經。這些是鄉村小世界有的，但不是獨有的。
錢江晚報：我們知道鄉土中國的敘事在當下文壇也是挺主流的，因為鄉村現實在當下的中國，不要說對於鄉村人是繞不開的，甚至對於城市人也是繞不開的，作為一名已經成名的新銳批評家，寫這樣一部關於故土的書，對您來說，更多是出於血脈上割不斷的聯絡，要給予一種反哺，還是出於一種冷靜觀察之後，有某種自覺意識感受到了傅村的存在的價值，來為當下中國提供一個山東鄉村的經驗樣本？
項靜
：如果寫一部小說能夠反哺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當然求之不得，但我知道那是奢華的想象，像沈從文把湘西推向世界的那種能力，我和我的鄉村可能都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寫作在今天大概只能是一種割捨不斷的精神記錄。寫這些故事之前我還不是評論家，我個人並不覺得評論家這個標籤有什麼特殊性的，工人可以寫小說，農民，白領都可以寫小說，評論家當然也可以。成了一個評論寫作者，看的當代文學作品可能比別人多一點，對鄉土中國的敘事積累了一些感官記憶和基本判斷，這有助於我對鄉村的各種修辭和表達方式的瞭解，我可能知道要避開什麼，但知道跟做到還是有差別的，所以結果還是要讀者去判斷。我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提供一個山東鄉村的經驗樣本，寫作之前我看過一些社會學類的村莊志書，瞭解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山東村莊具體家庭中的收入、人口組成、支出、人情交際等，尋找一些氛圍感，但是看不到具體的人和事，希望我的作品去補充這個部分。
錢江晚報：你寫傅村的風度和精神，我們在首篇《清歌》中讀到了劉老師的一生，這一篇小說，讓人想起阿城早期寫的小說《孩子王》，《清歌》頗有幾分《孩子王》的味道，想不到一位生於80後的作家和一位成名於80年代的作家在精神上如此契合。劉老師所在的傅村可愛又可厭，尊重知識分子又毀掉知識分子，而知識人的精氣神和傅村的精氣神，在劉老師和村民的人際關係中，此消彼長著，最終達到了一種一言難盡的平衡。你醞釀劉老師這個人物，一個時代的鄉村教書先生，是否是深思熟慮過的？在這個人物身上，你最想表達的什麼？
項靜
：我的親人中有兩三位都是鄉村教師，小學階段教我的老師們都是鄉村教師群體，寫他們是非常自然的，一個人最願意寫的就是離自己最近的人。我寫過一篇散文《老師，你早》，記得是2004年秋天教師節前夕投到公共郵箱裡，後來被刊發在《散文》這本雜誌上。寫的是其中一位老師的一生，這位老師對我人生觀和學習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高大樂觀自尊，有才華，擅交際，他經常參與調解村莊中的糾紛和人際關係，他在我們面前的樁樁件件我都清晰地記得。他對村莊產生了影響，不僅是對我，而是對整個村莊。以至於之後，我們村人看不上任何一位上任的新老師，好像其他人都是將就，他離開以後大家總是談到他，思念他。但散文的結尾寫了他潦草的死亡和一個不孝的身後傳言，我可能主要是寫這種落差給我的震驚，私生活與公共生活中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清歌》大部分篇幅是寫一位鄉村教師，雜揉了很多人的性格和故事，我想表達的除了人物本身，還想借他的故事寫鄉村的人情社會，微妙的人情角力，一種善惡難辨的力量，它吞滅人，也造就愛。這個有光彩的人走了，那個為之爭奪的人群也消失了，傅村人像插花一樣，遷到縣城的各個小區，所以整個小說有一種哀歌的調子。
錢江晚報：跟梁鴻寫梁莊一樣，您的《清歌》中也寫了幾位走去遠方的人，您寫了一部分傅村人走關東或走山西，後來去關東的落葉歸根又回來，再後來不去關東了，改去北上廣等大城市、去南方打工，我們知道山東人闖關東可謂是一種“壯遊”，您的親戚中也是這等人物，您寫了大伯走關東，但您的闖關東鄉親們，最終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又是那句話，一切堅固的都將煙消雲散。您在書中流露出的一種個人英雄主義面對時代大潮的無力之感，您自己如何看待這種情緒？
