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音樂文化史上，19世紀60年代有一個著名的“強力五人集團”，其主要成員有後世享有盛名的穆索尓斯基，鮑羅丁，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等，他們是當時俄羅斯民族音樂藝術創作隊伍中的一支主力軍。把“強力”這個概念套用過來，我認為，在母校杭州大學歷史系的教師隊伍裡，也有一個世界史教學與研究的“強力三人組”。他們是胡玉堂、毛昭晰、王正平等三位資深老師，他們學植厚重，史識卓犖，有淵博的理論素養與造詣，有嚴謹科學的邏輯思維能力，視野開闊，境界高邁，兼之文字老辣、氣韻生動，在一定的程度上，這個“強力三人組”成為了杭州大學歷史系的一張名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一句話，他們的教學氣象與科研成就，從一個側面，很好地展示了當年母校歷史學學科的絢麗風貌與強勁實力。
這個印象，是我們一進校就形成的。1978年，所謂的“艱難探索十年”剛剛走入歷史的塵土，整個國家的生態，乃是“積重難返”“百廢待興”，高校的情況也沒有例外，基本的教學秩序處於一片混沌的狀態，教師倉促上陣，臨陣磨槍，學生迷茫無緒，不知章法，而反映在教材建設上，就是因陋就簡，隨市就行。我們一開學，中國通史沒有教材（大概過了半年多以後，才用上了南開大學劉澤華、王連升先生編寫的《中國古代史》），完全依賴宋顯昌老師在黑板上板書課程綱目和相關史料，我們在下面奮筆疾書，詳做筆記。歷史文獻課程，是任課老師魏得良先生自己遴選古代史籍中的文獻篇章，刻字油印，訂裝成冊，發給學生，人手一冊。唯有胡玉堂等三位先生主講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是1977年8月就鉛印成書的，屬於成熟系統的課程教材。看了書末的後記，我們進一步知道了這已經是修改本，早在1973年，它就編寫就緒，曾拿來用作當時工農兵大學生歷史教學的教材了。後來又聽說，高考恢復後，它曾被四十八所高校的歷史系選作“世界古代中世紀史”這門課程的教材，這更是讓我們這些學生對編寫此書的三位先生油然滋生崇拜敬仰之心。這中間的道理其實也很簡單，擁有正式的教材，對於莘莘學子來說，就好比軍隊計程車兵穿戴有正規的軍服，有了制式的軍服，這才給人有正規軍人的尊嚴與榮耀，否則，則不免給人落下近似烏合之眾的印象。所以，至少是在我的心目中，這三位老師高大形象的樹立，應該是從拿到這一冊《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教材開始的。
當然，真正讓我對“強力三人組” 佩服到、五體投地的程度，則是他們在其所在學術領域的“預流”及其角色扮演所產生的磁場效應。在我的印象裡，當時要讓同學們真正心儀和折服的老師，大致需具備四個要素，一是肚裡有貨，經典作家的語錄與文獻資料爛熟於心，能夠不加思索脫口而出，向他（她）請教問題時，可以旁證博引，毫無滯礙；二是大名經常在名刊上出現，氣場十足；三是其關注與討論的問題，都是當時史學界所聚焦的熱點，有理論思辯與邏輯力量；四是口才便給，授課語言幽默生動，能引人入勝，具有使人有恍然大悟、茅塞頓開的魅力。應該說三位先生都具備了這四個方面的特點，學識淵博、口才便給姑且不說，在名刊發文和把握史學研究主旋律方面，也是不遑多讓的。舉凡當時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諸如“何謂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封建制的內涵與實質應該如何界定”、“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意義當怎樣重新認識”等等，他們都不曾缺席，皆有聚焦，他們這方面的思考與認識，都形成為精彩的文字，而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權威刊物上刊佈，鑿破鴻蒙，別開生面，他們的相關觀點，總是能引起同道中人的普遍關注與討論，對於一所地方高校來說，這顯然是彌足珍貴的成績，也讓我們這些學生為母校感到由衷的驕傲！
三位先生在擁有學問好、敬業等共性之外，也各具獨特的個性風采，而那些鮮明的個性特徵，則使得“強力三人組”呈現出異彩紛呈、優勢互補的和諧氣象。
