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一支部隊在湖北隨州擂鼓墩平整山頭、興建廠房，不曾想一個鐵鎬下去，挖到了一座距今2400年前的大墓。這座大墓中出土的一件樂器，不僅震驚了國人，也震驚了世界！這件超大型的樂器就是戰國早期曾國國君的一套大型禮樂重器，名為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鐘是世界上最大的音樂樂器，其編鐘鍾架長達748釐米，高265釐米，全套編鐘共六十五件，分三層八組懸掛在呈曲尺形的銅木結構鍾架上，最大鐘通高152。3釐米，重203。6千克。它用渾鑄、分鑄法鑄成，採用了銅焊、鑄鑲、錯金等工藝技術，以及圓雕、浮雕、陰刻、 彩繪等裝飾技法。每件鐘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階的雙音，全套鍾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音列是現今通行的C大調，能演奏五聲、六聲或七聲音階樂曲。
曾侯乙編鐘音樂效能良好，音域寬廣，音調準確，音色優美，具有“一鍾雙音”的特點，即一個鐘能夠演奏兩種不同的樂音，因此一套完整的編鐘就可以演奏很多不同的樂曲。除了“一鍾雙音”，曾侯乙編鐘七音齊備，並且具有12個半音，這跟西方12平均律是一個概念。鋼琴有七個八度，曾侯乙編鐘有五個半八度，音律很寬廣。曾侯乙編鐘是至今世界上已發現的最雄偉、最龐大的樂器，被譽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蹟”。有關部門曾對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編鐘進行調音，結果表明戰國時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樂音體系，打破了過去認為十二律是古希臘傳來的說法，改寫了世界音樂史。也是中國迄今儲存最完好、音律最齊全、氣勢最宏偉的一套編鐘，代表了中國先秦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學、歷史學、音樂學、科技史學等多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樣一件國寶，中國的郵票選題哪能錯過呢？《曾侯乙編鐘》郵票的選題就落在了邵柏林身上。為此，邵柏林數次南下，考察編鐘，為小型張郵票的設計做準備。就在此期間，邵柏林突發奇想，這個國寶已經有2400多年的歷史了，還能不能演奏？聲音怎麼樣？演奏出來是什麼效果？這一定是老百姓關心的問題。如果有這個可能，把這個編鐘演奏一下，用錄音機錄下來，再製成唱片，讓更多的人能聽到2400年前的編鐘音樂，並且把它流傳下來，那多棒呀！這個想法能實現嗎？首先，這件國寶是在湖北老的博物館裡靠牆放著，外面還有玻璃牆罩著，根本無法演奏。就是為郵票設計拍張照片都難。因此，必須把編鐘移到比較寬大的房間，才能拍下完整的照片。演奏也才能把它的音響充分釋放出來。可這件國寶能從博物館拿出來嗎？要放在哪兒才能安全，又不影響演奏編鐘的效果呢？這是其一。其二呢，錄音機是事成的關鍵裝置。必須有最先進的錄音裝置才行，可是改革開放初期，哪能找到這樣的錄音機呢？其三，邵柏林要做成的唱片，不是直徑為25或30 cm的黑膠唱片，而是能與郵票小型張同時放在一個郵折內的超小型唱片，當然也不能太厚。這個苛刻的要求有哪個廠家能接呢？這一連串的難題，放在誰身上，都會冒出三個字：不可能！可邵柏林不信那個邪！年過九旬的他，面對鏡頭這樣形容他的性格：我這個人辦事特別執著，就是一根筋！只要認準的事，就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成！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邵柏林非要挑戰一下三個“不可能”！
