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復仇
作者: 邁克爾•E•麥卡洛
出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譯者: 陳燕 / 阮航
出版年: 2013-8
重新認識仇恨心理緣何產生
創造性的提出靠完善社會制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解仇恨
讓寬恕多一些，仇恨和報復少一些
復仇為何無處不在而又極具破壞性？
復仇的慾望為何如此誘人？
寬恕為何如此困難？
這些反覆出現的問題，從未像今天這樣引人注目。心理學家邁克爾•E•麥卡洛透過挑戰幾世紀以來對復仇與寬恕的誤解，解答了這些問題。
麥卡洛指出：復仇不是“疾病”或“毒藥”！是自然選擇造就了我們的復仇心態，復仇是我們的祖先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寬恕也不是復仇的“解毒劑”或“療方”。人類之所以進化出寬恕的潛能，是因為寬恕有助於我們的祖先維持關係。人們身處激發“寬恕潛能”的社會環境時，就會自然而自然地傾向於寬恕。
麥卡洛揭示：要讓世界寬恕較多而復仇較少，不要試圖改變人性，而要改變世界。努力改善人與人的關係和社會制度，以激發人的寬恕本能。
本書作者邁克爾•E•麥卡洛（Michael E。 McCullough）為邁阿密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社會與臨床心理學實驗室主持人。其研究重點是人類的道德情感，如寬恕、復仇欲和感激。另外他還從事進化基礎以及宗教行為的現代後果研究。
寬恕難，但非不能
在《耶路撒冷》（Jerusalem）這首詩中，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寫道：“寬恕敵人比寬恕朋友容易。”但科學資料表明，布萊克講顛倒了。寬恕一個你不喜歡、關係不怎麼親密或與你相異的人，比寬恕朋友、與你相似或關係親密的人要難得多。但有時人們確實做得到。在這種情形下，且不說造成傷害的程度，單是受害者與冒犯者之間關係的距離，就讓寬恕顯得如奇蹟一般，而不像來自人性的法則。
設想有這樣的情形：孩子死於嚴重的醫療事故，悲痛的父母寬恕了醫生，而他們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再與其寬恕物件相見。醫生顯然是受益者（他被免除了部分罪責，或者說能合理地認定避免了一場官司），而處在悲痛中的父母不得不承受所有的損失（他們得不到從報復中可能獲取的滿足；或許還放棄了上訴的權利）。像巴德·韋爾奇（此人的女兒於1995年俄克拉荷馬城默拉聯邦大樓爆炸案中遇難）這樣的父親，身處悲痛之中仍寬恕了殺害其女兒的兇手，甚至爭取免除兇手的死刑。乍看上去，其行為方式似乎難以用進化論的思維來解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許多美國人遇到任何血統為日本裔或德國裔的人時，都感到憎惡。如今在我們這一代，幾乎沒有美國人對日本人或德國人感到有何特別的不快。以往的憎惡消失了。儘管在美國內戰期間及其前後，我們的聯盟遭受損害，但美國仍作為一個國家而聯合在一起併成功地持存，這一事實仍令我不時地感到驚訝。
如果進一步說，美國人已寬恕日本與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罪行，或者說美國的南北聯盟已（或多或少）彼此寬恕，我認為這一引申並不過分。但即使這些例子確實表明了寬恕敵人的可能性，仍可質疑的是，由一位研究藤壺和蘭花的英國生物學家於150多年前提出的觀點，為什麼會對此提供恰當的解釋路徑呢？
如果停留於對進化論的淺層理解，如強調諸如“最適者生存”等等為自明之理，那就會質疑“進化會引向寬恕敵人的心理機制”的觀點。你如果對人類如何進化取上述理解，那麼如下的看法就是對的：我期望用進化論來解釋寬恕，只能是白費力氣。但它能作出解釋，因而我們就回到了本書將展開論述的、關於復仇與寬恕的第三個真相：要寬恕陌生人或死敵，必須激發相同於幫助我們寬恕愛人、朋友和親密夥伴的心理機制，這些機制是透過自然選擇，在人類心靈中發展起來的。要在我們的社群乃至世界範圍內促進寬恕的增益，我們就必須建立可以啟用這些機制的社會環境。無論何時，無論我們是要寬恕死敵、敵對團體的成員，還是寬恕冥頑不靈的愚蠢鄰居，都必須開啟同樣的程序，即在人類心靈中發展起來的、幫助我們寬恕親密夥伴的心理機制。一旦寬恕發生，通常是由於我們設法讓人性去做“不自然的”事情。這或許聽上去有些一廂情願，但並非如此。事實上，一直以來，我們都促使自然的東西去做“不自然的”的事情。
