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派君有話說
寧波，悠遠的歷史文化與最現代的深水巨港和諧共存，美麗的自然風景和深厚的人文景觀水乳交融。
寧波市社會科學院(寧波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甬派客戶端聯合推出專欄——《社科·寧波記憶》，對寧波豐富的文化遺產、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一次新的梳理，帶你一起尋覓歷史遺蹟，回望甬城名人，欣賞民俗文化，讓城市的根脈更加清晰可見，讓城市記憶更加豐滿彌久。
公元821年，明州刺史韓察將明州州治遷至三江口，並築子城，這在寧波城市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今年是2021年，也是寧波三江口港城建立1200週年。經過歷代的發展，從子城到羅城，從日月兩湖到天封塔，寧波城市由小而大，漸成規模。正值寧波三江口建城1200週年之際，本欄目將為大家陸續介紹寧波城市的發展和變遷，瞭解寧波建城的那些事兒。
“寧波鍾”——寧波天寧寺1839年鑄梵鍾（大英博物館圖）
2021年是寧波三江口建城1200週年。1200年來，地處中國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交匯點的寧波三江口城，積澱了豐厚的“世界性”藝術遺產。南宋，寧波畫師繪製的《五百羅漢圖》《十王圖》等佛畫風靡東瀛。明代，日籍高僧雪舟描畫三江口風物的《寧波府城圖》，令遙隔煙波的殊言遠人驚豔於寧波繁華。
近代寧波作為“五口通商”重鎮，引得西方來客成群湧入。西方人深為“寧波城塔”（天封塔）等中式古建震撼，拍攝了大量留影。以上掛一漏萬的舉例，無不證明三江口寧波城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世界藝術都會”，實為世界藝術“看見中國”的地標空間。
然而，由於漢語史料缺泐，在中西藝術對話史上曾留下濃墨重彩印記、開啟大英博物館中國館的“寧波鍾”迄今仍於國人視野外“掩袖遮面”——這無疑是1200年寧波“世界藝術都會”譜系的明顯“缺環”。與此同時，
“寧波鍾”被鴉片戰爭侵華英軍劫掠後歷經傳奇漂泊，是近代中國文物流散海外的重要案例。
“一個強盜大肆劫掠，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從他們的行為來看，勝利者也可能是強盜……兩個勝利者一個裝滿了他的口袋，另一個看見了，就塞滿了他的箱子。然後，他們手挽著手，哈哈大笑著回到了歐洲。這就是兩個強盜的歷史。”——維克多·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1861年在這段童叟皆知的控訴裡，雨果講述了英法聯軍劫掠中國圓明園的斑斑劣跡。然而這絕非近代中國文化遺產遭列強洗劫的起點。把歷史由此往前翻二十年，1841年，鴉片戰爭侵華英軍在攻陷寧波城後恬不知恥地洗劫了古剎天寧寺，多件寶物從此漂泊異鄉。
較之“一灣之隔”的普陀，以及相去不遠的天童、阿育王寺，寧波天寧寺在中國佛教史裡談不上聞名遐邇。至晚清時期，天寧寺頂多算寧波府城內香火尚旺的一座區域性寺院。但是1841年英軍劫掠天寧寺時奪去的那口大鐘［按：英軍總計劫掠了四口天寧寺鐘，其中三口等量大小，一口尤大，（見1842年8月20日《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公報》“Exeter and Plymouth Gazette”大鐘是目前唯一倖存者，也就是本文主角“寧波鍾”。為行文便利，依英方文獻習慣簡稱“寧波鍾”，其餘三口統稱“天寧寺鐘”］，卻令該寺意外成為近代中英關係、“中學西漸”的關鍵歷史證人。