第一個挑戰“不可能”的就是要把編鐘搬出來，放到合適的地點，既能拍照，也能演奏。可能嗎？這件事讓湖北郵電管理局的同志犯難了，他們找到省博物館，博物館拒絕了：我們決定不了，你們請示省裡吧。
邵柏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說服湖北郵電管理局向省裡打報告，請示在拍攝編鐘照片設計郵票的同時，演奏編鐘事宜。報告打上去，卻遲遲沒有迴音。您想，這件堪稱國寶的重器，要把它從博物館移出來，還要演奏。其中所承擔的責任，每個人都得掂量掂量。放置場地、安全問題、運輸問題、保管問題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要做到慎之又慎、萬無一失才行啊！
半年過去了。就在邵柏林焦慮萬分時，省裡終於有訊息了，出郵票是大事，特批：同意。半年的等待，讓邵柏林心中的第一個大難題終於破解了。 這套中國古代打擊樂器編鐘共有65件，總重量達2500公斤。最大的（下層右數第一件）高153．4釐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上層右數第七件）高20．4釐米，重2．4公斤。這麼一套大傢伙放在哪裡才更安全，也不影響演奏呢？最後，選擇在武漢東湖邊上一個部隊的大操場上，操場上有個舞臺。半夜裡，從省里老的博物館運出來，一個排的警衛負責編鐘運輸的警衛工作。這套編鐘就安置在大操場的舞臺上。邵柏林就開始拍照，為郵票設計做資料準備。
挑戰第二個“不可能”，就要把編鐘的珍貴聲音錄下來，沒有好的錄音機不行。20世紀80年代要找好的錄音裝置，簡直太難了。邵柏林一位好朋友的電話，讓他踏實了。這個北京廣播電臺的朋友，叫趙維端，專業錄音師。原來，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播音工作的需要，北京廣播電臺剛從國外引進了一臺先進的錄音裝置。你說，這不是天意嗎！
錄音機有了，但錄音必須要到武漢。北京廣播電臺的趙維端能去武漢嗎？電臺剛剛引進的錄音機能放行嗎？邵柏林心裡直打鼓。趙維端要是去不了，這臺戲就砸了。令邵柏林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趙維端極其輕鬆的回答，我跟您去。
邵柏林：編鐘一共敲響過三次。第一次是出土後，給湖北省委領導演奏過一次；第二次就是在大操場演奏，進行現場錄音；第三次是到北京，向中央領導彙報。前後就這麼三次。之後就再也不允許敲擊這件國寶了。後來演奏的編鐘都是用複製品了。
晚上，武漢車水馬龍的街道終於安靜下來。警衛按照部署已各就各位。趙維端的錄音機也擺好了，湖北省歌舞團的演奏員也已到場。邵柏林盼望已久的編鐘演奏真的就要開始了！誰也沒想到的是，一片嘈雜聲音從遠處飄過來，一聽，原來是東湖裡的住家—群蛤蟆上班了，吾兒哇，吾兒哇······
一切準備停當的大戲，在蛤蟆的搗亂下，只好停下來。
凌晨2點以後，嘈雜聲音逐漸安靜下來。哎呦，謝天謝地，等了一宿總算安靜下來了！負責錄音的趙維端興奮無比，招呼演奏員趕快開始。編鐘的演奏這才正式開始。64件古樂器，在幾位專業演奏家的演繹下，渾厚的古編鐘聲音搭載著古曲《竹枝詞》，在整個大操場裡迴盪，在東湖邊上回蕩，在武漢的上空迴盪，餘音久久不曾散去·····
趙維端攜帶的錄音機完整、忠實地記錄下了編鐘演奏的古曲《竹枝詞》。趙維端也經歷了一生中最最難忘的錄音經歷。
有了編鐘完整的錄音，邵柏林就要挑戰第三個“不可能”。北京唱片廠離得近，就在北京。邵柏林親自去廠裡聯絡，想製作小規格的薄唱片。沒想到北京唱片廠一口回絕：做不了。那口氣就是沒有商量餘地！
