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人們結繩記事，就是遇見了大的事情，打一個大的結，遇見了小事，就打一個小結，相連的事情就打連環結。
相傳上古軒轅皇帝有一名部下名倉頡，複姓侯剛，號史皇氏，是一名史官。他天生四目重瞳，異常聰慧。有一日，倉頡前往南方巡查民情，登上了一座陽虛之山，忽然看見了一隻很大的龜，龜背上有許多青色的花紋，倉頡見了覺得好奇，便上前仔細觀察起了龜背上的花紋，他越看越覺得神奇，這些花紋竟然相通相連，且各有含義。
此時正是結繩記事的年代，由於軒轅黃帝統一了華夏，人口的增多，導致日常的瑣事單單依靠結繩記事已經不夠用了，他便想到了如果不一樣的花紋代表一種意思，那麼是不是可以用不同的圖案來代表特殊的含義呢？
於是，倉頡自此之後日思夜想，到處觀察，他日觀山川脈絡，江河地貌，夜觀星宿分佈，漫天星辰。又觀察飛禽走獸，鳥獸蟲魚的爬行痕跡和爪印，各種草木器具的形狀，並畫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符號，並且標記了各種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他又尋遍世間，蒐集整理流傳於先民中的符號，把這些符號拼湊在一起，並且講解給大家聽，大家倒也曉得也明白。於是，倉頡便稱呼這些組合的符號為”字“。
在倉頡造字，字成之日，不僅舉國歡騰，竟然連上天都下起了雨，雨落在地上便成了穀子，夜晚鬼魂哭嚎，仿似永無安寧之日。
以上是倉頡造字傳說中的一種，我們再回歸歷史，在甲骨文被發現之前的幾千年中，中國曆代的學者都在致力於揭開漢字起源之謎。有“結繩”說、有“書契”說、有“倉頡造字”說、還有“八卦”說以及“河圖洛書”說等說法，這些說法大多都是對古代傳說的記載，加上自己的推理判斷，這些記載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結繩說和書契說（前文字時期的傳說），一種便是倉頡造字說（創造文字本身的傳說）。
“結繩”說：
《易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
《莊子·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慄陸氏、驪留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文心雕龍·練字》：“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
“倉頡造字”說：
《世本·作篇》：“沮誦、倉頡作書。”
《苟子·解蔽篇》：“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
《呂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
《說文解字·敘》：“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遍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淮南子·本經》：“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對於倉頡造字的說法，魯迅先生在雜文《門外文談》中以有點調侃的口氣說：“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表明了自己支援大眾創字，否定了倉頡造字說的態度。
雖然對於造字一說眾說紛紜，但是我們從文獻中也可以看出文字的發明是一種社會行為。當時不同地區的不同部落，由於社會發展的需要，都有可能有一些文字的雛形，而倉頡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整理歸納，並透過大力推廣，令大家約定俗成，方面記憶，因此能流傳下來。
倉頡規範統一文字，對後世文字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一統中國後，效仿倉頡做法，對各國之間的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進行了整理和規範。為了統一和簡化文字，用小篆寫出三種字書，作為兒童的識字讀本。西漢的時候又將此三書合一，改為隸書寫定，統稱《倉頡篇》。
文字的發明和流傳，決不是一人之力和一時之功就能完成的。而是古代的智者透過長期的探索發現和反覆的擇優汰劣，經規範及推廣才成為了大眾所接受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