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王墓由於早年被盜，墓內的許多設施已蕩然無存，僅留下墓室結構和室內大大小小的石槽，從這些複雜的現象看，墓內裝飾也非常華麗。根據文獻所記仍可以看出，墓室內原有壁畫或硃砂。墓內的各個側室及外藏槨室皆四壁垂直，平整光滑，個別地方尚留有泥抹痕跡，這可能像柿園漢墓及保安山二號墓一樣，墓壁表面塗抹一層草拌泥，外表再刷石灰水，形成比較堅硬的地仗層。墓內的側室壁頂端有規律地刻鑿著方形石槽，顯然這是用於鑲鉗木頭的榫口，主室的西頂部也有類似的設施。主室底部是一個長方形石坑，主要用於排除室內的積水，但表面是一個大坑，地下建築是仿當時的地上宮殿而建的，無論是作為宮殿或是庭，坑都是有礙觀瞻的，因此，坑之上表面還應橫架木板之類，搭在四周的臺階上，以便於室內的活動。
《水經注·獲水》記載梁孝王墓“行一里到藏，……黎民謂藏有神，不敢犯神，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難得見，見者雲似狗，所未詳也”。這是北魏時期所能看到的情況，但他並未親臨其境，《水經注疏》卷二注引《御覽》引《述徵記》：“亦作似豹，則此狗為豹之誤”。因洞內漆黑，只能持燭而進，將壁畫上的豹誤認為狗是完全可能的，柿園漢墓主室南壁壁畫就繪有豹，梁孝王王后墓後室塗滿紅硃砂，便是其證。宋代永城縣主簿馬永卿所親眼看到的情況是“周迥有石門子十許，上鐫作內臣宮女狀”，或許石門上陰刻有人物畫像。宋朝詩人邵渡也曾目賭石門畫像，發出感慨“古人作事偉可驚，非後世比也”。
馬永卿還記“入遂道中有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中有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不復見矣，入時必用油圈以為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文中所記皇堂應是墓內的主室，主室面積基本符合“五間七架屋大“；“周迥有石門子十許”應是各個側室的門道外側的石門，他所看到的僅是墓室內的一部分，從許多側室皆有石門雙門扉或單門扉看，墓內的石門遠不止這些，至清代時，還有石門存於墓內。墓主室南壁的側室1應是便房，是放置棺槨用的。便房頂部的東、西、南三壁所刻鑿的邊長0。1米的石槽，是用於搭架的榫口，其他地方也沒有能夠用以懸棺的石槽，所以，梁孝王墓內不會是懸棺，中原地區的漢代諸侯王墓中也未發現有懸棺的先例。至於“中有大石柱四”，在主室東側的頂部確有兩兩並列的大型石柱槽，兩石柱槽的中間又有一個長方形石槽，是用於安裝石門的結構，它的位置也是向東對甬道、向西通主室，因此，這四個大型石柱應是石門的立柱，而不是用以懸棺的。
梁孝王劉武生活在西漢初期“文景之治”盛世，由於他的特殊身份，佔居“天下膏腴之地”，死後葬於保安山南嶺，其墓雖被曹操所盜，但由於是“斬山作槨，穿石為藏”的石崖墓，墓室結構至今仍儲存完好。梁孝王死於公元前144年，比漢文帝晚13年，而比漢景帝只早死3年。據現有資料，我國帝王開鑿石崖墓是從文帝營建霸陵開始的，但霸陵尚未發掘，過去已經發掘的許多漢代諸侯王石崖墓，大多在漢武帝以後，因此，梁孝王墓是我國西漢時期比較早期的大型石崖墓。它由墓道、甬道、門道、主室、便房、迴廊及外藏室等組成，享用了漢代皇帝的埋葬規格，對後世，尤其對漢代梁國的王陵墓葬產生了很大影響。它以主室為中心，沿墓道、甬道為中軸線，按照南北對應的特點把我國傳統的地上建築佈局用於地下建築。這表明當時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幾種先進的生產技術：一是積累了豐富的開山採石經驗，梁孝王墓甬道向下傾斜，主室的高度及各個側室的形制比例適中，室頂正處在岩層的斷層。二是排水設施非常合理，透過排水道將各個室的水彙總至水井室內，利用山體的自然巖縫排出山外，說明當時對山體的走向，山水的流向有了足夠的認識。三是墓室南北對稱，每個室四壁垂直、室角直角等，說明在山體內作業有較先進的測繪技術和測量工具。總之，像梁孝王墓如此結構複雜的墓室，又是西漢前期的王陵，加之被盜時間較早，僅僅留下各種刻石溝槽的一些現象，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有待於進一步的深人探討。
本文原載《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
黑白圖來自《芒碭山西漢梁王墓地》，彩圖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