胡玉堂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厚重雍容。在三人之中，胡先生資歷最深、年歲最長。他是紹興人，是章乃器的妹夫，曾經擔任過著名的春暉中學校長（上虞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曾與天津南開中學同為全國中學中的翹楚，號稱“南有春暉，北有南開”）。我們入學不久，他繼沈煉之先生之後，出任歷史系的主任。
胡玉堂先生的最大嗜好，似乎是抽菸，煙癮極大，課間休息，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點燃菸捲，一根吸罷，再接上一根，騰雲駕霧，樂在其中，這大概是胡先生最大的人生享受了。在課上，胡先生鄉音未改，一口紹興式普通話，娓娓道來，這在我這個紹興人聽來，真的是倍感親切與溫馨。胡先生他為我們主講的是世界中世紀史的前半段。中世紀，尤其是歐洲的中世紀，素來被冠以“黑暗”形象化的符號，而中世紀的前半段，那更是這個“黑暗時代”中的“至暗時刻”，對我們這些初入歷史之門的學生來說，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與人物，簡直就是一團亂麻，要進行梳理，是茫無頭緒、不知道從何處下手，什麼矮子丕平、獅心理查，什麼西法蘭克、東法蘭克，什麼盎格魯遜人、凱尓特人，讓我們望而生畏，不知所措。但是，經過胡先生的認真剪裁和綜合貫通，這一團亂糟糟的歷史，變得有了頭緒，有了條理，不再讓人生厭了。
（右1為胡玉堂先生）
胡先生的講課更突出的特色，是他對課程內容的駕馭，既能夠兼顧全面，更注重突出重點。對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他總是加以條分縷析，燭隱發微，讓人豁然開朗，悠然會心。如關於“封建”“封建制”等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界定與闡釋，他曾用一節課的時間，進行了溯源與分析，使其原義與引申義得到很好的說明，我們從而得以明白此“封建”不同於彼“封建”。更讓人欽佩的是，胡先生總是能將自己的新的研究心得及時反映到授課中，例如，“十字軍”東征的原因，教材上寫得比較簡略，胡先生在講課中做了必要和及時的補充，指出歐洲教會與統治者之所以要發動“十字軍”東征，與歐洲的封建領主繼承製度所產生的後遺症直接有關，在嫡長子繼承製下，次子以下的子弟得不到爵位與財產，時間久了，統治集團內部不免矛盾叢生，內卷嚴重，為了轉移矛盾，於是就打著宗教的旗號，以奪回“聖城”為名，發動了對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戰爭，所以，宗教之爭背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角逐。我認為胡先生這一分析，既合乎歷史實際，也不無現實的啟示。這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思維邏輯，比單純的歷史知識介紹，無疑要有價值，已具備了思想方法論的普遍意義。這應該說是胡玉堂先生所授課程對我的最大幫助，每念及此，總是讓我感激莫名，難以忘懷！
與胡玉堂先生有所不同，出身於教授世家的毛昭晰先生留給我的最深刻印象是睿智通達。換言之，在我的心目中，毛昭晰先生的全身上下，透露出的是“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飾”的優雅風度，這不僅僅是指他俊朗神逸、風度翩翩的形象而言，更是一種出乎自然而又深入骨髓的儒雅與高尚。
毛先生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課程的首講老師，講授“古代”部分。他的授課特點，用二個字可以概括：即“靈動”。他那抑揚頓挫、優雅渾厚的普通話，有一種音樂的美感，給人是“陶然共忘機”式的享受。在他的講述下，原本邈遠難稽、生僻冷落的臘瑪古猿、亞述帝國、腓尼基人，皆栩栩如生，好像是被重新注入了鮮活的生命，甦醒重生，變得那麼親切，那麼活潑，聽課的我們，似乎成了時空的穿越者，身臨其境，親眼見證那段歷史，很顯然，這已不是單純的知識傳播，而是生動的藝術創造。儘管由於我們那年11月份才入學，第一學期學習時間被嚴重縮水，害得毛先生來不及開講“世界古代史”中的重頭戲“羅馬史”，只能寫一黑板的羅馬史綱目讓我們自修，但是，他的課程，讓我們真正地感受了歷史學的永恆魅力，已足以使我們對歷史學這個專業產生強烈的眷戀與皈依了。
（杭州大學圖書館）
