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畫派先驅李流芳與晚明江南佛教事業

2021-06-23由妙耳鑑珍發表于文化

上海文史專家顧景炎生前所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等募緣疏合卷》在2019年朵雲軒藝術品春拍上以高價落槌，引發社會多方關注。這件傳世合捲上的文章皆為募修當時的嘉定南翔白鶴寺建築而撰，作者除李流芳外，還有嘉定徐兆曦（禮部尚書徐學謨之子）、張鴻磐、徐時勉、雲間朱國盛、平湖倪長圩，均為晚明時期的江南士人，其中以李流芳聲名最盛。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長蘅，號檀園，又號香海、泡庵、六浮道人，晚號慎娛居士，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南翔鎮（今屬上海）人。他善詩文，工書畫，精通印刻，有《檀園集》十二卷及若干書畫、印刻作品傳世，其課徒山水畫稿收入清代李漁所編《芥子園畫傳》。

李流芳畫像

其實，作為一位文士，李流芳曾多次以撰作疏、序、緣起等文章的方式為故鄉嘉定以及蘇州、杭州等地的佛教寺廟化募善款，助力於江南地區佛教事業的發展。今朵雲軒所拍《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緣起》僅是其中一例而已。

顧景炎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等募緣疏合卷》（區域性）

聲價、身份與交遊：眾僧求請李流芳勸募之因由

李流芳之所以多為僧侶所請，撰文以勖捐募，主要是出於如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李流芳詩文書畫印刻皆工，當世即負盛名，因此具備較強的社會號召力和影響力。明天啟、崇禎間，四明人謝三賓任嘉定知縣，對鄉邦文獻整理頗為關切，《檀園集》就是在李流芳去世後，由他支援出版刊行的。他在《檀園集序》中說：“長蘅累世簪纓，科名廿載，文章書畫，絢爛海內。其徒盜竊名姓及模勒炫售者，猶足以奉父母、活妻子。……長蘅之所流傳，未知雞林等國何如。凡我公卿學士，下至賈豎野老，以及道人劍客，無不知敬慕若古人然。”李流芳的文學藝術作品在當時流傳之廣、影響之大，於此可見一斑。同時期的著名書畫家董其昌對流芳的評價更高，認為“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容臺集》別集卷四）。

實際上，明清兩代的嘉定文化尤以明萬曆以後的晚明時期與清乾嘉之世最稱隆盛。乾嘉時期的嘉定文化人物以乾嘉學派的錢大昕、王鳴盛為標杆。晚明時期，則以唐時升、婁堅、程嘉燧、李流芳為代表，世稱“嘉定四先生”，四先生當中，又以李流芳為翹楚，在文壇藝苑皆享有清譽。盛名之下，李流芳憑藉個人魅力感召、發動募捐的優勢也就毋庸置疑了。

“嘉定四先生”雅集碑拓（原碑現藏上海嘉定孔廟）

其次，作為佛教居士，李流芳篤信淨土，發心護佛，其意拳拳。據《光緒嘉定縣誌》卷三十，嘉定東林庵為李流芳早年讀書習文的場所之一，其自小受釋氏耳濡目染必不在少。萬曆間，他皈依淨土宗第八祖、“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雲棲袾宏（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晚居杭州雲棲寺，因以為號，別號蓮池），“其法名廣（山扈）”，“自署雲棲弟子，殆皈依蓮池大師者”（葉恭綽《矩園餘墨序跋二？李檀園手寫四十二章經跋》）。流芳《抱痾真歇禪師塔院夜坐偶佔》詩下有注：“禪師偈雲：‘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這裡的禪師即指雲棲袾宏。他的另一詩作《皋亭送張爾完東歸，爾完從慧法師聽講彌陁疏鈔，初受五戒》所提及的“慧法師”指的也是雲棲大師。