“寧波鍾”究竟是一口什麼樣的梵鍾？
今天，“寧波鍾”靜靜矗立在大英博物館的文物倉庫裡。查閱館藏檔案，這口大鐘以通體銅鑄，龍首（梵鍾最上端鉤紐）與笠部（鐘頂）鎏金，龍首飾有一條伏龍。大鐘各縱帶鐫文 “若人慾了知”、 “皇圖鞏固”、 “三世一切佛”、“帝道遐昌”、“應觀法界性”、“佛日增輝”、“一切惟心造”、“法輪常轉”，上、下帶銘刻著支援鑄鐘的官宦鄉紳以及各捐資供養人姓名，中帶、草間環貼佛像，駒爪（鐘座）一圈鍍銀。
看罷介紹，諳熟中國佛教史的讀者難免會心生不解：“寧波鍾”在造型藝術、裝飾美術方面無甚稀奇，何以值得奇珍異寶多如牛毛的大英博物館鄭重收藏？同樣在其被劫近兩百年後，面對海量近代流散文物（其間不乏驚世瑰寶），我們為何要大費周章去考索“寧波鍾”？
或許“寧波鍾”的確外觀平平，但近兩百年前這口梵鍾經歷的一連串傳奇漂泊，足令它與傳奇畫上等號。
1930年代日本學者常盤大定、關野貞拍攝的寧波天寧寺（寧波市檔案館圖）
天寧寺被劫與“寧波鍾”外流
寧波天寧寺始建於唐大中五年（851），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天寧禪寺，此後長期沿用“天寧”之名。如今，寧波天寧寺已因留有幸度數劫的唐代“鹹通塔”而被列為全國文保單位（2006年公佈）。“鹹通塔”古時是天寧寺鼓樓，與之相望的鐘樓——左塔已於光緒年間坍圮。雖然今日天寧寺鐘樓已蕩然無存，歷史上該寺鐘聲卻是寧波城市一道靚麗的“聲景”：1941年，楊蔭深發表於《上海寧波公報》的遊記談到：
“天寧寺在寧波也是著名的古剎，這裡面有一鐘樓，兀然矗立，每天可以聽聞它洪亮的鐘聲。”
1840年代天寧寺遭鴉片戰爭英軍劫掠前，其鐘樓與梵鍾情況如何？光緒三年（1877）修纂的《鄞縣誌》給出了答案。《（光緒）鄞縣誌》卷六十六“天靈寺”條［按：道光十七年（1837）改名作天靈寺，民國年間又重啟天寧寺舊名。為閱讀方便，統稱此寺為天寧寺］臚列了19世紀天寧寺鐘樓與寺鐘的諸般起伏波折。道光三年（1823），鄞縣知縣孔龍章捐資重修了天寧寺鐘樓。斯時懸掛在天寧寺鐘樓內的大鐘，應當是鑄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舊鐘。不知中間有何變故，天寧寺在道光十九年（1839）重鑄了寺鐘——本文主角“寧波鍾”由此問世。
作為“寧波鍾”遭劫後編纂的首部寧波“城市地誌”，光緒《鄞縣誌》對“寧波鍾”被劫僅有寥寥數言記錄：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夷踞城，毀佛像，擄鍾出海”。與此同時，光緒《鄞縣誌》也說明了天寧寺受英軍劫掠，又於1860年代復遭太平軍破壞後重整旗鼓的過程：“同治三年（1864），重修山門、大殿、法堂、齋舍、客堂、鐘樓，六年（1867）鑄大鐘。”或出於對歷史“創疤”隱而不彰的思量，或因大鐘被劫僅是1840至60年代天寧寺厄運之一部分，清代史志就“寧波鍾”被劫一事做了最大限度的淡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被侵略者逐漸淡忘“寧波鍾”，千里之外的侵略者們正將“寧波鍾”置於聚光燈下。由於頻現報端、屢登雜誌，“寧波鍾”漂泊海外的事實鏈條得以完整保留。鑑於此，今日我們可透過研讀英方記述，重見1840年代“寧波鍾”的漂泊沉浮。