當然，我和我的同學們，佩服與歡迎的更是課堂外的毛昭晰老師。因為他是學者，但更是富有藝術氣質的人生導師。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典範事例，是他面向全校師生開設了西方音樂欣賞的系列講座。每場講座，學校大禮堂近千個座位，人潮如堵，座無虛席，毛老師站在禮堂大舞臺的中央，神采奕奕，容光煥發，全身心地投入，講到關鍵處，就拿起講桌上他隨身攜帶的小提琴，拉出動人的音符和優美的旋律，讓聽眾在現場直觀地感受那音樂的美妙意境，記得有一次講座，他還讓其公子（當時也就讀於杭州大學）共襄盛舉，由他深入淺出、雅俗共賞地講解世界著名小提琴曲的藝術成就，而他的公子則為全場聽眾演奏了馬斯奈的《沉思》等名曲，為他的講解做形象生動的詮釋。那悠揚的琴聲，那精彩的演講，可謂是渾然一體，水乳交融，可以斷言，這乃是我在杭州大學讀書期間所親身見證的美麗風景線之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認為，我的那點淺薄音樂常識，如何謂交響樂的第一音樂動機、第二音樂動機，《藍色多瑙河》七小段舞曲結構是怎麼遞進與表現的，等等，都來自於毛昭晰老師的啟蒙。文化，從本質上說，不是學的，而是燻出來的。毛昭晰先生深諳此理，所以，身體力行，純粹義務，投入其中，使我們這些剛從文化沙漠中逃離的學生得到文化藝術的薰陶，其用心也良苦，其功德也博大！
不過，到了今天，毛昭晰先生最讓我仰慕的，是他的“睿智”。“積精微而致廣大，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哲學的大智慧，更是人生的真藝術。毛老師博洽的學問、優雅的風度、便給的口才，鮮活的生趣，像磁場一樣吸引著我們這些學生，這種強大的親和力，在我的印象中，我們的老師中似乎只有曾任我們班主任的範展老師可以相媲美。但是，毛老師其實很清醒，他可以與學生們打成一片，也不排斥眾多學生成為他的“擁躉”，可自己還是有底線，有原則的。
記得我們讀本科期間，曾經歷了一次頗值得回味的事件，就是首次“縣區人大代表”直選。這很新鮮，我們這些當時尚懵懵懂懂的年輕人，熱情高漲，不知輕重，入戲太深了。於是乎，學校裡各個系、各個年級都不乏有人想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自告奮勇，參選“西湖區人大代表”。為了推銷自己，增加爆光率，提升知名度，這些同學，往往利用食堂午飯、晚飯期間，在食堂門口進行競選講演與辯論，有的人居然還將自己的競選海報與所謂“競選綱領”抄寫成大字報，張貼在牆上，招搖過市，吸引不少就餐同學們裡三層外三層“吃瓜”圍觀，鬧騰出很大的動靜。
一天中午，毛老師打學生食堂門口經過，被好事的一些同學見到，紛紛上前向他致意，其中一位同學腦洞大開，突然提議，我們請毛老師參選人大代表如何，人群齊聲呼應，那太好了，毛老師才是最合適的候選人！毛老師聽了大家的“勸進”，微笑地回答道：我感到太榮幸了，真的要感謝同學們的信任，不過，我弟弟是區人大代表，我妹妹是市政協委員，我們家已經佔了太多的人大、政協機構的名額，我可不能再去競爭這個位置了。他的回答很得體，很到位，既沒有給同學們的熱情沷冷水，但也立場堅定地表達了自己不趟混水的基本原則，說得合情合理，無瑕可擊，同學們也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不和他作什麼糾纏了。毛老師舉重若輕，化險為夷，其人生閱歷之深厚，其處事方式之“睿智” ，於此可見一斑。也許，正因為擁有這樣的睿智，他後來成為在“強力三人組”中，政治上發展最有成就者，從杭州大學圖書館館長，到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兼浙江省文物局長，再成為全國人大常委，一路走來，水到渠成，更有意思的是，有關他的口碑，始終很好，非“極高明”者，實不能至此！
王正平先生中等偏高的身材，體態瘦削，雙目炯炯有神，一看就是精明強幹的模樣，他的最顯著特徵，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嚴謹中正”，屬於“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型別。
在本科期間，他為我們講授“世界中世紀史”的後半段，馬丁·路德、加爾文宗教改革，捷克胡斯戰爭、義大利文藝復興，等等，都是由他講授的，他的講課，體系完整、條理清晰、邏輯嚴謹，一板一眼，沒有任何廢話，都是實打實的乾貨，一如他的形象。
