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都城長安，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為顯著的移民城市，這裡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各具特色，引領著社會風尚。
大唐是什麼樣的？長安人的生活是什麼樣的？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考古發現使今人得以窺見燦爛的唐代文明。9月15日，“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開幕，呈現了百餘件/套西安考古出土的各類唐代文物，透過衣、食、住、行等物質元素，讓觀眾瞭解大唐長安人的日常生活。
在白居易筆下，長安是：“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的大氣磅礴，宏偉的城池中裡坊星羅棋佈，秩序井然；在張說筆下，長安是“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裡太平人”的清平氣象，花萼樓前的一場春雨，烘托出長安城的清麗祥和，街市太平。
在杜甫筆下，盛唐時期，已經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般場面，百姓生活穩定，人口數量增多，小城市亦有萬家人口，物產豐富，家家戶戶都藏有充足的糧食；在王維筆下，時人的娛樂活動豐富多彩，“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裡”，蹴鞠是長安男子最為熱衷的體育活動之一，而鞦韆則多受到婦女、兒童的追捧。
以上這些詩文都描繪了大唐長安人愉悅的日常生活。而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考古發現使今人得以窺見燦爛的唐朝文明。
“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展覽現場
“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展覽現場
9月15日，“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在蘇州吳文化博物館開幕。澎湃新聞記者瞭解到，此次展品來自西安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博物館4家文博機構，遴選上百件/組唐朝文物。展覽共分為“百千家似圍棋局”、“月照長安萬戶人”、“一日看盡長安花”、“千歌萬舞不可數”四部分，從唐長安城的建築佈局到居民成分；從羅衫玉帶到珍饈美饌、日常用器；從車馬喧囂到娛樂生活。以建築構件、墓誌拓片、陶俑、金銀器、瓷器、玉器等展品，向觀眾展示唐代都城長安的城市沿革、居民構成及日常生活。
“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展覽現場
“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展覽現場
“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展覽現場
在展廳內，觀眾可以看到長安都城的一磚一瓦，如手印磚、纏枝蓮紋瓦當、帶“戳記”磚等，還可以看到各種神態神色的人物俑，如三彩武士俑，它肩有披膊，身穿鎧甲，面部表情逼真生動再現了唐代武士雄壯威武的精神風貌。還有以掐絲鑲嵌工藝製成的金花梳外殼、盛唐時期金銀器中的精品——仕女、狩獵紋八瓣單柄銀盃，金背瑞獸葡萄鏡等文物，從服飾到飲食，無一不體現著長安城內千門萬戶、百業興旺的繁榮景。
展覽相關負責人陳小玲告訴記者，“整個展覽講述的是唐代人的生活，因此我們選取一些活潑的，生活化的物件。而在展陳上，我們有意地把一些重點的展品穿插在各個單元裡邊，並用圍屏或隔板隔出了獨立的小空間，當觀眾穿梭在展廳裡，其實就像是在走迷宮，有著尋找著重點展品的意趣。這樣的展陳方式是我們考慮到了社交活動，有助於開展一些寓教於樂的活動。”
上官婉兒墓誌（拓片）
上官婉兒墓誌（拓片）
談及展覽的重點展品時，陳小玲表示，“上官婉兒墓誌拓片是比較推薦的展品。前幾年（2013年）上官婉兒墓誌發掘出土後，無論是學術界還是老百姓間都有著一定的反響。此外，展廳中，有官字款的唐代白瓷也值得觀看。白瓷出現於隋代，在唐代中晚期逐漸成熟，而官字款的白瓷是定窯白瓷的標誌，是一種唐代特色。此外，金銀器也是唐代的一大特色，如鎏金的銀香囊和薩珊波斯的曲紋杯等，它們無論在工藝上，還是在造型上，都體現了唐文化與西域文化的融合。”
