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發現本土最早刻本,可以以此定位雕版印刷的發明時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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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韓國慶州佛國寺的一處考古新發現,又讓韓國學者加入了論爭的行列。人們在佛國寺中釋迦塔第二層上一個小型龕室記憶體的舍利函裡,發現了一卷用漢文雕版印製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這一發現隨即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學者們關心的問題多集中於兩點:刊刻時間與刊刻地點。

韓國發現本土最早刻本,可以以此定位雕版印刷的發明時間嗎?

釋迦塔是和它所在的佛國寺同時建造完工的,時為公元751年,值新羅景德王十年,唐玄宗天寶十載。不少韓國學者認為該經雕印於釋迦塔建成前,在新羅當地印刷。這一立論的前提自然是龕室自釋迦塔建成後再未開啟。《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是武週末期的長安(701—704)譯出漢文文字。絕大多數韓國學者把這部經書傳入新羅後的刊印時間上限定在706年,以751年為時間下限。一些韓國學者隨即強烈主張把這件經卷作為韓國發明雕版印刷術的標誌。此前朝鮮半島上的最早現存刻本,為公元1007年亦即高麗穆宗十年,總持寺印行的《寶篋印陀羅尼經》。但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由1007年上溯至751年,長達250多年間,“朝鮮半島上見不到任何有關雕版印刷的跡象”,實則難符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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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種種因素,也都使得論證本土刊印的可能性進一步減少。比如《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經文要求,最好是大量製作此經,唸誦供養,方能除障滅罪、延年增壽。日本著名的神護景雲四年(770)捺印的“百萬塔陀羅尼經”(一百萬份非實指),就是遵照此程式要求的典範。反觀慶州佛國寺,僅僅安放一卷經文於塔內以供禮拜,此本又經學者研究非雕版的初印本,從情理上只能說明發願主對此印刷本佛經極為珍重,正顯示出它應當是從唐朝請來的經卷。還有如其他器物上銘文資料顯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新羅普門寺造塔奉經,其七十七本真言仍依賴手寫,亦可佐證當時的新羅還未應用雕版印刷。

韓國發現本土最早刻本,可以以此定位雕版印刷的發明時間嗎?

2007年,這卷《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曝出後續新聞。當年發現盛放此經卷的龕室中,還有其他一些紙質文書,不過發現時這些“墨書紙片”像泥漿一樣彼此粘連,無法識讀。直到2005年,其中一篇《釋迦塔重修記》的文書被識讀了出來。顯示此文撰寫於公元1024年,而且文中還提到了重修寺塔時,“將卷形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和另一種《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兩種)放進了塔內”,這意味著其刊刻年代應距重修寺塔的時間更近。實際上早在這卷《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發現之初,就有韓國學者論述說,盛放經卷的金屬外函上“有僧侶進香的儒香封,此僧名為‘重大師’,這個僧號在新羅時期從來沒有記載過。歷史上記載的,只有到高麗時代才有這種僧稱”,對陀羅尼經是不是在當年建立時放入,提出疑惑。若此將刊刻時間定在偏晚的高麗時期,恰如辛德勇等學者所言,刊印地在朝鮮半島的可能性,倒是會大幅度提高;反之如在新羅時期,其可能性很低。

但這一課題之於韓國學界,大概也多涉及發明權等諸多敏感話題,2007年《釋迦塔重修記》公佈後,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馬上召開記者會,竭力重申舊說。關於這卷《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刊刻年代與地點,中韓雙方都缺少明確的排他性依據,難以最終確定,仍處於爭議狀態,需要更多的研究與證據,如透過技術手段對其紙張性狀分析,與敦煌出土的大量唐代文書作具體的對比等,才能有進一步的判別。而以這部經卷作為雕版印刷出現至遲不晚於武周時期的實物證據之一,立論也顯不足。

隨風來,隨風去。回憶往事,歷史的記憶揮之不去。今天的歷史之旅到此結束了,期待與大家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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