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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舒天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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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的中文網際網路語境，這三種稱謂常被混淆使用：媒體人、學者與知識分子。
梁文道就講過，出席活動時常被冠以“文化學者”頭銜，一解釋自己是媒體人，周圍便認為他在自謙，搞得他不得不另行補充：學者在垂直領域做研究，媒體人透過媒介做傳播，二者使命不同，無關高下優劣。
可什麼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恐怕更會令人一頭霧水。
電影《青年馬克思》倒是提供了一則參照：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卡爾·馬克思時年24歲，因供職的《萊茵報》被普魯士當局查封，舉家遷往巴黎。哲學家之所以淪為喪家之犬，不過是由於他實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典型使命——
不是為了解釋世界，而是為了改變世界。
19世紀，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以俄語譯音形式進入世界語境，一代俄國革命家積極進取的活動，讓“崇尚道德倫理、富有憐憫心、人道主義和犧牲精神、對社會進行批判”等標識超越“受教育的階級”作為了知識分子的普世內涵。
今天，一種對知識分子的典型誤解在於：知識分子通常是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大學教授。雖然以現實情形來看，一批志存高遠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確跳出了象牙塔，
但從歷史根源追溯，學者與知識分子的最本質區別，正在於後者的活動始終與“公共”密切相關，他們總是透過回饋社會來體現價值，不滿足於過分的專業化，並且從未放棄尋找更大數量的聽眾。
在《最後的知識分子：學院時代的美國文化》一書中，社會學家拉塞爾·雅各比補足了主流論斷與事實真相之間長久缺失的邏輯鏈條，他不僅用極富洞見性的筆觸描繪了美國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後半葉的集體消逝，並且提綱挈領地指出：
知識分子的代際缺席，是造成公共文化貧困的根源。
雅各比的語調近乎輓歌：
“本書討論的是文化中的一種缺失，即
年輕人聲音的缺失
，或許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數——極少數——在35歲甚至45歲以下的對社會有重要意義的美國知識分子已經很少引發什麼評論了。他們之所以容易被忽視，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缺席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時間、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復返了……50年代的知識分子都是政論家：
他們為有教養的公眾寫作。
接下來的一代人卻放棄了這種語彙，因而也沒能得到公眾的認同。”
在《波西米亞精神的衰微》和《去郊區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這兩章裡，作者追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城市郊區化的發展程序，如何從空間意義上消滅了依託報紙、雜誌等公共媒體安身立命的自由作家、散文家與獨立評論家。
雨後春筍般興建的大型連鎖超市、寫字樓、停車場與高速公路，擠壓了原本存在於都市中心的波西米亞群落，汽車與推土機統治下整齊劃一的商業世界，既消滅了所有不規則的“附近”，也令繁忙的街道、經濟實惠的小餐館、合理的房租與優雅的環境蕩然無存，而以上這些，正是知識分子賴以彙集的條件。
到了60年代，美國大學便從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識性的工作，並令校園外的知識分子式的生活顯得不切實際。老一代知識分子被裝置齊全的辦公室和郊區別墅收編進學院，由咖啡屋進入自助食堂；年輕的知識分子則根本找不到校園之外的去處。
知識分子的概念逐漸與大學教授劃等號，他們中再也沒有產生過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和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這類純熟運用語言與思辨、在“學術標準”與“批評標準”中永遠選擇後者的文化偶像。
對教授們來說，在穩定收入、長假期和業餘精力之外，學術自由僅僅意味著做一個大學教師的自由，由於他們的治學前景有賴同行與行政人員的複雜評判，只得依託“專業化”的庇護以空間換時間，建立學術資質，藏身主流。
這種內卷之下的保守傾向，決定了他們難以效仿一個最拙劣的通俗刊物的撰稿人——做一點真正有益社會的啟蒙。
不僅如此，在社會實踐中陸續產生的大小學科，也隨著一代知識分子在公共舞臺的退場，不同程度地淪為學術上僵化的封建領地。
以哲學為例，在進入學院之前，美國哲學家主要由律師、科學家與圖書館員來擔任，而在二戰之後，有組織隸屬和專業刊物的專職哲學教授——一大堆“權威”——開始取代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孜孜不倦地以經院表述驅散了大眾傳媒對於哲學的注意力。
最後一位能夠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美國哲學家是
約翰·杜威
，在他那裡，哲學尚且是一門開明、自由、具有實用主義與傳播性的知識。然而，受制於新建學術王國的蓋棺論定，杜威在哲學系的地位勢必無限接近於弗洛伊德在心理學上的地位，即在一堂公開課的開場白中被說成是那種儘管有名望卻不科學的野生先驅。
經濟學的困境與之類似，學院派越來越多使用複雜的數學模式，不是因為這種做派更能解釋現實，而是因為這樣的文章更易於發表。雅各比這樣提醒讀者，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數學天才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後半生經常指責經濟學專業對於建立數學公式的崇拜。
國際關係學的“淪陷”似乎更加徹底，美國的國際關係學者最後一次獨立發出見解是在上世紀40年代的內戰期間，這批老一代的“中國通”最終被意見相左的杜魯門當局降職或解聘。他們的繼任者產自研究生院或著名研究所，接受政府與基金會的資助，主要功用是把美國對於一件事的看法強加給世界人民。
巧合的是，半個世紀之後，《最後的知識分子》中專家教授取代知識分子的敘事正在大洋彼岸再度發生，雖然導致後者式微的路徑不同，但上一個文化樣本已然能夠給予我們諸多啟示。
如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敏銳地指出，相比於常人易於體認的
智力
，知識分子的能力更體現為
智識
。
前者試圖掌握、控制、重組與調整，後者則指向檢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評與想象。
社會缺乏智識，便會滋生令文化陷入絕境的反智主義。
時至今日，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於：我們坐擁過剩的、圍繞量化技巧發展的學者，卻罕有融會貫通、理論聯絡實際的知識分子，即便是那些碩果僅存的知識分子，也更多是許倬雲所言的“網路知識分子”，是檢索機器，而非思考者。
至於在電視節目、網路綜藝、直播和短影片中嶄露頭角的學術偶像，縱然他們中的佼佼者不至於被揶揄為“電視知識分子”，而是真正體現出了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徵，我們仍須擱置“知識分子重回社會”這一為時尚早的論斷，按照拉塞爾·雅各比的說法，大眾經常會在現代傳媒的誤導下，混淆鏡頭曝光與知識分子的真正影響力。
對於一個被遺忘的身份而言，“誤讀”是它在現世的第二次死亡。
畢竟在三十年前的《新共和》雜誌上，已經有美國批評家對相似情景進行過不無諷刺的歸納：
“過去，如果你想讓人們嘲笑教授，你得把他們描寫成凸眼的知識分子，如此地偏離現實世界，穿著不合腳的鞋子，並說著一些讓人聽不懂的廢話。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經被一群舉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帶有喜劇色彩的教授，不再從紛繁的現實世界隱退，而是過多地投身於這個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筆錢，開著賽車，貪求授予各種職位，併為得到
愛、奢華和名譽
而奔赴一個又一個的會議。”
作者：記者，評論者，公眾號：魯舒天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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