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蘭約克郡霍沃思教區的教堂牆上，有一塊石碑，上面刻著：“死的毒鉤就是罪。”石碑是為了紀念牧師勃朗特一家，他的妻子和六個子女都死於結核病，其中的三個女兒便是後世所熟知的夏洛蒂、安妮和艾米莉，即才華橫溢卻過早逝世的勃朗特三姐妹。
在19世紀的歐洲，被結核病奪走生命的並非只有勃朗特一家，據統計每年約有700萬人死於此病，英國《衛報》1994年刊載的文章指出：“結核病曾使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死亡……全世界沒有出現結核病症狀的帶菌者有10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鏈黴素問世之前，被稱為白色瘟疫的結核病如同死亡的代名詞，但同時它也被視作獨特的審美物件，出現在眾多藝術作品之中，是詩人和作家讚頌的繆斯，也是引領他們前往樂土的死神。
詩人拜倫曾說：“我真期望自己死於肺病。”最終他“得償所願”，在眾人對其垂死之姿的讚美聲中告別人世。死亡的來臨，卻引起愛慾的顫慄，與人類文明相伴相生的瘟疫，在浪漫主義美學觀的塑造下，儼然成為象徵救贖與永恆之美的靈感繆斯。當蒼白的詩人渴求“無上幸福的停止呼吸”之時，我們得以在隱喻叢生的國度裡一窺這位浪漫死神的神秘面容。
ONE
浪漫的死神
“不，這不是夢，這是我身體中的詩人氣質……毋庸置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荷馬看見了特洛伊平原，但丁看見了離鄉人的住所，彌爾頓看見了魔鬼正在向地面飛來。”生活在十九世紀歐洲的拉蒂莫，因患病而獲得了掀起“未來的簾幕”的能力，最初他感到這是上天的饋贈，是隻有真正的詩人才會擁有的天賦，“諾瓦利斯不就是在患肺結核的時候感到靈感得到加強了嗎？”
擅長寫作現實主義題材的喬治·艾略特，在《掀起的面紗》裡以超現實的手法塑造出一個耽溺於自我與偏見的“文藝青年”，在彼時的歐洲各國，像拉蒂莫這般患病而多思的青年並不少見，他們遵照醫囑往返于山林和海邊的療養院，終日躺臥在病榻上，沉湎於浪漫多情的冥思幻想。與現實主義和古典主義對於疾病的消極態度不同，浪漫主義崇尚病態的、非理性的美，“它暗示著憂鬱、疲倦，甚至饜膩之感；或者暗示著相反的感覺——一種熱忱，一種生活的願望，同失意或絕望所產生的的沉悶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結核病所導致的外表上的變化，如身材瘦削、面容白皙，臉頰時常泛起紅暈、豔若桃花等，也符合浪漫派所偏愛的風韻。
被拉蒂莫引為明證的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自幼體弱，“前額幾乎是透明的，棕色眼睛放射著一種異樣的光彩”，他認為自己是因患病才獲得如此“美姿”，並聲稱“人只要開始愛好疾病或痛苦，他在那一剎時也許可以體驗到最誘人的逸樂”。對於浪漫派文學家來說，疾病是“更高階的享樂”，是消解粗俗肉身的純淨火焰，他們在現實生活和文學創作中的選擇都體現出此種偏好。
因結核病而早夭的未婚妻索菲在詩人短暫的生命中無疑佔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諾瓦利斯對她一見傾心，在其死後前往墳前憑弔，“丘冢化為雲煙，透過雲煙，我看到我的戀人的淨化的容貌”。諾瓦利斯在墳前看見幻象，而其名作《海因裡希·封·奧夫特丁根》中，幻象化身為一朵藍花，它蘊含著愛與永恆的本質，象徵著對無限的追尋和渴慕，最終演繹成為德國浪漫派的精神圖騰。
在詩人濟慈的愛情敘事詩中，主人公大都是和他本人一樣的清瘦病人，與諾瓦利斯不同的是，濟慈並不希冀於幻象的撫慰，他認定愛可以超越生死，比起死亡，他更無法忍受與摯愛的分離。在寫給未婚妻芳妮的《亮星！願我像你一樣堅持》中，他以無限深情歌頌著名為“愛”的宗教，“枕在我愛人的正在成熟的胸脯上，以便感受它柔和的起伏，永遠，永遠清醒地感到那甜蜜的動盪；永遠傾聽她溫柔的呼吸不止，就這樣永遠活下去——或昏醉而死”。1821年，詩人在遠離愛人的異鄉平靜地死去，死前他要求朋友在墓碑上刻下——這裡躺著一個姓名用水寫成的人。
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汙淖陷渠溝，天才詩人在聖潔的愛中離開，而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也不乏信仰浪漫愛情和純潔之美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為典型的結核病患者，當是“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的林黛玉。曹雪芹透過書中大夫之口，指出黛玉之病是由於“平日鬱積所致”，心病非良藥可醫，在聽聞寶玉和寶釵的婚事之後，黛玉便立即發病，一次次地咳嗽、吐血，終致在婚娶喜樂中溘然長逝。