（左）溫莎城堡的兵器“戰利品”，圖源：1844 年 1 月 6 日《倫敦新聞畫報》；（右）天寧寺遭劫花觚，圖 源：英國皇家收藏信託基金（Royal collection trust）
天寧寺遭劫要自1841年英軍侵佔寧波城說起。早在寧波城淪陷前，英軍就對寧波城內財富垂涎欲滴：1841年3月17日，《泰晤士報》（The Times）報道英軍侵華動態時形容寧波城是“一座擁有驚人財富的大城市”。於是乎在1841年10月13日佔領寧波府城後，英軍旋即放任掃蕩，四處搜刮“中國戰利品”。在交戰期強盜般搜掠“戰利品”，是鴉片戰爭英軍的普遍惡習：據1842年8月《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訊息，3月10日至4月14日的“浙東之戰”期間，英軍士兵就曾在寧波城附近“繳得”清兵“藏寶箱，裡面裝著近兩千兩銀子”。
懷著“為金錢而戰”的邪念，侵華英軍在1841年10月衝入城西天寧寺。佛教工藝美術品是英軍頗為覬覦的一類“東方寶藏”。1843年《在中國的最後一年》（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1843年）的作者曾親歷鴉片戰爭，他提到在侵略定海時，英軍已對某寺梵鍾動心：“在這座寺院的前庭內，我們抬頭看見了一隻巨大的鐘。雖然英國有不少比它還要大的鐘，但這口鐘細緻地雕刻著美麗的中式圖樣。”如是，在1841年10月闖進寧波天寧寺的侵華英軍眼裡，佛教寶物確是“東方財富”的不二象徵。
有據可考的侵華英軍所掠寧波天寧寺文物計有六件，包括四口梵鍾與一對花觚。1843年底至1844年初，來自天寧寺的“寧波鍾”與花觚被一同陳列在白金漢宮圖書館（具體情形，且容下文詳述）。“寧波鍾”被架在木板上陳列於房間中央，花觚則被安置在地圖架旁——鴉片戰爭前後，白金漢宮圖書館的地圖架正展示著清國輿圖，“勝利者”的驕恣可見一斑。同時期白金漢宮圖書館內僅藏有這兩件中國文物，其餘王室收納的鴉片戰爭“戰利品”（主要是清兵火器、兵械）均藏於首都之外的溫莎城堡。由此可見，寧波天寧寺被劫的佛教文物不單被英國各方視作藝術上品，亦為侵略者當成政治意蘊深刻的“戰勝”符號，替英王室想象鴉片戰爭描摹著“東方”場景！
憾於史料受限，我們無從得知具體是何人劫走了“寧波鍾”。但參照下文一封1843年信函顯示之“所有權”關係，基本可確定1841年劫走“寧波鍾”者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武裝蒸汽船 “皇后”（Queen）號船長沃登（W。 Warden）有直接聯絡。也很可能正是沃登帶領下屬打劫了“寧波鍾”。離開天寧寺後，“寧波鍾”或被帶回了英軍營地，直至1842年初英軍整體回師時方才被帶離。
將“寧波鍾”帶離寧波的，是英國皇家海軍運輸船“馬立安”（Marian）號。1842年5月26日，《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報道稱來自寧波的大鐘已由“馬立安”號運至加爾各答附近的基德波（Kidderpore）軍港。結合1842年8月《英屬印度亞洲月刊》（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內“四口鐘被同批運抵印度”的報道，“寧波鍾”應當是和其他三口天寧寺鐘同批裝船運出的。
由甬江入海，“寧波鍾”與寧波漸行漸遠。等待著它的，是跨越整個歐亞大陸的顛沛流離。
教堂拒收，熔爐“納垢”