當時邵柏林就涼了半截，怎麼辦呢？也是天無絕人之路！就在邵柏林為此著急上火之時，北京廣播電臺的趙維端又給他解了圍。原來趙維端在上海有一個朋友，就在上海唱片廠工作，名叫李維針，是位工程師。趙維端說，我聯絡聯絡他，看能不能幫忙。
趙維端電話打過去，李維針欣然回答，行，你們帶著東西來吧，我給你們解決。簡直又是天意呀！邵柏林和趙維端興奮地隨即趕到上海。李維針是上海唱片廠非常有事業心，又好鑽研的技術工程師。李直接把他們帶到了自己的工作室。這是一個很小的工作室，60多平米，裡面有一臺機器。趙維端把錄製有《竹枝詞》的編鐘錄音交給李維針。李維針二話不說，埋頭就在燒錄機上幹起來。
李維針對邵柏林和趙維端說，你們也不用等了。我把它刻錄下來，做成小唱片，還需要一些天。你們就在北京等吧。到時給你們打電話，再過來取就行。
在李維針工程師的精心製作下，一批紅色的、薄如蟬翼的小唱片終於透過一枚枚曾侯乙《編鐘》的小郵折到達廣大集郵者的手裡。在改革開放初期，尚未見過這種精緻的迷你小唱片的集郵者，無不對《編鐘》唱片與《曾侯乙編鐘》郵票的組合嘖嘖稱奇，也對邵柏林先生在集郵品上的創新無不表示欽佩！
為了保護2400多年前的國寶——曾侯乙編鐘，國家明確規定，只把它作為文物供觀賞，不再允許任何人、任何理由去敲擊或演奏。為此，湖北專門仿製了一套編鐘，用以演奏之用，除了邵柏林小唱片上刻錄的編鐘音樂，其他所能聽到的編鐘音樂都是仿製品發出的聲音。邵柏林的創新制作，在小唱片上刻下的編鐘聲音，將成為歷史上唯一由載體上留下的珍貴音響，這段編鐘音樂也將成為永遠的絕唱！
令人唏噓的是，成就編鐘音樂小唱片的趙維端和李維針幫助邵柏林成功地挑戰了三個“不可能”後，已先後去世。他們在天堂也一定有編鐘奏響的《竹枝詞》的迴響陪伴他們。
這套郵票發行以後，集郵界曾經引起不小的波瀾。有不少集郵愛好者提出疑問，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發行的郵票都帶背膠，為什麼《曾侯乙編鐘》郵票沒有背膠？而且也不打齒孔？這在新中國郵票發行的近四十年曆史中是絕無僅有的。如果不帶背膠，不打齒孔，這套郵票不儼然成了一張畫片嗎？那麼當時什麼原因才導致《曾侯乙編鐘》郵票上缺少這兩個重要元素呢？
對這個集郵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我想“解鈴還須繫鈴人”吧。恐怕也只有邵柏林先生能解開這個謎！我撥通了邵柏林家的電話。
當我的問話一出，邵柏林長長嘆了口氣。
為什麼邵柏林有如此的感嘆呢？原來，邵柏林把《曾侯乙編鐘》郵票小型張設計好以後，確定用雕刻版，這也是邵柏林最中意的郵票印刷方式。《曾侯乙編鐘》郵票小型張請誰來雕刻呢？孫鴻年，這是郵票廠非常著名的郵票雕刻師。鋼版雕好後，邵柏林非常滿意。但郵票廠的領導說這套郵票安排不了，就請541廠（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吧。
541廠是專門印製鈔票的，有雕刻印刷裝置。沒想到邵柏林一聯絡，卡殼了。541廠當時安排不了雕刻裝置來印製《曾侯乙編鐘》，只能採用假雕刻，用膠版印刷。為什麼是假雕刻呢？真雕刻印出來之後，用手來摸，墨跡是凸出來的。而假雕刻是用膠版印刷，不起凸，摸起來是平的。由於北京郵票廠的紙張都是根據印刷郵票的裝置定製的，而541廠是印製鈔票的，北京郵票廠的紙張無法在541廠的裝置上使用。所以只能用其他紙張替代，這也造成了《曾侯乙編鐘》郵票無背膠的尷尬。不僅如此，541廠不是郵票的專門印製廠家，也沒有郵票的打孔裝置。所以《曾侯乙編鐘》郵票既沒有背膠，也沒有打齒孔。成為新中國郵票發行史上的一個特例。
作者：劉建輝 來源：中國集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