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發展的年代源遠流長，和人類的發展歷史關係密切。
從舊石器時代的打製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磨製玉石器，進而到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時代、漢朝、魏晉南北朝、隋唐朝、宋遼金代、元明清朝，玉器的製作工藝和主要的加工方法，都是一脈相承 。
其中，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二里頭文化（夏文化），甚至更早，開始有了青銅器文化的發展，以及春秋時期鑄鐵的使用，均已代替石器的兵器實戰與日常用途，但是並沒有取代玉器在於表示武力與權力象徵的兵戎與祭祀，這是其他地區文化中沒有的事，突顯了玉器在中國的獨特地位。
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八千年時，已經有簡單造型，使用較好的“玉”材所製作的佩飾器出現，是我們研究“玉器”的起源，一個初步的開始。
在歷代的文化發展過程中，玉器和朝代的興衰交替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國力強盛的時候，玉器文化的品質與數量，往往也會有不錯的發展，反之亦然。
自漢朝末年，天下三分，連年的兵荒馬亂與薄葬的風氣日盛，入土與出土的玉器相對減少，刀工技術與創新風格的時代背景，已不可同日而語，如江河日下，乏善可陳。
依據現有的資料觀察，可以把玉雕風格pi品質與數量的興衰，劃分為幾個比較明顯轉換的時期：
基礎期：距今二百萬年——-萬年舊石器時代
成長期：距今一萬年——-四千年新石器時代
穩定期：夏、商、週三代
鼎盛期：春秋戰國——漢朝
衰落期：魏晉南北朝時期
復興期：隋唐、宋朝
高峰期：明、清時期
史前先民在舊石器時代長期的混沌摸索中，逐漸由打製石器工具進步到磨製石器工具的階段，開啟了新石器時代的新一頁。
磨製石器的開始對人類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工具的精密度提高，自然而然生產力也跟著提高。
如此，不僅改變了個人的生產，也影響了整個族群及社會形態的發展。
所以，舊石器時代是玉器文化發展的基礎期，而新石器時代則是玉器文化發展的成長期，工藝技術的進步相當快速，相對於各方面的改變，都是相當巨大的。
按照我們上一篇文章的論述，非金屬砣具的使用主要是在新石器時代。
考古專家和學者曾經對十二件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加工痕跡進行了研究，認為這些玉器上的刀削狀凹槽、弧形槽線、管鑽痕、圓弧形的凹點應屬砣具加工所致。
同時，經過對安徽凌家灘出土玉器進行了立體顯微鏡的顯微觀察，證明五千三百年前已開始使用了砣制技術。
故宮博物院的楊伯達先生專門對原始砣具的起源進行了考察，認為在良渚文化、紅山文化、凌家灘出土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製造中都使用了砣具。
砣具琢玉與手工刻玉在加工痕跡上有所不同。
用片狀圓形砣具琢陰刻線時；如砣頭與玉件之間均勻移動，則陰線寬度變化不大、深淺均勻、邊沿齊整；如砣具在玉材上逐點連線，呈跳躍前進狀，砣痕則呈向下的連弧狀；如砣片中部厚，邊緣薄，單一次砣進的痕跡會呈中部寬，兩端窄的狀態。
這幾種狀態的陰線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等新石器時代玉器之外的原始文化玉器上也有出現，如山東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玉人面形飾等，說明原始砣具的使用，在新石器時代治玉活動中的普遍存在。
這樣的結果也證明了古玩界那句“高古無砣工”鑑定理論是荒謬之詞，無可信依據。
這個原始砣具並非是金屬製成，更多可能應該是石制。
而金屬砣具的使用開始於何時，目前並不能確定。
新石器時代的晚期，是銅石並用期，也是玉器製造最活躍的時期。
銅質工具的使用對一些玉器的加工起了決定性作用，如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瑪瑙管（製造於距今五千年前），中間通孔的直徑約2毫米，長度卻達5。8釐米，瑪瑙質地堅硬，如不用金屬工具，很難製成這樣細的長孔。
但是，在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尚未發現金屬的制玉工具或與制玉工具樣式相似的金屬器。
與眾多的玉器相比較，金屬治玉工具的使用應該是少量的個別現象。
按照事物發展的一般情況判斷，先進材料的使用最易在兵器製造中普及，而治玉工具中的銅石並用現象應是長期的。
商代玉器的形狀、裝飾、規矩程度同新石器時代的作品有了相當的進步，其原因不僅在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金屬治玉工具佔有主導地位應是這一進步出現的重要原因。
商代玉器上大量裝飾有陰線花紋，花紋中又有大量的規範化的一面坡陰線，即把圖案中陰線線槽的一側琢成坡狀，這同標準化的琢玉工具的使用關係密切。
戰國時期，玉器的加工技術出現了新的飛躍，裝飾花紋以凸起的圖案為主，出現了複雜的套接作品，這些技術上的進步，同鐵製砣具的使用也關係密切。
砣具的進步，不僅表現為砣頭的進步，還表現為動力系統的進步。
二十世紀中期之前砣玉的動力為人工動力，新石器治玉至腳踏砣凳發明前的砣玉動力，不見文獻記載，也無實物考證。
據推測，或治玉者一手操作玉件，另一手轉動砣杆；或另有勞力協助，人工轉動砣杆。
總之，在延續下來的傳統水凳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古人治玉時的艱辛和智慧，也能理解玉器相對於其他所謂的貴重物品，為何被古人推崇備至的主要原因。
下一期，我們接著解讀一下古人的原始的鑽孔工具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