1842年5月運抵加爾各答後，“寧波鍾”與另外三口天寧寺鐘道別。短暫展出後，“寧波鍾”旋即被送往英屬印度其他重要城市巡展。1842年8月23日，“寧波鍾”被轉運至南印度東海岸城市馬德拉斯（今名金奈）。在馬德拉斯，“寧波鍾”被當局作為“戰爭紀念物”向公眾展出。《守夜人》（The Watchman）雜誌獲知此事後，竟毫不害臊地口出狂言，叫囂 “一座中國戰爭的獎盃落在了馬德拉斯。”
1842年底，“寧波鍾”回到加爾各答。此刻，前文提及的“皇后”（Queen）號船長沃登正盤算著如何讓手中這件“中國珍寶”變現成利益。很快，沃登覺察到聖公會加爾各答教區建設中的總教堂還缺少一口大鐘。於是乎，借“寧波鍾”獻媚主教以謀求巨大社會（政治）資源的邪念在沃登腦海中成形了。1843年1月30日，沃登自位於加爾各答喬林基區公園街的住址致信聖公會主教丹尼爾·威爾森（Daniel Wilson，1778-1858）博士。
“
主教先生：我從中國寧波給加爾各答教區新建的總教堂帶來了一口非常大且美觀的金屬鍾，我懇請您能收下這份禮物。
這口大鐘重量極沉。由於它歷史悠久又極為美觀，且屬於大型鑄鐵件的良好標本，因而具有不凡價值。我把此鍾送去時您不在堂內，我已暫交加爾各答教區會吏長迪爾特里（Dealtry）先生保管。待您到達時，可以好好欣賞一番。”
1843年2月15日，一手組織1839至1847年間加爾各答聖保羅大教堂建設工作的威爾森主教覆信沃登，正文如右：
“沃登先生：您特意從寧波為我帶來的鐘已經收到，不勝感激！它的出現可以說是新教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以為它是一種美好的象徵，傳遞著有關使命，教義還有勤勞的福音。不過我還是堅信，在這美妙鐘聲的庇佑下，不論是在加爾各答還是寧波，人人都能獲得精神上的滋養，那應該是它賦予東方大教堂的世俗恩典！”
威爾森主教畫像（影象採自其族譜）/ 1851年拍攝的加爾各答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 Kolkata，1847 年落成）（大英圖書館藏老照片）
身為高階神職人員、法學博士，威爾森主教的回覆遣詞委婉平和。然而，主教覆信的意見是明確、直白的：加爾各答新建總教堂絕不會收下一隻本應在東方（中國）鳴響的大鐘。威爾森主教既不貪圖鑲金帶銀的“寧波鍾”，更暗示沃登船長這口鐘理應屬於中國，歷史確該對此給予肯定評價。
面對包含大量貴金屬的“寧波鍾”，加爾各答教堂選擇堅持操守。而世俗世界的殖民當局竟然肆無忌憚地將其餘三口天寧寺鐘丟進了熔爐！1843年4月27日，《印度之友》放出令人噓唏不已的訊息：除沃登船長本計劃獻給教堂的 “寧波鍾”，其餘三口天寧寺鐘已被殖民當局價格委員會（金融部門）熔鑄成金、銀條塊。報道還透露，三口慘遭殖民者融化的天寧寺鐘總計“包含617磅白銀和150磅黃金”。折算成千克單位，這相當於279千克白銀與68千克黃金！單以黃金一項計算：1821年起英國施行金本位制，規定每1英鎊含有7。32238克純金。若以7克估算，三口天寧寺鐘融出的黃金足夠“橫生”9714英鎊鉅款——須知1840年整個英帝國的年度財政收入還不到9000萬英鎊！
相對為烈焰吞噬的“同伴”，“寧波鍾”幸運嗎？這個問題似乎難以作答。然而有一點可以確定：未被融化的“寧波鍾”將會繼續它的流離漂泊。
“寧波鍾”的去留問題
在1843年2月威爾森主教明確“寧波鍾 ”理應屬於中國之前，一段圍繞“寧波鍾”去留展開的激烈爭鳴早在大鐘初抵印度時即見諸報端。回看開頭所引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接下來將要登場的這封信有過之無不及，兩文慨然正義隔空輝映。