萬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二歲的李流芳與其好友晚明文壇領袖錢謙益偕舉於南京。此後，他先後八次北上京師趕赴會試，一無所獲，最終於天啟二年（1622）絕意仕進。放棄舉業後，李流芳奉母唸佛，晚歲尤致於此。對此，錢謙益如是說：“（流芳）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玩，將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猶焚香洮頮，手書華嚴不輟。”（《李長蘅墓誌銘》）比流芳稍晚的嘉定名士侯峒曾亦云：“（流芳）惟西竺氏，久闖其藩。恨不精猛，遂徹根源。短景既促，皈依彌敦。鍾梵之音，爰及旦昏。”可見，除文學、藝術創作以外，佛教也是晚年李流芳極為重要的精神依歸，所謂“精舍繙經招淨侶，晴窗鬥墨趁閒身”（錢謙益《客塗有懷吳中故人六首？李先輩長蘅》），正是其佛系遊藝生活的生動寫照。李流芳尊奉釋氏、研修佛法若此，他為僧侶所請，助力佛教慈善事業當自在理中。

再者，李流芳喜交朋輩，對待朋友慷慨大方，通達平易，樂善好施，自然也樂意動員更多的人參與佛教慈善公益事業。作為摯友，錢謙益對李流芳與人交往的原則、態度、方式均十分了解，他說：“（流芳）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為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一無所鯁避。……家貧，資脩脯以養母。稍贏，則分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襮也。……為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李長蘅墓誌銘》）對此，謝三賓也有類似的表述：“（流芳）為人慷慨，遇不平事，無問朝野，輒義形於色。然慈惠樂易，其素性也。喜接後輩、周貧交，尤喜成人之美，未嘗有所怨忌。”（《檀園集序》）

中歲以來，李流芳多在嘉定、蘇州、杭州，特別是西湖一帶遊歷流連，“中歲於西湖尤數”（錢謙益《李長蘅墓誌銘》）。他認為“天下佳山水，可居可遊可以飲食寢興其中而朝夕不厭者，無過西湖矣”，因此“二十年來，無歲不至湖上，或一歲再至，朝花夕月，煙林雨嶂，徘徊吟賞，饜足而後歸”（李流芳《題畫為徐田仲》）。在西湖等地，他結交的朋輩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高僧名隱、緇流黃冠。李流芳“所至詩酒填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相與款曲軟語，間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錢謙益《李長蘅墓誌銘》）。他還在各處佛教勝蹟題字作畫，杭州“法相寺壁有畫竹，蓮居庵有書經石刻”（《明李流芳西湖臥遊圖題跋》卷末），南翔白鶴寺亦如此，“壁間舊有擘窠大字數行，為長蘅先生筆”（《光緒嘉定縣誌》卷二十九），留下一段段士僧交遊的佳話。正是以詩文書畫為媒，李流芳與許多僧侶建立了良好的情誼。《檀園集》就有多首與高僧上人往還唱酬的詩歌，如《登銅井訪三乘上人》、《贈別不了上人》、《靈隱次穎法師韻》等等。流芳與侒沙彌之間的深摯友誼更是令人稱道。侒沙彌俗姓胡，曾跟隨流芳二十餘年，伴其走南闖北，後不幸患病，死前十日皈依佛門，受沙彌十戒。沙彌生前酷愛流芳之畫，收藏頗多，離世後，流芳十分悲傷，不願意將其藏畫送人。雖然最終拗不過友人張伯英的央求，還是將沙彌所藏相授，但他卻一再囑咐張氏：“子其無忘沙彌之意哉？”因為在流芳看來，不僅收藏者的名字將“附書畫以不朽”，自己的畫也“將借好者之癖以不朽矣”（參詳李流芳《題畫冊（二則）》）。有了朋輩情誼作為鋪墊，僧侶們向樂結善緣的李流芳求文化募便更成為理所當然之事。

李流芳《檀園墨戲圖軸》（故宮博物院藏）

李流芳的佛教慈善擔當與鄉土意識

李流芳在積極參與佛教慈善，光大弘揚佛法的過程中，一方面表露出賡繼雲棲袾宏衣缽的志意，一方面更體現出對鄉土的熱愛，對家鄉佛教事業，乃至公共事業的關切。在《陳忠庵募緣疏》中，他對同樣出自雲棲法派的上人廣洪募建大士閣暨關聖帝君殿的發願和舉動深表贊同，而作為雲棲弟子，他的參與自然義不容辭。在《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緣起》一文中，李流芳亦指出撰文募建南翔白鶴寺九品觀彌陀殿的初心之一即在於：“餘輩奉雲棲之教、皈心淨土者，往往得遊神送想於其間。”在他看來，幫助寺廟募捐本身便是淨土修行的題中之義。