復仇與恐怖主義
復仇並非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原因”，但似乎仍然是贏得公眾支援戰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途徑。同樣，恐怖主義主要不是為了復仇。從策略上看，恐怖主義似乎主要是力圖削弱某個壓迫者或外國佔領者的意志。然而，一旦細心傾聽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行為者關於為何要進行恐怖襲擊的敘述，就能清楚地觀察到其復仇的意圖。只需瞧瞧本•拉登於2002年11月的《給美國人的一封信》，就一清二楚了。
一些美國作者寫文章時常使用這樣的標題：“我們為什麼而戰？”這些文章引發了許多反響，其中有的觀點符合真理和伊斯蘭教的教義，但也有一些說法存在錯誤。在此，我們要略述真相，以作為解釋和警告。希望能得到真主安拉的獎賞，順利地獲得他的支援。在爭取真主之助的同時，擬就兩個問題對美國人做出回答：問題一，為什麼我們反對你們並與你們開戰？問題二，我們向你們呼籲什麼，想對你們提出什麼要求？對於第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我們反對你們並與你們開戰，答案很簡單：第一，因為你們襲擊過且不斷地襲擊我們……在巴勒斯坦灑下的鮮血不能白流，必須得到同等的報復。你們必須知道，哭泣的不僅僅是巴勒斯坦人；成為寡婦的不僅僅是巴勒斯坦人；成為孤兒的不僅僅是巴勒斯坦人。
最近有位社會科學家採訪了653位在車臣戰爭中受過某種折磨的民眾，並公佈了訪談結果。她發現一個令人困擾的趨向：那些遭受極度折磨的人，不再堅持傳統車臣社會表達復仇意願的文明規則。更重要的是，按照車臣的習俗，復仇只能針對施暴者；但這些戰爭受害者已不再相信這一點，而是開始認為，如果某民族團體中有成員對自己的家庭成員施暴，那就可以對該團體的任何成員進行復仇襲擊。這種擴大化的復仇觀念，很可能讓他們樂意接受恐怖組織的招募。
基地組織或任何現代的恐怖組織，從未將“復仇”作為組織建立的初衷，其首要目的總是政治性質的。然而，恐怖分子是人為培育，而非自然產生的。恐怖主義之所以能吸引想成為恐怖分子的人，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覺得，參與其中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宣洩的渠道，由此可以侵害那些曾傷害他們及其家庭和團體的國家、派系或種族群體，從而滿足其報復欲。因此，如果能找到削弱復仇欲的方法，想成為恐怖分子的人的數量也會下降。
道歉是消弭仇恨的訊號，可很多人不屑或不會
對於勸阻復仇和促進寬恕來說，恰當的道歉極為有效。事實上，就使這個世界較少復仇、較多寬恕而言，道歉很可能是在我們可支配的範圍內最有力的工具，即使是在傷害極其嚴重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在關於南非種族隔離期間被嚴重侵犯人權的受害者的一項研究中，對於受害者寬恕侵犯者的意願，最成功的預測是透過考察受害者對於侵犯者為其行為“真正感到後悔”的程度。
依文化的不同，道歉的效果稍有區別。例如在日本文化中，道歉的首要作用是潤滑社會關係，以便衝突之後和諧的人際關係得以修復。在中國文化中，道歉表示道歉者願意屈服於權威和道德習俗常規。在阿拉伯人的觀念中，道歉與減少血親復仇這一古老的動機相關。在西方，道歉對於和解的宗教與公共觀念起著輔助作用，還相關於承認道德負疚甚或法律責任。在某種新的文化背景中，你要是想當然地認為，你的道歉方式毫無疑問地會感動人、為人所接收，而達到你預想的效果，那可能會出乎你的意料。
即便如此，道歉有某些似乎超越文化差異的普適價值。關注道歉的跨文化共性的語言學家們辨識出五點共性。第一是“語用力量指示成分”，即，道歉者使用一套詞語以表明他在致歉。第二是承認過失責任。語言學家告訴我們，前面的這兩個特徵可見於他們所考察的四種語言（英語、法語、希伯來語和德語）背景中的所有有效道歉。