1842年6月6日，一位孟買紳士向《印度之友》寄去長信，對“寧波鍾”發表個人觀點。這位紳士自我介紹稱他在瀏覽5月26日《印度之友》的“寧波鍾”報道後，深感此物事關重大，故而慷慨陳詞。或因所提意見在英屬印度較為“激進”，這位孟買紳士並未署下真名，而是化名“菲列斯托”（Philistor）。 “菲列斯托”轉譯回希臘文詞源，大意是“愛學習的”（智者）——這位孟買紳士希望他的諫言能像“智者教誨”般啟迪決定“寧波鍾”未來的各方力量。
正文開篇，“菲列斯托”在詳陳論點前先行發出呼籲，期望《印度之友》敦促殖民當局採取切實行動保護“寧波鍾”：“
請務必妥善保管這隻大鐘！一旦大鐘被毀，英國人就會被打上“野蠻人”的烙印！
”隨後，“菲列斯托”旁徵博引，舉出葡萄牙殖民者毀壞孟買象島石窟、奧馬爾哈里發令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付之一炬等人類文明史上慘痛的“文化劫難”，演示了侵略者破壞他國文化遺產的可恥面目、可怖後果。“菲列斯托”認為侵華英軍劫走“寧波鍾”與上述侵略者罪行別無二致：“
攻佔城市後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奪廟宇，帶走其中歷史珍寶拋售牟利。
”緊接著，“菲列斯托”又駁斥了英屬印度甚囂塵上的“戰爭服務宗教”謬說，認為這根本無法洗清侵華英軍竊取“寧波鍾”的非正義本色：“
那些無知的偏執者認為他們是在透過這種大規模破壞來服務基督教，但這只是為他們犯下的滔天罪行提供藉口罷了！
”
由“寧波鍾”出發，“菲列斯托”還言辭激昂地連帶批判了鴉片戰爭的虛偽與罪惡。他認為猶如劫掠“寧波鍾”著實是“野蠻人”行徑一般，鴉片戰爭確實有違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自我欣賞的光輝形象：“
在十九世紀，那些自詡為最文明的人，那些自稱鼓勵以藝術和科學造福世界的人，那些樂於犧牲大筆資金修復部分歷史遺蹟的人，那些所謂‘開明的’英國人，竟然出於一種不幸的愛財之心（墮落、有損民族性格），向地球上最古老的帝國派出索要‘補償’的戰士，任憑他們去摧毀一個民族完好的紀念物。這就是所謂的正義，文明，還有榮耀？！
”
緊承筆伐鴉片戰爭罪惡的控訴，“菲列斯托”給出了在他看來尚為時不晚的“亡羊補牢”對策——即刻把“寧波鍾”歸還寧波：“
毋庸置疑，要獲得中國人的善意、信任以及認可，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尊重他們神聖的紀念碑與鐘聲。請立刻將這口大鐘送回寧波，向世界宣告英國人並非‘野蠻人’！
”
1842年7月倫敦港口與海關建築影象（《倫敦新聞畫報》）
《印度之友》編輯部高度重視這封來信：一方面在1842年6月30日全文刊登，又特地為之配發社論。《印度之友》就“寧波鍾”問題給出的官方態度如下：
“我們非常榮幸發表‘菲列斯托’關於‘寧波鍾’的來信。可以說，任何人都不具有英國紳士所有的那般真摯情感——打心眼裡反對為圖謀大鐘的金屬價值而將之熔化。放眼整個歐洲，這種野蠻行徑將給我們的民族本色造成深刻且無法彌補的創傷。但是，我們同時亦強烈懷疑將此鍾立即送回寧波，是否弊大於利。要知道，國家大臣似乎在任何時代的每個國家都把說謊這一陋習演繹得淋漓盡致——若我們將大鐘送回，中國的大臣們會立即向皇帝報告，在他們英勇作戰的打擊下，白種蠻人潰敗而逃，而他們則成功將大鐘奪回。果如此，輒目前的戰爭有可能會繼續拖延。我們認為，在戰爭結束後，中國人與我們英國人會開始相互理解。到那時再歸還它，或許有益於鞏固我們之間的友誼。即便尚不確定是否歸還此鍾，我們仍明確希望千萬不要把它送進熔爐，最好是小心存放在孟加拉亞洲學會的博物館內。”