在李流芳的價值觀中，對佛教慈善公益的擔當，最重要的就是發展家鄉的佛教事業。一直以來，他對包括南翔白鶴寺在內的家鄉佛教工程的募建熱心有加，對原籍嘉定的募緣僧人亦投以特別的關切，表現出較強的鄉土意識。

李流芳心繫家鄉佛教事業首要體現在幾番參與白鶴寺內相關建築的募修工作。白鶴寺，又稱白鶴南翔寺、雲翔寺，相傳建於梁天監年間，但據石刻碑記史料和方誌文獻所載，其確切的開山時間或在唐開成四年（839）。該寺位於流芳的故鄉嘉定南翔，南翔因寺得名，亦因寺成鎮。流芳與這座裡中名寺的關聯頗深。白鶴寺的香火綿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南翔市鎮的發展，至明代中期，南翔市鎮經濟已呈繁興之態，“多徽商僑寓，百貨填集，甲於諸鎮”。（《萬曆嘉定縣誌》卷一）嘉靖年間，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正是因經商之故，從徽州歙縣徙居南翔。流芳本身亦與白鶴寺僧人也有交誼。萬曆四十七年（1619）冬，他延請時在白鶴寺的象法師至其檀園，“講起信論，張子薪襆被來，朝夕問難，頗有開發。每論法至夜分，或倦，則於燈下弄筆作小景”。在焚膏繼晷的佛法講疏、辯難中，篤情厚意歷歷可見。李流芳撰《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緣起》為白鶴寺募捐則是在兩年後的天啟元年（1621）三月十六日。九品觀，又名海會堂，建於南宋嘉定九年（1216），原在寺西北角，為“南翔寺八景”之一。彌陀殿，一名三聖殿，亦在寺西北。在這篇緣起中，流芳表明作文的初衷既是為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雲棲弟子有清修之地精研淨土，更是為了發展整個嘉定地方的佛教事業，“此殿之廢興，其有關於此方佛教之廢興，蓋章章如是也”（《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緣起》）。同年，“嘉定四先生”當中最為年長的唐時升撰《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三易集》卷十二），申明禪堂修建可使出行雲遊之僧駐錫於此的意義所在，也是對募者的鼓勵、對捐者的讚賞，而這次流芳從事的是書丹的工作（參詳《光緒嘉定縣誌》卷二十九）。李流芳還曾作《白鶴寺募建三元殿疏》，據《嘉慶南翔鎮志》卷十：“（白鶴寺）雪方堂有三元殿。明季寺僧募建，李流芳為疏。”這又是一次為家鄉寺廟撰文募建的典型舉措。

上海嘉定南翔雲翔寺（白鶴寺）

除卻白鶴寺外，其他嘉定寺廟的慈善公益事業中亦可見李流芳積極參與的身影。萬曆三十七年（1609），位於嘉定縣東的保安教寺在淮安僧廣潮的主持下得以重修，流芳撰文記其事（參詳《康熙嘉定縣誌》卷十三）。位於嘉定縣南端的真如陳忠庵募建，流芳為撰《陳忠庵募緣疏》，發動鄉人信士結行善緣。

在頻頻參與寺廟募建的工作中，李流芳時或碰見原籍嘉定的募緣僧人。如《僧可上人結庵徑山緣起》：“不見雪嶠師五年矣。僧可上人忽自雙徑持師書問至，捧之欣然。上人，餘邑產也。出家六年，而始得從師於雙徑。師令參無字話，遂欲結庵相傍，依師終身，其志有足嘉者。”這位可上人即原籍嘉定，從雲門宗代表人物雪嶠禪師習佛，先後修行於杭州徑山寺、樂清雙髻寺，後結庵徑山。又如《陳忠庵募緣疏》所云：“夏日臥痾檀園，有扣門者雲自雲棲來。亟披衣迎之，則一老宿也。貌龐古而儀質雅，望而知為雲棲法派矣。乃與之語，土音也，怪而扣之，知為鄉之人而參學於雲棲者也。”從文章對於這些嘉定籍化募僧人地緣身份的強調和字裡行間含蓄卻不脛而走的自豪之情、欣喜之意可以看出，李流芳對他們自有一種特別的關切，這背後所支撐的當然是這位嘉定鄉賢對故土的熱愛，以及助推家鄉佛教事業的發心。