官字款白瓷
官字款
吳文化博物館舉辦特展通常會呈現出吳地的文物，以此和特展主題發生關聯。在此次唐代文物特展中，陳小玲表示，“我們有意選擇和吳文化博物館基本陳列中有相似之處的展品，如特展中有雙鸞瑞獸銅鏡，基本陳列也有類似銅鏡，觀眾可以進行對比。此外，目前蘇州發掘出了唐代墓葬，墓葬的規模也比較大。這一墓葬正在進行文保及文物搬遷。對於展覽而言，我們計劃在展覽期間，在展廳內將墓葬復原出來，以此加入蘇州地區的展品。”
第一單元：百千家似圍棋局
大唐王朝開放進取、繁榮昌盛，都城長安發展成中古時期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都城，唐長安城沿用了隋代大興城的遺址，建造者將龍首原以南的六條高坡視為乾卦之六爻，並以此為核心，作為長安城總體規劃的地理基礎。
根據考古發現，唐長安城平面呈長方形，總面積達84平方公里，由宮城、皇城、外郭城組成，以一百五十米寬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一百零八坊呈軸對稱分佈，皇城與宮城分佈在長安城北側，朱雀大街以東歸萬年縣管轄，以西歸長安縣管轄。都城規劃遵循坊市制度，將住宅區（坊）和交易區（市）分開，為了加強對城市居民及社會治安的管理，城內施行嚴格的宵禁制度。
唐長安城平面圖
正如一千兩百多年前，白居易在長安城郊的觀音臺，遠眺長安所見：城內千家百戶整整齊齊地排列著，筆直的街道將城市分割的如同菜畦，遠遠望見百官上早朝時所持的燈火，像一條星宿般徘徊在大明宮前。
這座璀璨奪目的城，少不了一磚一瓦的建造。
手印磚，唐，長 35。2 釐米 ， 寬 17 釐米 ， 厚 6 釐米，西安博物院舊藏
按有手掌印的條磚，被稱作“手印磚”。手印一般按在寬面上，一磚一印，多為成人的右手掌印。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手掌印可能為工匠在搬運或從模具中提取還沒有乾透的磚坯時而留下的；或是作為標識，以便按手索驥，追責到人；或是磚匠在制磚時即興所留的記號；也有可能與某種風俗有關。
纏枝蓮紋瓦當，唐，直徑13釐米，厚1釐米，西安博物院舊藏
瓦當邊沿內有一道弦紋，瓦面主紋飾為三朵纏枝蓮花，構圖合理巧妙。此類纏枝紋飾應是唐代工匠在我國傳統藝術的基礎上融入吸收外來文化元素而形成。
第二單元：月照長安萬戶人
盛唐時期，長安城生活居住著百萬餘人口，居民成分多樣。除皇族、貴胄、禁軍和平民百姓之外，大量外來少數民族、商賈、外國使團、僧侶、留學生等浮寄留寓長安城，從事政治、商貿、宗教及文化藝術活動。與長安城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大都市，人口不過幾萬、幾十萬，唐代長安堪稱當時頂尖的世界性大都會。考古發現的人物俑、壁畫等出土物形象地再現了長安城內千門萬戶、百業興旺的繁榮景象。
三彩武士俑，唐，通高 86。7 釐米，1985 年西安市灞橋區洪慶鄉唐韋思謙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該俑身著甲衣，足蹬長靴，足下踏一臺式方形底座。肩有披膊，身穿鎧甲，長圓形護胸，內套窄袖衫。面部表情逼真生動，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再現了唐代武士雄壯威武的精神風貌。
三彩單梁冠捧笏文官俑，唐，高49。8釐米，西安博物院藏
頭戴單梁冠，面微向左，五官刻畫緊湊，目視前方，身向前傾。上著白色闊袖中長袍，下飾流蘇，胸部束寬頻，背後帶長垂至地，下著綠色長裙，露出腳尖。雙手執笏板於胸前，作侍奉狀。通體施黃、藍、白、綠等色釉，釉色搭配鮮明，如白色中長袍的袖口和領口施藍釉。直立於山石形臺座上。
抬手仕女俑，唐，通高72釐米，1987 年西安市新城區韓森寨紅旗電機廠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兩鬢抱面，頂髻向左前方丟擲。上穿直領袒胸窄袖襦，下著曳地長裙，裙下露出高高翹起的尖頭履。右手高舉至胸部，右肩搭一帔帛，飄然垂下，提握於左手。
岑參曾寫道：“長安城中百萬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意指居住在長安城一百零八坊中的萬戶人家，在同一片月下，遙聽悠長的笛聲。盛唐時期，長安城生活著百餘萬人口，除了皇族貴胄等上層階級、禁軍及平民百姓外，大量外來少數民族、商賈、外國使團、僧侶、留學生等寄居長安，使唐長安成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