《印度之友》意見兼顧殖民地多方論調，選擇了“折衷”路線——既鮮明反對任何破壞“寧波鍾”的行徑，亦不支援當即將之送回寧波。1843年4月20日，該刊再次就“寧波鍾”去留問題發文，一方面痛斥“沃登獻鍾”會使得“全世界留下基督教堂已成為贓物藏身處的口實”，另一面也繼續反對歸還“寧波鍾”，提議將它轉交給“軍事建築、博物館或王宮”。
考慮到《印度之友》在19世紀英屬印度的影響力，“寧波鍾”後來的去向很可能深受相關論調影響。此後，“寧波鍾”躲過了其他三口天寧寺鐘蒙受的融化災殃，輾轉多手最終漂泊至大不列顛。
進出白金漢宮：開啟大英博物館中國館
在英屬印度逗留大約一年後，“寧波鍾”最終來到英國。此時，“寧波鍾”即將迎來它漂泊史上一個重要轉捩點：由贓物變身文物。
據倫敦《標準報》（The Standard）新聞，1843年11月3日，“一隻大而美觀的鐘與一對銅製花瓶被送入白金漢宮。”前揭所引《倫敦新聞畫報》材料已證明，英王室此次收到的“贈禮”均來自寧波天寧寺——那口“大而美觀的鐘”正是“寧波鍾”。《標準報》宣稱“寧波鍾”由“安度明”號（Endymion）船長格雷（Grey）“自中國運來”。查“安度明”號系鴉片戰爭侵華英軍戰艦之一。1842年11月至1843年初，“安度明”號曾與其他兩艘英國海軍艦艇，以及一艘東印度公司武裝船留駐大運河寧波段為英軍撤退殿後，因而是最晚一批撤出中國的鴉片戰爭侵華英軍。由於英軍以印度為中轉站，來犯與撤回艦船大多會靠泊印度（主要是加爾各答軍港）。我們推測，格雷船長極有可能是在靠泊加爾各答時盯上了“寧波鍾”，並使出手段將之帶離印度。此說並非臆想：溫莎堡藏清兵武器便是“復仇女神”（Nemesis）號獻給女王的“戰利品”。據傳接收“復仇女神”號獻禮時王室龍顏大悅，有心機者爭相效仿並不讓人意外。
“寧波鍾”由“安度明”號運抵朴茨茅斯港後被轉交英國皇家郵輪公司（Royal Mail Steam-packet company）轉運至倫敦。靠泊首都港口時，承運郵輪將“寧波鍾”上交給倫敦海關。收到“寧波鍾”後，執掌倫敦海關的威廉·麥克萊恩（William Maclea，1779-1859）覺得“寧波鍾”“或是一口中國戰鍾”，認定它價值不菲，迅速按“安度明”號船長格雷意願將其呈進宮內，獻予維多利亞女王。
兼具鴉片戰爭“戰利品”與東方藝術珍品雙重身份的“寧波鍾”，很快便成為白金漢宮所藏各國古物裡尤為搶眼的“新寵”。1843年11月5日，維多利亞女王與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在白金漢宮舉辦了一場宴會。宴後，阿爾伯特親王領著一干賓客至宮內圖書館參觀，阿爾伯特“仔細欣賞了這口中國大鐘”。11月6日，受邀與阿爾伯特一道參觀的《泰晤士報》（The Times）撰稿人讚歎道：“
（這是）一座巨大的中國鍾，表面裝飾著人像，雕滿了銘文！
”
1844年陳列於白金漢宮圖書館裡的“寧波鍾”
於白金漢宮圖書館度過三個月“高光期”後，女王、親王與貴賓心目中“寧波鍾”的外表已新鮮不再，單純觀賞無法繼續滿足王室對“寧波鍾”這一象徵物的滿懷期許。於是乎，王室開始尋覓專家解讀“寧波鍾”銘文，有意深入窺視這口大鐘的文化密碼。
塞繆爾·伯奇晚年肖像照
1844年1月，王室下令委託著名埃及學家、古物收藏家，供職於大英博物館的塞繆爾·伯奇（Samuel Birch，1813-1885）“準備好‘寧波鍾’銘文（梵文及佛教符號）翻譯，以備禦覽”。王室一聲令下，“寧波鍾”也自白金漢宮圖書館被轉運至大英博物館。塞繆爾·伯奇是近代西方埃及學的拓荒人之一，同時也在古董鑑定領域天賦超群。伯奇在埃及學領域的光芒太過耀眼，以至後人往往忽視1885年他訃告中提及的“伯奇博士是多本中國與遠東研究著述的作者。”如是，伯奇作為“寧波鍾”在白金漢宮與大英博物館間的接榫者，實質也把“寧波鍾”由皇家寶物轉型成“中國文物”。
