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常識與通識： 阿城文集之五》之《跟著感覺走？》
轉自：鳳凰網讀書、純粹Pura
編者按：很贊同阿城所說的常識概念，我自己也經常如此說，我的師友們雖然都有各自較為精深（甚至國內少有人及）的專業研究，但似乎大家都贊同類似的說法。其實，學習、生活、社會、世事，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日常瑣屑，凡事不過常識而已，只是此常識非彼常識吧。——翻譯教學與研究
大概十年前了吧，流行過一首歌叫《跟著感覺走》。不過，好像跟著感覺走了一陣子，又不跟著了，可能還是跟著錢走來得實在吧。這倒讓我想起歷來的讀書人，好像只談感覺的問題，而不太談吃飯的問題。
談，例如古人，也只是說“窮困潦倒”，窮困到什麼地步？不知道。怎樣一種潦倒？也不清楚。正史讀到“荒年”、“大飢”，則知道一般百姓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這很明確，真是個活不下去的地步。
魯迅寫過一個孔乙己，底層讀書人，怎樣一種潦倒，算是讓我們讀來活生生的如同見到。還有《浮生六記》的夫婦倆，也很具體，當然歷代不少筆記中也有小片段，遺憾在只是片段。
我在貴陽的時候，見到過一本很有趣的書，講若上京趕考，則自貴陽出發時僱驢走多少錢，僱馬走多少錢。第一天走到什麼地方要停下來住店，多少錢，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有所需銀兩細目。直到北京盧溝橋，當晚可住什麼店，多少錢，第二天何時起身入城，在京城裡可住哪些店或會館在哪裡，各多少錢，清清楚楚，體貼爽利。最有意思的是，說過娘子關時可住的一個店中有一位張寡婦，僅此一句，別無囉嗦。
我手上有一本四十年前陳存仁先生在香港寫的《銀元時代生活史》，常常閒來無事前後翻翻。陳存仁先生原是上海的一個醫生，後來到香港還是行醫，行醫之餘，寫一些銀元時代的生活的連載短文，慢慢整合一本書。書中對清末到抗戰爆發這一段生活，記載甚詳，包括一屜小籠包多少錢，什麼地方的一席宴多少錢，什麼菜。他編過一部有名的藥典，抄寫工多少錢，印刷多少錢。
他因行醫的關係，與民國元老吳稚暉有交往，也被章太炎收為關門弟子。這些交往，陳先生寫來細節飽滿，人情流動，天生無文藝腔。有個事情如果不是陳先生全過程的敘述，我們會以為怎麼可能發生？原來民國初建時的一大攤革命事務裡，有一項是立法廢除中醫中藥，陳先生張羅著到南京請願，才將中醫中藥保留下來。
我也是不長進，過於庸俗吧，很感興趣這些細節。三十年前我去鄉下插隊，首先碰到的就是一日三餐的問題。初時還算有知青專款撥下去，可度得一時，後來問題就大了，不由得想到唸書時灌到腦子裡的古代詩人的三餐。
李白千古風流，可是他的基本生活是怎樣的，看詩是知不道的。他二十五歲開始漫遊，除了一年多在長安供奉翰林，一日三餐不成問題，其餘，直到去世的三十五年中，都在漫遊，每天具體的三頓飯，不必三頓，哪怕一天一頓好了，都是怎麼解決的？詩中他常喝酒，酒雖然會醉人，但還是有營養的。有酒，起碼就有一些下酒菜，可以抵擋一天沒有問題。而且，古代的酒類是果酒，類似現在的“紹興加飯”或“女兒紅”，或者米酒，類似日本的SAKE，即清酒，可以喝得多而慢醉，只要不吐，就可以吸收成為熱量。
李白他們的古代，一般人，尤其文人，是不喝我們現在這種白酒，也稱為“臭酒”的。“臭酒”是兩次以上蒸餾，消耗糧食的量很大，多是河工，也就是黃河防洪的服徭役者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壯膽。我們現在社會上流行喝臭酒，是清末至民初軍閥時期興起來的，說實在，酒品很低，雖然廣告做得鋪天蓋地。
李白若喝臭酒，什麼詩也做不出來，只有昏醉。張旭的酒後狂草，也是低度果酒的成果。武松喝的那過不了崗的三碗，是米酒類，稍烈一點，但危險一來，要能做汗出了，才好打虎。
洋人的情況差不多。所謂酒神精神，是飲果酒，也就是葡萄酒後的精神。伏特加算最烈的了，離二鍋頭還差著一截，我去俄國、丹麥、瑞典，見他們常喝。寒帶人多數人有憂鬱症，這與陽光少有關，尤其長達半年的白夜，真是會令人憂鬱至極，酒可以麻醉憂鬱。到他們的地區，看他們的畫，讀他們的詩、小說，聽他們的音樂，都是符合的，不符合的，反而是異國色彩。