項靜
：個人面對時代大潮總是無力的，那些有力的人都成為時代的強者，自有人為這些人做傳立說，或者它們本身就是強有力的語言和形象。文學去表達的多數是有點悲壯的個人主義，但他們是大多數，尤其早期的那種離開故土，特別艱難，不像今天大家進城，全國各地去尋找出路那麼自然流暢，就像《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沒有外在的強力和制度的保障，那麼驚心動魄的人生，其實還沒有脫離城鄉結合帶，他們都是時代的眼淚。
錢江晚報：《本地英雄》中，梁宇和令箭這一對女發小也讓人印象深刻。很有現實感，您溫文爾雅的筆觸中，隱藏著驚濤駭浪，令箭這個女性活得相當坦蕩，相比之下，大雷等人顯得猥瑣現實，而梁宇和令箭的階層鴻溝已經鮮明，無法逾越，也正是梁宇這個讀書人將令箭一次次拉回無情的現實，將臆想自己是“鳳凰”的不服氣的令箭打回到土雞的原形，這裡面在審美上也有一種殘酷性，令箭在您的理解中，是一個悲劇人物嗎？她有沒有自己做自己的英雄的機會？
項靜
：我有很多同學和朋友，中專畢業回到我們鎮上生活，也有一些同學中學畢業就進入社會摸爬滾打，有的已經成了當地非常厲害的角色。他們的生命強度跟知識分子想象的有很大差異，我很少感受到他們脆弱的時刻，生命似乎更粗糲，就比如令箭的原型，曾經經歷過很多愛情故事，當她跟我講述的時候，我還是非常驚歎的，她非常坦蕩，並且你感受不到她被傷害了，她就是一直向前走。比如《本地英雄》中她就可以直接說出，我就是來看看你過得怎麼樣，到底有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好，而不像“我”各種內心糾結，這樣的時刻她就是自己的英雄。
作為女學者的項靜。
【那些親情都無法跨越的鴻溝存在嗎】
錢江晚報：在《清歌》的一些篇目中，“我”是在場的，介入的，比如說《宇宙人》中，說“我”到昆明，明明有馬林的電話和地址，最後也沒去見面。還有一些篇目中，也表達了一個疏離的，有距離感的都市人的人際關係法則，您不認為這樣處理會在這一部書中產生某種衝突，打撈起故土的那個人情社會的這一個曾經的“傅村人”，現在已經走向了這個鄉村人情社會的反面，她與“傅村”之間，撕裂和隔膜已經產生，並且價值觀相左，這種撕裂、矛盾也是您真正想呈現的東西嗎？
項靜
：是的，其實我有想過刪除掉這個疏離的“我”，但最後還是決定暴露“我”真實的想法，這是一個可以互相參照的人生。小說其實對人情社會有迷戀也有批評，有時候它也帶來惡的結果，比如對一個老師，對一個女孩有時候也不全是友善。如果這個社會如此寶貴，它一定會輾轉到其他地方去重新匯聚，如果它是不好的，也一定會找到修正的辦法。具體到《宇宙人》這個結尾有點文藝腔，寫作的時候難免有偷懶和討巧的時刻，這種寫法，比較容易去結束一個小說，否則這個故事就會繼續開啟。
錢江晚報：階層和知識文化帶來的代溝真的無法跨越嗎？不僅梁宇令箭是如此，您寫到親情中也有這樣的割裂，親情是否是世界上最難處理的一種關係。比如你在《地平線》中寫到叔叔，這一篇感覺更像非虛構而不是小說，你寫叔叔對“我”多年來經濟上的資助，他的心意，但後來的後來，似乎“我”也滿足不了叔叔對親情表達的需要的熱度，叔叔的熱情和親情表達，似乎跟不上越來越發達精緻的理性時代的趟了？
項靜
：我當然希望能夠跨越，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會感受到這種類似的問題，我還記得喬伊斯的《死者》中也處理過類似的問題，一方面“我”非常羨慕姨媽們充滿活力和熱情舉辦新年音樂會，感嘆自己絕不可能擁有這種熱情，有時候對這種費盡心力的儀式也可能有一種厭倦，感覺自己像一個無聊被擺佈的木偶，情緒總是一言難盡。“我”的叔叔那一代是習慣集體生活的，他們也被一種江湖義氣所教育，但是下一代可能沒辦法給與他們希望的回報，這就有落差，我其實是替他們惋惜，就像英雄終老，難覓知音。跟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一樣，他們付出需要回報以同等的愛，子女給不了他們就失落，子女會抱怨情感綁架，不夠現代。這個書寫的過程中，也是一個自我檢討，我們就不能放下自己那一套嗎。我好像習慣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思維。