第三是解釋——侵犯者試圖說明侵犯行為的起因。第四是修補的提議。第五是承諾剋制——保證不再重複侵犯。另一名研究道歉的專家提出了更簡潔的關於有效道歉的要素清單：（1）承認侵犯；（2）給予侵犯為何發生的解釋；（3）傳達後悔、羞愧、謙卑和誠意；（4）提供修補的方法。［12］一般說來，侵犯者提供的道歉越多地表現出上述特徵，受害者就越會視其行為是可寬恕的。
道歉與其他選擇
要理解一次得體道歉的威力，一個好方法是想想如果有人向你作了一次糟糕的道歉，你會感覺如何。彼得·舍巴赫（Peter Schnbach）描述了四種形式的“陳述”，人們可依此來盡力“解釋”其糟糕行為：拒絕、辯解、藉口，以及道歉（舍巴赫稱之為“妥協”）。在拒絕陳述中，侵犯者否認為傷害行為負責或否認是其行為導致了消極後果。在藉口陳述中，侵犯者透過提供減輕的情節而力圖減輕責任。辯解陳述比拒絕和藉口稍微令人滿意一些，因為它至少承認對侵犯行為的責任。然而，辯解的作用僅止於此，因為它試圖為侵犯行為以某種有利於自己的方式陳述（比如“目的證明手段”）。
對於熄滅復仇欲及促進寬恕來說，辯解和藉口幾乎不起任何作用，而妥協才是人們在一次得體的道歉中真正想得到的。在妥協陳述中，侵犯者“既承認責任又接受不如意的情境；他承認部分或全部的罪責，表示悔恨，並提出補償”。
對於想要說明這些解釋不當行為的嘗試如何變得極其錯誤的作家而言，美國的政治場景就是一家糖果屋。1998年1月，比爾·克林頓總統在向美國人民搖動手指並強烈否認他“與萊溫斯基小姐曾發生性關係……”之時，作出了一次教科書式的“拒絕”。幾個月後，隨著不利於其無辜辯護的一條藍裙作為證據的出現，克林頓再次面對這一問題，並最終作出了部分的妥協，承認他“的確與萊溫斯基小姐存在不恰當的關係。事實上，這一關係是錯誤的。它包括有待判定的嚴重過失，而我對此負有唯一且完全的責任”。這一妥協雖遲但勝過沒有。
即便此時，克林頓仍禁不住伺機批評給他帶來諸多憂慮的獨立律師：“我是為了我的家庭，意在挽救家庭生活。這是我們自己的事，無關於其他任何人。即使是總統也有自己的私生活。現在是停止詆譭個人、刺探個人私事的時候了，而國事仍當繼續。”這一轉折策略削弱了妥協，使之看上去像是藉口或辯解。
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克林頓為其不當行為逐漸作出了更好的妥協。到了9月4日，他終於講道：“我犯了大錯。它是不可原諒的，我深表歉意……對於我已承認不可原諒的事，其他任何人想要提出批評，我都不可能表示異議。對於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或其他任何人以個人批評的方式所說的，我不能設想自己可能有何異議，因為我已經對自己反覆地這樣說，並且我對此感到非常抱歉，但除此之外我無話可說。”但到了9月9日，他覺得還想多說一些：“我也讓你們失望，讓我的家庭失望，讓這個國家失望了。但我會努力改正。我決心絕不讓類似的任何事再次發生，決心挽救你們對我的信任……因此，在這次事件中，我請求你們的理解和寬恕。我希望這是一個和解與彌合的時刻。”在12月12日參議院就彈劾提案表決的前一天，克林頓講道：“我想讓美國人民和國會知道的是，我對我所有錯誤的言行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決不應該誤導國家、國會，以及我的朋友和家人。坦率地說，我深感羞愧……”
人們不禁要問，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克林頓早就作出了儘管顯得代價較高而謙卑但更好的妥協，那他是否可能免於這幾個月來的政治傷痛甚至羞辱。
道歉的收益
按照阿倫·拉扎爾的觀點，好的道歉可滿足多種需要。首先它們有助於修復受害者的自尊。它們提供某種信心，即，受害者與侵犯者分享著同樣的道德價值。其次，一次好的道歉透過修復受害者的自尊，解除了侵犯行為最初給受害者帶來的名譽侵害。與修復的名譽伴隨而來的是免於未來的掠奪，因而它是平息復仇欲的關鍵。透過提供受害者與侵犯者分享道德價值的信心，道歉讓人覺察到安全性：它幫助受害者感受到，侵犯者的內心約束將阻止他重複同樣的侵犯行為。最後，道歉讓侵犯者因承認其道德缺失而蒙受羞恥，從而滿足了人們想看到侵犯者遭罪的深層慾望。
儘管受害者最想從侵犯者那裡得到的似乎是道歉，但道歉對於防止復仇與促進寬恕的效力僅到此為止。幸運的是，過去並非事事都離不開道歉，今天也是如此。對於促生寬恕來說，我們還有別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