我與王正平先生有真正意義上的交集，應該說，乃是在我攻讀碩士生學位階段。此期間，王正平先生為歷史系我們這一屆6位同學開設“歷史唯物主義與史學研究方法論”這門課程，使我“零距離”領略了他的厚重理論功底與卓越思維能力。毫無疑問，王正平先生的史學基本立場是非常“正統”的，畢生都服膺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學研究的指導意義。所以，面對當時“西潮澎湃”，歷史學界新說氾濫，他希望我們能夠擺正位置，堅守本分，不汲汲於趕時髦、趨新潮，為此，他開設這門課程，透過迴歸經典、迴歸文字，瞭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體系，能初步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這種良好的初衷，直到今天，我還是能完全理解和充分認同的。
不過，儘管王正平先生很“正統”，也很嚴肅，但是，他既不機械，也不空洞，更不僵化。換言之，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和理解，乃是辯證的，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的。他認為，形而上學是思想上的懶漢，尋章摘句是學習上的大忌。為此，他主張學生們讀原著，真正迴歸文字，不要以讀黎澍主編的《馬列經典作家論歷史科學》這樣的書為滿足，他給我們佈置的任務，就是仔細閱讀四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尤其是其中的恩格斯相關書信部分。他曾多次告誡我們，宣傳與研究是兩個概念，宣傳是平面的，單向的，灌輸式的，而研究是立體的，多維的，體悟式的，兩者不可混淆。作為歷史學的研究生，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習和掌握上，超越宣傳式的階段，進入研究型的層次，真正吃透辯證法的精髓，而不要把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有關論述當做標籤來用。
這種理念，在王正平先生的具體教學中是得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踐行的。一次課上，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恩格斯說，馬克思和他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接下來做了詳盡的闡釋：當時不少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對歷史唯物主義作機械的圖解，程式化地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模式，來討論歷史事件，揭示歷史規律。這在恩格斯看來，乃是將馬克思和他的思想庸俗化了，將複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屬性，抽掉了辯證法的精髓與靈魂，這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於是，恩格斯表示他和馬克思是不屑於同這樣的人為伍的，如果這種人打馬克思主義的幌子，那麼，他和馬克思就敬謝不敏，同他們劃清界限。我想，王正平先生心目中所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要皈依恩格斯這種辯證能動的原汁原味的社會歷史觀。
這個例子，可以說是生動詮釋了王正平先生的歷史觀。在堅持大原則的前提下，他提倡獨立思考，主張真理的追求，不拘泥於機械的教條，不滿足於現成的結論，用《何博士備論·霍去病論》中的話說，這就是“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若夫離法而會法”！對於一位從特殊時代走過來的老先生來說，這實屬是難能可貴。
《論語》有言：“大德不逾矩，小德出入可也。”光陰荏苒，轉眼之間，近四十年過去了，我之所以能在諸多問題上基本做到中規守矩，但又能夠拒絕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多少堅守住獨立思考、自由思想的底線，飲水思源，那就不能不歸結於當年先生們的教誨和薰陶，而王正平先生則是這些先生中的不可替代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