紅陶胡人俑，唐，高27釐米，西安博物院藏
泥質紅陶，陶俑高鼻深目，絡腮鬍須，為胡人形象，頭戴幞頭帽，雙目斜向上視，身著圓領長袍，腰繫寬頻，左手下垂，右手握拳於胸。
井真成墓誌（拓片），現代，蓋邊長83。5釐米，寬63。5釐米；志長83。5釐米，寬63。5釐米，原墓誌2004年西安市東郊建築工地出土，西北大學博物館藏
墓誌蓋為覆鬥狀，青石質，志蓋上書3行12字篆文：“贈尚衣奉御井府君墓誌之銘”。墓誌為漢白玉質，呈正方形，題為“贈尚衣奉御井公墓誌文並序”，志文一百七十一字，志石上方缺損，致使9字殘。志文簡要記述了志主的身份、來唐經過、葬地和贈官等資訊。
井真成，日本遣唐留學生，隨公元717年（唐玄宗開元五年）3月出發的第八次遣唐使，與玄昉、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等人一起來到中國。因故於公元734年（唐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去世，終年36歲，唐玄宗下詔贈授尚衣奉御官職（從五品上）。歷史文獻中記載了各次日本遣唐使的官員和玄昉、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空海等著名人物，但創造了古代中日友好交流歷史的不僅是他們，還有更多沒有留下姓名的日本留學生和留學僧。為學習古代中國先進文化，他們前赴後繼地前往中國。井真成墓誌的發現，再次印證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歷史文獻記載的空白。
第三單元：一日看盡長安花
著裝是反映社會風貌最直接、最鮮明的符號。“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李白用這句詩來形容當時女子的服飾與美貌，毫無疑問，唐朝華美的服飾和豔麗的妝容，為長安城更添了一層絢麗的色彩。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衣冠上國，服飾除了最基本的蔽體功能，更具有明顯的階級政治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的影響下，“胡風”興起，這極大豐富了長安人的服飾形式，加之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社會風氣相對開放，女性也會以男裝形象示人。這些看似在古代封建社會不可能發生的有趣現象，在考古發掘中都找到了對證。
男裝拱手女立俑，唐，高35釐米，寬10釐米，2016 年西安市文物局稽查隊移交，西安博物院藏
眉目清秀，面色紅潤，為女子形象。頭戴幞頭，身穿男裝圓領長袍，腰束革帶，拱手站立。唐代社會風氣開放，女著男裝遂成一種普遍行為。唐代最早著男裝的影象資料見於唐太宗之外甥女段簡璧墓壁畫及隨葬女騎馬俑。天寶時期，一些官宦的妻子也開始穿丈夫的衣衫帽靴，使之有了普及的趨勢。
戴風帽拱手男立俑，唐，寬6。5釐米，高20釐米，西安博物院藏
此俑頭戴黃色風帽，身披翻領大衣，黃色大衣上點綴著白色圓圈紋，翻領為白色。內穿緊身袍服。此俑豎眉瞪眼，嘴角上翹，臉部肌肉緊張，一副怒氣沖天的神態。雙手握拳緊貼胸部，拳中有孔，可見手中原應持物。應是一個神態威嚴的持兵衛士形象。風帽，也稱鮮卑帽，是馳騁在北方草原上的鮮卑族特有的服飾。
金花梳外殼，唐，長6。8釐米，寬1。7釐米，1965 年西安市長安區三兆村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紋飾以掐絲鑲嵌工藝製成，正反兩面圖案相同。中部為一朵梅花，兩邊各有一隻鴛和鴦，其間飾梅花與水滴紋。原鑲嵌有綠松石，現已脫落，邊緣繞一週細小聯珠紋裝飾。
唐代的飲食生活較前代更加豐富多彩，從烹飪技術、烹調食料到飲食器具，都更加多元精緻，作為都城的長安，將域內外名品菜餚、精美器物盡匯於此。開元年間，物產豐富，民間倉廩充實，人們解決了溫飽問題，便開始鑽研如何“變著花樣吃”。透過大量的考古文物，我們得以還原當時的飲食風情。其中，唐代飲酒、飲茶之風盛行。