李流芳《行書李白遊洞庭詩軸》（上海博物館藏）

李流芳從事佛教慈善，不但積極助力家鄉佛教事業的發展，還希望公益捐募能惠及更大範圍的地方公共建設。正因如此，流芳對釋者募集錢財興修寺廟以外的地方公共設施的行為褒獎尤加。他的《募造真聖堂石橋疏》就是一篇為僧伽募建石橋鼓與呼的疏文。橫瀝河由南而北，經南翔，穿嘉定城而過，是嘉定地域的重要幹流。但據疏文所言，當時跨於橫瀝上的石橋卻只是區區兩座，其中一座正是當地僧侶林上人募成的。馬陸至南翔很長一段的橫瀝河上僅有的一座聖堂橋也是木橋，“其往來於橋者尤多，則橋之圮尤易”，“（流芳）嘗舟而過於橋下，見行者搖搖焉震於厥衷。飄風甚雨，則東西隔絕而不敢渡”。考慮到橋少人多的不便，特別是木橋容易腐蝕塌圮的危險，有緇衣發願效林上人之所為，籌募資金修建石橋，於是請李流芳作疏以勸募。流芳在瞭解具體情況後欣然應允，他認為捐錢修橋的行為舉措跟“能植後生之福”的“建祠宇、崇經像”同等重要，不僅如此，此舉還能為民眾帶來直接的福利，正因為能急百姓之所急，其價值便更加彰顯，其捐贈者也就能得到更大的福報，“福田善果又植之於無窮”。雖然這次由某僧和李流芳發起的募修最終未果，但流芳透過佛教慈善的方式推動地方公共建設，服務民間社會的訴求則是極為真切的。

李流芳印：長蘅、流芳

李流芳的勸募文撰作與佛教慈善思想

在李流芳的勸募文章中，他往往以利他最終利己的觀點引導捐者，勉勵他們多積善緣。其文《白鶴寺募建三元殿疏》是為募建白鶴寺中的三元殿而作，三元殿乃道教宮觀，屬明時海州（今屬江蘇連雲港）雲臺山三元宮之分靈。以佛子奉道祠雖則符合“佛所為真常妙淨之理”，卻難以向芸芸信眾解釋周全。李流芳深知玄妙高深的佛理“不可以戶而說之”，因此在勸募時，索性避除說教之辭，直接從“有所利而為善，懼而不為惡”，利他終究利己這一百姓普遍接受的因果報應論出發，表明道教在“癉惡章善”的意旨上與佛教是一致的，所以在佛寺中募建三元殿也是合理的。這實際上就抓住了捐者最為關心且疑惑的問題，並根據大眾的普世認知有針對性地予以迴應，在弘揚佛教利生觀的同時，亦展現出勸募的智慧與策略。