或因伯奇進呈的“寧波鍾”銘文翻譯屬“御覽”文字，筆者遍搜各處也未得見真容。此外，另一報道里的細節引起了筆者關注：1857年《師與友畫報》（The Friendly Companion and Illustrated Instructor）爬梳大英博物館文物獲贈史時談到，“寧波鍾”與一些中國風塑像在1844年1月由維多利亞女王捐贈給大英博物館。這是一處關鍵時間節點：本是借予伯奇研究、翻譯用的“寧波鍾”（原則上用畢歸還）為何被“半永久”轉交給伯奇供職的大英博物館？箇中機緣巧合我們暫時無從得知。會否是英王室覺得體積碩大的“寧波鍾”在白金漢宮圖書館相對“佔位子”，因而僅留下輕便的天寧寺花觚做紀念？
至遲在1844年1月19日，“寧波鍾”正式成為大英博物館藏品。1月20日，《倫敦新聞畫報》撰稿人應約至大英博物館倉庫參觀了新入庫的“寧波鍾”。翌日刊出的新聞裡，撰稿人對“寧波鍾”發出嘖嘖讚歎，深感大鐘藝術造詣與歷史積澱非同一般。1844年3月9日，“寧波鍾”正式編入序列，獲得了“1844，0309。1”這一藏品註冊編號。此後，“寧波鍾”在大英博物館文物倉庫裡沉睡了一年有餘，直到它漂泊生涯裡另一重大事件發生。
1845年觀眾在大英博物館參觀“寧波鍾”
1845年10月，大英博物館西側翼樓落成開館，一年多前轉入大英博物館的“寧波鍾”被公開展出。館方給“寧波鍾”配寫的展品解說是“中國鍾，來自寧波附近佛寺，由女王陛下賜贈，1844年”。這條展品解說充分表明，“寧波鍾”初現大英博物館時，館方對其定位是“中國鍾”——將之視若中國佛鐘藝術代表。
此外，當月《倫敦新聞畫報》還披露了“寧波鍾”展出的另一顯著歷史意義：
“在初獲命名的博物館側翼裡，雖然展品尚未完全整理好，新佈置的展覽區已向公眾開放。展廳正中央陳列著一座宏偉的中國鍾，它取自一座寧波佛寺，由女王陛下贈給博物館。由於這口鐘被安於此，大英博物館的新展廳被命名為‘中國館’（Chinese Room）。”
“中國館”是大英博物館收藏中國文物的著名單元，也是這座世界頂尖博物館內為數不多的幾間“國別館”（埃及、希臘、中國等）之一。大英博物館“中國館”竟是由“寧波鍾”得名，這背後雖注滿侵略者臆想的權力濁流，卻也堪稱“寧波鍾”身世裡的一段傳奇！1845年底“半布展，半開放”狀態的大英博物館新展廳陳列完畢後，“中國館”被繼續沿用為此廳通用名：1846年1月17日，《倫敦新聞畫報》談道：“
這件展品被安放在大英博物館新開展廳——更為人熟知的叫法是‘中國館’內，那裡因一口中國大鐘陳列在房間中央而得名。
”
此後近兩百年裡，“寧波鍾”時而展出，時而輪換回庫房。隨著時光流逝、更高層次文物不斷湧入，“寧波鍾”開啟大英博物館“中國館”的往事與它自身一道，漸為世人淡忘。在跨越半球、顛沛數載後，“寧波鍾”在大英博物館裡“沉沉睡去”。
國際漢學界投來的好奇目光
1840年代，“寧波鍾”不獨陳列於白金漢宮、大英博物館的物理空間內，更縈繞在英國諸多學術名流的心頭。一如英王室邀約塞繆爾·伯奇解讀“寧波鍾”銘文，見到這件東方珍寶的英帝國學術界渴望破譯其身世秘密。19世紀英帝國建築在殖民系統上的學術網路發達暢通，一批國際漢學家相繼介入探討“寧波鍾”。
1843年11月“寧波鍾”運抵白金漢宮後，英王室可能當即延請漢學家對“寧波鍾”進行了初步研究。這一猜測源自1844年1月20日《倫敦新聞畫報》對“寧波鍾”細緻入微的準確描述——除詳盡點評“寧波鍾”藝術特徵，《倫敦新聞畫報》對此鍾鑄造時間（採用清朝年號與公元紀年對照）、原屬寺院名稱（“天靈”誤拼“Peen Ling”但讀音基本準確）等中文資訊亦瞭如指掌。斯時英國記者很難憑一己之力掌握如此周全“寧波鍾”資訊，極可能是謄錄或重新組織了英王室早前委託漢學專家給出的翻譯。