我的一些朋友，有憂鬱症的，模仿起寒帶藝術來真的是像，說模仿不對，是投契。沒有憂鬱症的，就是模仿了，東西總是有點做作。前些年美術圈興過一陣“魏斯”風，幾年下來，我們看在眼裡，心下明白誰是投契，誰是投機。
魏斯，是有憂鬱的，憂鬱得很老實，並老老實實地畫自己的憂鬱。美國有不少患憂鬱症的人，極端的會自殺。醫生有時不給他們開藥，只是說，到熱帶去度個假吧。憂鬱是因為起神經傳導作用的去甲腎上腺素降低，吃些三環類的藥就好了，只不過藥效過後容易再犯，變成對藥物產生依賴，於是容易更憂鬱，所以還是度假的好。從報導上看，寫《哥德巴赫猜想》的詩人徐遲的自殺，應該是患有嚴重的憂鬱症。
病症影響情緒，這是每個人都有體會的，不要說癌症了，就是一個傷風鼻子不通，也會使一些人痛感生活之無趣。歐洲藝術史上有所謂浪漫主義時期，察檢下來，與彼時的肺結核病有關。
結核病的症狀是午後低燒，蒼白的臉頰上有低燒的紅暈，眼球因為低燒而眼壓增大，角膜也就繃緊發亮，情緒既低沉憂鬱又亢奮，頻咳。在沒有電燈的時代，燭光使這樣一副病容閃爍出異樣的色彩，自有迷人處。蕭邦是這樣的藝術家的代表人物。那時肺結核可說是一種時髦病，得了是又幸又不幸。
我國在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裡，肺結核的男女主角一個又一個，這股風氣由歐洲傳來，林琴南譯的《茶花女》，風靡讀書人，於是讀書人做小說下筆也就肺結核起來。當時的讀書人，覺得肺結核有時代感，健健康康的，成什麼樣子？其實中國小說早有一個肺結核的人物，就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那時還沒有肺結核這個詞，結核病統稱“癆病”，但曹雪芹寫林黛玉的症狀很細，包括情緒症狀，所以我們可以確定，林黛玉是結核美人。
現在具有現代感的病是什麼，前些年是癌症，由日本傳來，弄得華語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一集一集的總會拍到醫院病房去，鮮花和閃電中，最後的隱情。其實最現代的是艾滋病，但是小說家編劇人好像還沒拿捏好，嫌它有亂交的麻煩，再說吧。
我這麼講可能很不厚道，可是當時作家好像也不厚道，無病不成書。如果以病症為常識，來判斷藝術的流派或個人的風格，其實是可以解魅和有更踏實的理解的。
電影《阿瑪迪斯》對莫扎特的葬禮有一個暗示，就是喪葬工人潑灑了幾鍬石灰到屍袋上。莫扎特的音樂清朗澄明，不像病人所為，但說他被纏於債務，貧病交加，什麼病呢？莫扎特難道是用音樂超拔自己的困境，包括病？
貝多芬則是先天性梅毒，導致盛年耳聾，而且梅毒引發狂躁與沮喪，當時還沒有發明盤尼西林這種特效藥，梅毒無疑就成了貝多芬不可抗拒的命運，例如他幾次的戀愛都不可能結果為婚姻。我們知道了這一層，對他晚年的作品，例如絃樂四重奏，無疑聽得出來劇痛與暫時緩解的交替，驚心動魄。我們知道，貝多芬拒絕用藥，是他執著那些交替可以轉換成音樂狀態嗎？舒曼不幸也是先天性梅毒，最後導致精神分裂，我們聽他的晚期的作品，例如鋼琴五重奏，明顯的失誤，無與倫比的魅力，同時在一起。
魯迅患有肺結核，這也是他的死因。我們講過了肺結核引起的情緒症狀，“一個也不寬恕”的決絕，《野草》中的絕望，就多了一層原因。他晚年的文章幾乎都很短，應該與體力有關。
這並非說藝術由疾病造成，而是文思的情緒，經由疾病這個擴大器，使我們聽到看到的有了很難望其項背的魅力。當然，也有人裝瘋賣傻，哄抬自己，一談到價錢，瘋還是瘋，但是一點也不傻。只可憐不明就裡者，學得很累，錢呢，花得很冤枉。跟著感覺走，不知道會走成什麼樣。
所以我們不妨來談談感覺或者情感。
你們肯定猜到我又要來談常識了。不錯，不談常識談什麼？世界上最複雜的事是將複雜解為簡單。當然，最簡單的事也就是將明明簡單的事搞得很複雜，我們可以從民生的角度原諒長篇大論的一點是，字多稿酬也就多了。
法國有個聰明人傅柯（通譯為福柯），好像是他講的，“知識也是一種權力”。對中國人來說，我們不需旁徵博引，只要略想想科舉時代的讀書，就明白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還可以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之，可有的多了。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常識也是一種知識，只是這種知識最能解構權力。五四時代講的科學，現在看來都是常識，卻能持續瓦解舊專制。過了半世紀，有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一句有關常識的話，因為之前，實在是一點常識都沒有了。