面向捐者，除直接申明捐修廟宇有助福報外，李流芳還從更高的維度講述捐贈利他，終將利己的道理。天啟五年（1625）正月十二日，流芳作《虎丘重修浮圖、天王殿記》。撰此文時，虎丘浮圖、天王殿已告落成，因此作者的意圖在於表彰捐貲者和募建者之功，“記之，使往者有所鑑，來者知所勸”，鼓勵今後有更多的人參與佛教慈善，因此同樣具有勸募的性質。文中有云：“上人之功偉哉！夫浮圖、天王殿兩者，虎丘之表也。虎丘高不二十仞，由閶闔門邐迤而西，騁望天末有矗然秀出於青林碧瓦之上者，則浮圖為之表。入山門，裵回於生公講臺，層樓復殿，瞻矚未已，而有翼然掩映於高柯修磴之間者，則天王殿為之表。二表墮，則丘之觀撤矣。今一朝而二廢舉，上人之功偉哉於是！”由引文可知，流芳認為，募修浮圖、天王殿這兩處虎丘的標誌性佛教建築，其實質在於恢復虎丘的整體性景觀，使自然風物與人文建築相得益彰，重構一處遊覽勝境，人們遊處於斯，自然都會成為受益者。在《重修香雪庵疏》一文中，李流芳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環彈山三十里皆梅，花時漫山照野，腰輿而行，憑高而矚，如在兜羅綿世界中，香雪所由名也。如是，何可無居？況高人道流之居哉？如是居，何可無新？諸檀越莫作功德想，但為湖山點綴。它日，以看花到山中者，遊屐既倦，小憇柴扉松戶之閒，與師清言啜茗，亦一韻事也。餘往時買山西磧，下將構閣以居，名之曰‘六浮’，未成輒棄去，故餘有《登盤螭訪覺如上人》詩曰：‘六浮山閣今非主，六浮居士居無處。欲乞一單終餘年，坐對青山參活句。’今又將從香雪居中借一單矣。”流芳說“諸檀越莫作功德想，但為湖山點綴”，其實“為湖山點綴”就是最大的功德，捐建廟宇，修復景觀後，惠及的是可以欣賞如畫美景的廣大眾生，而作為施主，一旦到訪此地，不僅能領略湖山庭宇之美，亦有機會棲遲其間，與僧侶交遊唱酬，成一段韻事，這便是利他最終利己的高階意旨。

李流芳撰文募款，固然有許多篇章是對捐者的發動，然而其中也不乏對募者的勉勵。在其勸募文章中，他曾多次對發起募建工程的僧侶深表敬佩之意，或鼓勵他們終卒其事，建功立德。《虎丘重修浮圖、天王殿記》一文中，流芳即對“值浮圖、天王殿先後告圮”，“慨然任之，募材鳩工，五年而功竣”的虎丘僧人正元大加讚賞，兩次感慨“上人之功偉哉”。《募造真聖堂石橋疏》則以對話的方式生動再現了李流芳當即鼓勵前來求請疏文的某僧的互動場景：“無何，有緇衣而踵門者曰：‘吾將尋林上人之功，乞子為之疏。’餘曰：‘子毋易言之也。千金之費，非易辦之緣也；萬夫之工，非易集之事也。林上人父子相繼祝髮出家以從事於勸募，而幸有成功。子能發此勇猛心乎？’曰：‘吾業已棄家而壞服矣。’則又問之曰：‘林上人父子拮据十年，中間沿門請乞之勞，躬親畚築之苦，與夫銖積寸累、早作夜息、寒暑無間之勤渠，子能辦此堅固心乎？’曰：‘吾已矢之神明，死生以之，不再計矣。’餘合掌而作曰：‘有是哉！以此聚緣，何緣不集？以此辦事，何事不成？餘不云乎？聖堂之橋急於姚浜，則子之功易於林上人也，決矣！……子倡之，而人有不樂赴者乎？子第持吾言而告之。’”某僧以其壯士斷腕的決心勇於擔當募修石橋的重任，令流芳為之深深感佩，故將其與先前成功募造石橋的林上人相提並論，這是對某僧特別的鼓舞和褒獎，而對其自身同樣是一種勉勵，希冀勠力同心，共同完成興造事業，與此同時，這也是對更多化募者和尊佛護法者的激揚與支援。