1844年1月20 日《倫敦新聞畫報》對“寧波鍾”細節的摹畫
1844年4月，孟加拉亞洲學會（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副秘書、博物學家萊德利（J。 W。 Laidlay，？-？）將早先拓印的“寧波鍾”銘文提交給管理層會議，主張由孟加拉亞洲學會出面，將“寧波鍾”相關材料寄送給義大利裔法國漢學家、巴黎外方傳教會駐澳門傳教士約瑟夫-馬略·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或德籍“中國通”、路德會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審閱，由他們確定“寧波鍾”的“銘文上是否有什麼重要資訊”。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孟加拉亞洲學會似乎並未從加略利或郭實獵處得到他們想要的答案。不久後，一封 “知寧波”者的來信便躺在了學會辦公桌上。1844年6月，加爾各答《科學知識》（Gleanings In Science）雜誌宣佈美籍駐甬浸禮會醫療傳教士、寧波華美醫院創立者瑪高溫（Daniel J。 Macgowan）主動給孟加拉亞洲學會寄來了兩份寧波佛教遺蹟資料：其一是“寧波一座寺院所見碑刻疑似梵語之銘文”，其二便是瑪氏本人研究亞洲學會所拓“寧波鍾”銘文（中文部分）的初步成果。1844年2月至1845年4月，瑪高溫正在印度休婚假，此前他於1843年11月至翌年1月間在寧波度過了三個月不到的行醫時光，對寧波城已有初步瞭解。據此推測，瑪氏或是在休假期間偶然獲悉孟加拉亞洲學會有意瞭解“寧波鍾”，從而主動與學會方面取得聯絡。
瑪高溫與他1844年對“寧波鍾”部分銘文的釋讀
11月，《科學知識》終於公開了孟加拉亞洲學會與瑪高溫間討論“寧波鍾”的通訊。信間，瑪高溫宣佈其寓目的大鐘部分拓印
記述了“該地區主要官員名錄，以及為鑄造這座輝煌廟宇裝飾物而捐款供養人的名單。”
瑪高溫還將資料內囊括的人員姓名、出身、官階一併譯作英文，便利不通漢語的孟加拉亞洲學會成員及關心此事者瞭解銘文大概。然而，瑪高溫也遺憾地表示，此次他獲得的“寧波鍾”銘文謄本未收錄任何
“宗教文字與其他包含歷史意義的段落”
，因此留下了諸多待解之謎。瑪高溫期望孟加拉亞洲學會能賜下更多“寧波鍾”銘文，以便他全面梳理此鍾歷史。
需要說明的是，1840年代國際漢學家絞盡腦汁想要“破解”的“寧波鍾”梵文銘文絕非什麼奇異記錄，僅是佛寺大鐘常會鐫雕的宗教符號。那時一干學者趨之若鶩，無非是所見中國佛教文物尚少，從而“物以稀為貴”罷了。時過境遷，倒是“寧波鍾”包含大鐘歷史的漢語銘文，尚曾再次得到學者注目。2010年7月，牛津大學華裔學者陳益（Chen Yi）博士應大英博物館之邀，對“寧波鍾”漢語銘文進行了英譯、整理，從而形成了已知首份“寧波鍾”漢語銘文全譯檔案。來自中國的“寧波鍾”時隔近200年由華裔學者正式“揭開面紗”，這可是“寧波鍾”坎坷漂泊裡一段“執手相看淚眼”的奇緣？（作者：鄒賾韜 上海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寧波文化研究會會員）
編輯：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