仕女、狩獵紋八瓣單柄銀盃，唐，高 4。2 釐米，直徑 9 釐米，1983 年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馬旗寨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杯體為八瓣花形，八瓣間隔以柳葉條帶，四瓣為男子狩獵圖，四瓣為仕女戲樂圖，兩種圖案相間排列。杯墊中心圓圈內鏨一花角鹿紋。鹿被認為是純善之獸，唐代金銀器上的鹿紋多用於食器上，因與唐代“鹿鳴宴”制度有關，另“鹿”與“祿”諧音，取其“福祿、福運”之意。帶把多曲銀器為中亞粟特人使用的典型器物，隨著東西方陸上貿易的頻繁往來，於唐代傳入中國。該件銀盃屬盛唐時期金銀器中的精品。
寶相花銀茶托，唐，直徑7。2釐米，1977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徵集，西安博物院藏
圓形弧腹內均勻分佈四朵寶相花，內側底部凸出如淺盤狀。外側素面，下有喇叭形圈足，底部平坦，茶托表面鎏金。
唐代是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社會相對穩定，促進了手工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同時，路上、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對外貿易往來，各國物產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都城長安，種類繁多，琳琅滿目。
金背瑞獸葡萄鏡，唐，直徑 19。7 釐米，2002 年西安市灞橋區馬家溝村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八出菱花形，鏡背貼一金殼，瑞獸葡萄鏡是唐代最具特色的新鏡類，將中國傳統的瑞獸紋飾與從西方傳入的葡萄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此面金殼鏡胎體厚重，金殼質細光亮，製作精緻，殊為罕見珍貴。
瑪瑙臼，唐，高 7。5 釐米，口徑 13。5 釐米，邊沿厚 0。7 釐米，1968 年西安市新城區韓森寨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由深褐色夾乳白縞帶紋理的瑪瑙雕琢而成。臼體呈長橢圓形，臼內底光滑，外底附一矮圈足。通體雖無雕琢紋樣，但選用的瑪瑙紋理交錯，流光溢彩。臼與杵配合使用，是用於搗藥的容器。
第四單元：千歌萬舞不可數
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為長安人提供了追求精神享受的空間，開放的社會風氣及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促進了長安樂舞、雜技、競技等“散樂百戲”的創新發展，長安人的娛樂活動異彩紛呈。
三彩童子疊置技俑，唐，通高 40。8 釐米，2002 年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大力士雙手伸直作平衡狀，頭上頂有兩組童子，每組三人。最頂上童子穿開襠褲，作高空撒尿狀，其餘童子動作各異，造型優美。疊羅伎，即今天的“疊羅漢”，俗稱“碼活”，這是一個在唐代新崛起的雜技專案。此件三彩童子疊羅漢雜技俑表現生動異常，底部的力士雙目圓睜，腹部圓鼓，頭頂上六童子動作驚險，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染，是目前同類題材中比較少見的三彩作品，真實表現了唐代雜技的高超水平。
三彩騎駝奏樂，唐，通高 50。1 釐米，長 40。5 釐米，2002 年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駱駝形體高大，雙目圓睜，昂首嘶鳴，尾上卷，四腿立於方形託板上。背上墊有一橢圓形氈，氈四周有打褶花邊。雙峰間側坐一胡人，左腿搭在右腿之上。胡人深目高鼻，絡腮鬍，目視前方，頭戴幞頭，身著窄袖翻領長袍，腰間繫帶，右手抬起，左手握拳作持物狀，胸前掛一拍鼓。
透物見人，以小觀大，展廳的這些唐代文物無一不在向我們訴說著那個時代的唐都長安包羅永珍、逸趣橫生、百姓生活殷實的人間煙火氣。“從這些展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唐代是以一種很開放的心態去接納各種各樣的文化。唐代人本身有著胡人的血統，有一種民族融合的觀念在裡面。”陳小玲說道。
據悉，展覽期間，吳文化博物館將開展悅讀沙龍、學術講座、課程等豐富的社教活動，帶領觀眾在歷史與文物的溫度中，與那段輝煌的時刻重逢。
展覽將展至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