白鶴寺九品觀僅存的普同石塔（現移至古猗園中）

李流芳還多次在勸募文章中論及募捐的規範性和公開化問題。總的來講，他認為只有捐贈程式規範可行、捐贈過程公開透明，才能有效保障利益相關者的知情權，建立募者與捐者的互信機制，避免腐敗貪汙的滋生，幫助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就體現出對捐者和募者的雙重責任，既有助於發動、保護捐者，也有利於鞭策、完善募者，從而確保佛教慈善公益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正如《重修九品觀彌陀殿緣起》所述：“蓮峰之孫某及主殿僧某，忱然繼於先志，而衣缽蕭然，勢不能不告募十方，乃相與謀之於餘。餘曰：‘度修殿之費若干？’曰：‘百金。’曰：‘上人不見夫今之十室九空者乎？’曰：‘費少而眾輕，易舉也。’曰：‘上人不見夫許浮於與乎，耗浮於用乎，為之奈何？’曰：‘有法於此：依大本四十八願，一願為錢四百有八十，以一願為一簿，願者給之，度二百願有餘而事可舉。人少而費輕，許者可興也；有簿可查，用者不耗也。’餘曰：‘善矣！餘行見茲殿之再新矣。二師之精神不散，其在上人矣！其在上人矣！’遂書之以口口。”由這段引文可知，李流芳是透過與化募者蓮峰之孫某及主殿僧某的對話，在確認了此次募捐操作規範、現實可行、明細公開之後，才為之作文的。萬曆二十年（1592），曙齋老人與蓮峰長老兩位前輩曾對“殿宇頹廢”的九品觀、彌陀殿進行修葺，“不數月而堂構煥然”。至天啟年間，這處建築又趨傾頹，亟待募建，蓮峰之孫某、主殿僧某兩位上人在“衣缽蕭然”的景況下，“繼於先志”，慨然擔此重任，著實令人敬佩。而越是崇高，越是不易，越應該恪守規範公開辦事之原則，否則事將難成，反倒會辜負發起人的一片苦心。在《陳忠庵募緣疏》中，面對同屬雲棲法派且原籍嘉定的化募老僧，李流芳故意借雲棲先師不主張以其名義募捐這一事由來間接曉喻僧人務必重視捐募的公正。雲棲法師之所以“平日戒其徒無以雲棲之名募，凜然若以為非義而不可幹”，是擔心沾染世俗之弊，以致門庭敗壞。反過來講，只要“能以雲棲之教令、先師之遺意，牘而告於四方”，處處體現公平正義，這樣的募捐就值得肯定和推賞。《虎丘重修浮圖、天王殿記》一文也是以對話的方式傳達出對規範公開原則的重視。當李流芳大加稱讚虎丘僧人正元有募修之功時，“元慼然曰：‘餘何敢為功，餘求免於咎而已。餘之為此舉也，夫亦鑑前之覆轍，而凜凜於因果錯謬之戒。一錢之入，不敢不注於籍也。一人之施，不敢不登於石也。然而謗言狎至，餘唯是不克終事是懼，而敢自為功乎？’”對此，流芳迴應道：“思深哉！上人之不伐已。夫因果之說，佛氏之觕者也。然精而求之，其灼然而不昧者蓋寡。今之剃染出家秉佛之教者，瓶缽粥飯皆非其出於己者也，而欲私之以為有。偶舉一事焉，又獵檀信之貲而乾沒耗散之。此所謂稗販如來，罪之大者也。若上人者，其知免夫。嗟乎！凡今之任事者，苟求免於咎而不妄為功，則天下之事其亦可為也已矣。”從發起募建到展開捐贈，再到實施修造，已然十分艱辛，如果在規範性和公開化上沒有保障的話，則必當功虧一簣，何況即便是“鑑前之覆轍，而凜凜於因果錯謬之戒”，也不能完全避免“謗言狎至”，所以更應該時時秉遵規範公開的原則，“求免於咎而不妄為功”。為此，李流芳特別支援寺廟方公佈善款明細、清列捐款人名姓的做法，堅決反對藉機侵吞、挪用、濫用善款，認為這是“稗販如來，罪之大者也”。

結語

總之，憑藉著知名文人和佛教居士這一雙重文化身份，李流芳廣結善緣，透過撰寫勸募文章等方式積極投身佛教慈善公益，對其故鄉嘉定乃至整個江南地區佛教事業的發展良有助益。這一過程投射出晚明時期以李流芳為代表的江南文人與僧侶群體互動共生的人文景觀，以及地域認同與宗教認同彼此建構中的江南文化繁榮和晚明佛教中興，同時也可藉以窺見地域社會民間互助的動機與行為、方式與秩序。李流芳在其勸募文章中所呈顯的慈善觀念、公益思想，則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明江南文士在參與民間社會公共事務時的處世智慧，這對於當代佛教慈善捐贈工作的提升與完善具有相當的歷史參考價值。

杜對對

文博講師、畫家、曲藝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