錢江晚報：在過去那個“傅村”，現在人們所說的“精緻的利已主義者”是否有存在的土壤？在《清歌》中，似乎也存在著一種矛盾：傳統親情鄉情中，人與人之間的無界限感，和現代以都市為主體的社會生態中，人與人之間明顯的界限感之間的矛盾？您似乎是站隊在現代社會人際關係這一邊的？
項靜：
當然有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就一定有合群與不合群，傅村往往有些人就是因為太過自私而被別人排斥，尤其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村落，哪一家人為人處世何種風格大家心裡都非常清楚。我當然站在現代社會情感這邊，這個已經沒有辦法清算從哪天開始的了，但我也經常向往人群的溫暖，過年過節親人們聚在一起，也不排斥，比較隨大流。只不過是個度的問題，傅村人也不是人人都無界限的，是更多站在無界限那一邊。
書宅與故鄉同在。
【小說也可以看起來像散文一點】
錢江晚報：讀完《清歌》後有一種困惑，如果要較真的話，這本書到底該歸入哪一門類，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好像如果順著讀，是小說，如果倒著讀，是非虛構，類似梁鴻的“梁莊”非虛構，那麼您自己寫作時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呢？
項靜：
剛開始寫的時候，並沒有想特別清楚，寫什麼該如何寫，只是有一個模糊的想法，就是寫一些跟故鄉有關的人和故事，最早完成了後邊兩篇有點散文筆法的作品，以真實的故事做參照，非虛構的成分比較多，但也有虛構的成分，比如我沒有辦法自然地書寫家人們童年的故事，因為年紀和時代差異，如果要寫，就會反覆出現自己如何聽說這樣的字句。我當時想小說可能未必要完全按照我們認為的小說的方式寫，看起來像散文一點，在似與真之間，有一點真假摻雜的感覺說不定也是一種效果。實際上，有時候我們反覆考慮一件往事，往往到底哪裡是真的哪裡是虛構的自己也會模糊。目前完全的非虛構方式，我沒有辦法那樣寫，因為沒有去調查研究採訪，我主要還是憑據自己的聽聞記憶和想象。
錢江晚報：《清歌》在語言上也很有風格，淡雅節制，也並不過於揭露，這是否與您定位的“只能寫那裡的風度和精神”有關？您不緊不慢，剋制淡漠的文風其實並不妨礙讀者能感受到一個跟村莊有關的人們的生長和凋零，團聚和流離中的種種跌宕，作為一名作家和批評家，您認為好的文字是怎麼樣的？
項靜：
可能是吧，我很少寫到非常激烈的情緒，也沒寫很多鄉土文學中經常會寫的傷害、凋零等殘酷性的事件，不是說傅村世界中沒有，而是換一種方式去寫，只要別人感受到即可。我喜歡有感染力的文字風格，不要強迫別人接受什麼，而是靠著文字本身的力量帶領讀者走進自己的世界。
錢江晚報：在動筆《清歌》之前，您有沒有讀過類似以某地為書寫物件的文學作品，會不會在創作上受到一些影響，得到一些借鑑?在跟自己的家鄉、親人們有關的書寫中，遇到的難題是什麼，比如對情感的節制和把握、人性的客觀觀察或評價，或者別的？
項靜
：我常年看這些作品，影響肯定有，但都是潛移默化的，比如我經常想門羅《岩石堡風情》、託賓的《長冬》，寫的有些故事不類似於中國的農村社會嗎？但我們不會用農村鄉土這些說法去討論他們，但我寫的時候經常看這些作品，我的本意是寫一種不太像鄉土小說的鄉土小說。最大的困難是實現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轉變，非虛構的寫作方式對我來說有一點困難，不在於調查之類的，而在於我有點心理障礙，我想如果被寫的人看到了可能不高興，我不希望有這種結果，其實看到的機率不大，但我沒辦法說服自己停止內心瞎糾結，最後乾脆變成一個虛構的方式，散片式的借用讓我有安全感，也不會對別人帶來困擾。
項靜，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著有《清歌》《集散地》《韓少功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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