不過常識這個東西也有它的陷阱。常識是我們常說的智商的基礎，智商這個詞我們知道是由IQ翻譯而來。我們還有一個由日文漢字形詞而來的“知識”，當年曾用過“智識”。我覺得還是“智識”好，因為“智”和“識”是同類的，“知”，如果是“格物致知”的那個知還好，否則只是“知道”。
八十年代初興過一陣智力競賽，類似“秦始皇是哪一年統一中國的”這種題鋪天蓋地，有些單位舉辦這種競賽，甚至影響到職工福利的分配。但這是“知道競賽”，我不知道的，你告訴我，我就知道了，很簡單的事。智力是什麼？是對關係的判斷。你告訴我秦始皇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問“秦始皇會怎樣做？”這才是智力所在。中國有個說法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小時了了是五歲識得一千字，大未必佳是上大學了還不會洗腳。我在臺灣聽到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先生講，如果在家裡沒有做過家務，例如洗碗，成績再好，我也不收他做化學博士研究生。
IQ是Intelligence Quotient的縮寫，它在西方行之有年，傳到中國，也用來測之有年。不過，這個IQ是大有問題的。
IQ是指，智力年齡÷實足年齡×100之後的那個值。這個值若是120以上，算“聰明”，不足80的，是“愚蠢”，而且永遠就是這樣的，變不了。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小時了了是IQ絕對120以上，但是，大未必佳，也許會低於80很多。我們幾乎人人都有這種身邊的例子，小時的玩伴一直到大學畢業的同學，聰明，老師寵愛，親友讚不絕口，五年過去了，十年過去了，當初被譏為“傻蛋”、“呆瓜”、“蠢豬”的孩子，留級生，常補課的，三腳踢不出個屁的，反而有出息得多。
最有意思的是高材生們還在咀嚼當年的豪言壯語，智力低下到竟還沒有明白那些目標既非豪也不壯，只是一點學生腔罷了。最令我驚異的是，我在美國遇到不少從中國來攻讀學位的，也是如此。“美國”這個詞，也是一種魅，好像它等同IQ。因為中國人出國還非易事，這種魅還不易除，不過這些年來開始漸漸明朗了。
我有一次在聚會時說：“所謂好學生是一個問題只知道標準答案的人。”你如果明白一個問題有兩種以上的答案，好，你苦了，考試一定難及格。事後才知道，這個意思結結實實得罪了一些人，這是我活該，因為我也把“好學生”表達為一種答案的形式了，可見我的IQ確實不到80，也就是愚蠢。這個歲數還這樣，改也難了。
IQ的問題，在其計算公式的產生地也越來越遭到質疑，所以近十年來，EQ的重要性很快地超過IQ的重要性。
EQ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意思，譯為情商，不過時髦的人直稱EQ，似乎用漢語說“情商”，有IQ不足的嫌疑。
……
我們的社會，強調了知識，強調了知識經濟，這似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EQ，“人”將不“人”，“社會”將不“社會”。“勞動創造了人類”，這個“勞動”如果講的是工具使用，促使IQ不斷髮展，是有問題的。我看這個“勞動”應該解為勞動組織，這個組織，就是不斷成熟的社會關係，它的成熟，是由人類的前額葉與杏仁核的互相平衡造成。我們的前額葉裡都是一些什麼軟體？我們有怎樣的行為被孩子的杏仁核記憶為情緒？
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仁”，我們意識到那是個EQ的里程碑嗎？孔子的教材裡當然有彼時的IQ成果，但他的弟子們在《論語》裡，記載的都是老師的EQ啊，那裡面有迫切的情緒焦慮。兩千多年後的子孫沒有了自己環境中的EQ問題嗎？一個富足但是EQ低下的社會，是個可怕的社會吧？EQ是不是較IQ來得重要而且迫切呢？
你如果說我既然用一種知識的形式講出以上，所以是一種IQ，所以IQ比EQ重要而且迫切，我當然只好閉嘴，去講EQ對藝術的重要了，不過，那是下一個題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