著有《癆病學》的理查德·莫頓認為，“青年正處於發育時期，血液中的熱量還很旺盛，比較傾向於熱的發酵，因此，他們的消耗性疾病多數是急性的。”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也許會認同莫頓的觀點，在郁達夫、葉靈鳳、丁玲的小說中，常有患上結核病的年輕人以旺盛的激情投入到浪漫愛情中去。王獨清所作《三年以後》的主人公認為在相愛中“等到最後你可憐的生命告終的時候，也正是我得了你肺病的分贈，隨你消失我這無謂的殘生的日子……像那樣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情死，我想是再美也沒有的，再美也沒有的了！”在女孩康復後，他反而感到深深的失望，因那種病態的悽楚已經不復存在。
工業革命之後，城市人口迅速擴張，造成環境的汙染和底層窮困的加劇，肆虐於擁擠街巷裡的結核病，被浪漫主義隱喻化、象徵化，最終與天才和高雅的品位聯絡在一起。現代醫學使得這位浪漫死神不復存在，但關於疾病的隱喻仍未遠去。
TWO
疾病的隱喻
在德國科學家於1882年發現結核病的致病元兇“結核菌”之前，中世紀醫學研究在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下，認為任何疾病皆是對人所犯下的罪行的懲罰，如紀念勃朗特一家的石碑上所言，“死的毒鉤就是罪”。直至18世紀中葉，結核神話才開始醞釀並傳播開來，雷內·杜波斯指出，“當時疾病的空氣廣為擴散，因此健康幾乎成了野蠻趣味的徵象。”
18世紀後期隨著資產階級的逐步壯大，貴族階級在政治領導權和經濟領導權爭奪中相繼失利，為了確保文化領導權，貴族賦予疾病以道德、美學方面的階級性，於是結核病成為了具有貴族色彩的浪漫病，其典型症狀也被染上一層抒情詩般的光輝，比如患者的蒼白與潮紅，一會兒亢奮，一會兒疲乏的狀態，被視為是體內慾望的潮汐湧動，並且能產生一種超凡的誘惑力，照亮生命，使身體變得透明。
除了階級爭鬥之外，結核病相對於其他的疾病來說沒有那麼痛苦，在早期的治療中醫生通常建議患者改變環境，前往空氣乾燥的地方靜養身息。遠行，讓患者從日常生活中被隔離出來，更加沉湎於自我的情感，而被“放逐”的孤寂和失落往往啟用超越自我的激情。對激情的膜拜，曾被認為是結核病的誘因，“癆病產生的熱暈”是身體內部燃燒的標誌，結核病人是被熱情消耗的人，其症狀不是別的，“而是愛的力量變相的顯現”。
由於結核病的結局確定無疑，而患者的迅速衰竭使其不致遭受長期折磨，因此結核病人的死亡在十九世紀文學中常被描寫為是一種從容的死法，精神因身體負擔的變輕而越發變得輕盈、欣悅。各式政治、文化、宗教及病理上的因素，使得結核病的隱喻不斷轉變，影響也逐步擴大，成為眾多浪漫想象的棲身之地。
只有當疾病不再神秘之後，我們才能擺脫疾病的隱喻，但即便如此，也會出現新的隱喻。正如蘇珊·桑塔格在《作為隱喻的疾病》中所言，“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道道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之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
隱喻，是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但過度闡釋將使語言與物分離，現象也不再是本質的體現，在“意義的世界”裡有人耽溺浪漫幻覺，有人則需承受無意義的指責。擺脫隱喻，讓詞歸於物，讓現象歸於本質，讓你我掀起面紗，直面平庸與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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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飄零的秋葉——肺結核文化史》。餘鳳高。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8月
2。《疾病的隱喻（中英雙語版桑塔格文集）》。蘇珊·桑塔格。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4月
3。範蕊。《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詩歌與肺病的互動關聯》。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