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舒穎
去年我一共給鉅鹿路675號寄了六篇文章。在這六篇文章裡，有五篇是以第一人稱寫的，文中的“我”都是一個站在一旁，不是故事主人公的、不辨性別的小孩子。用小孩子的視角寫是我以為最拿手的，因為我不需要把事情說得那樣清楚，不需要沉重的解釋和複雜的猜測，而且我可以無限套用我確實多彩夢幻的童年中，那些真實存在的意象。
我的童年，先是在一個小縣城裡緩緩度過，我複賽的文章就是以我的家鄉為最初的背景的。當時的河流邊真的有許多女人在拿棒槌捶著衣服，大山上立著高高的電視塔，街上有騎著電瓶車悠閒地去每家樓下抄電錶的小夥子。每次我回到家鄉，聽到我不認識的人也跟我說著一樣的鄉音，就感覺像是被緊緊擁抱著。後來到了小學我隨著父親去軍營里居住，於是這個軍營又成為我初賽入圍文章的背景。軍營裡有和我一起瘋跑過四季的孩子們，有穿著軍裝的小夥子和老伯伯們，有稀稀疏疏的菜地，和廣闊天邊豔麗的火燒雲。上初中時，我又匆匆搬到了南京城區裡， 地鐵載著這座城市一夜之間向我襲來，原本偶爾的探訪變成了長久的身處其中。寬闊馬路兩旁的高樓玻璃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樓前一片片的梧桐樹，在我上學放學的路上，飄下許多惱人的飛絮。我的童年，應該是在那個時候結束了。
而我真正拿起筆開始寫作，就是在童年徹底結束後，在那個終於積澱下淺薄回憶的年齡，我必須迴應那些逐漸滋生最終突然爆發的洶湧回憶。高二一個晚自習的中途，我看著黑漆漆的窗戶，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臉，那一瞬間我竟然覺得她讓我無比陌生。我的記憶開始自行飛去那些看似遙遠的時間和地點，它們像是無數個細碎的彩色光點在我眼前閃爍，最終匯聚成春天的青翠綠色，讓我渾然不覺耳邊秋風瑟瑟地吹過。這個時候無法言說的情緒潮水一般湧來，裹挾著有關春天的回憶，要把玻璃中的我擊潰。於是我拿起了筆，像是被那些光點圍繞著，寫下了第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故事。
而在前一天，和無數個前一天，我都面對著學校發的標準方格紙，寫著“歷史的巨輪”、“馬基雅維利主義”等等，那些在大腦裡不用挖掘，只需搜尋出來的，精心編織的句子。
第一個故事大概有關我的爺爺，我寫他每天一個人在家鄉公園的湖邊釣魚。他不說話的時候，就像夕陽下的雕像，連長鬍子都因為粗硬而不會被風吹動。而漸漸地他也不再說話，連回家後都不說。後來有去公園散步的老人每天看到他，問他叫什麼，他已經口齒不清。他說他叫“匯豐”，可是老人聽成了“海風”。之後人們都知道了，有個叫海風的老頭每天在湖邊釣魚。後來有一天爺爺的腦中風突然發作，人們找到我的奶奶，說海風發病了，你快帶他去醫院，可是奶奶說她根本不認識海風。
我花了兩個晚自習寫了這樣一個故事，無數次因為一句簡單的話不知怎樣說得精彩而停筆，結局也是改動了三次才勉強稱得上滿意。我也不敢把這個故事給其他人看，因為我的爺爺是個話癆，即使腦中風發作後休養的時候也是精神抖擻；以為他叫海風的老人也得到了糾正，他倆成為了釣魚的好朋友；而我的奶奶，也是 把“海風”的事當成了笑話向我們全家人說。這種我自行營造的虛擬與荒誕構成一道圍牆，我樂意把自己圍在其中津津樂道，不願意向他人透露分毫。因為這種透露簡直是向他們剖析我自己，把自己的世界坦蕩地呈現。故事的虛構反而是我的真實。這個時候我翻出了抽屜裡的《萌芽》， 那好像是一個能讓我無畏傾訴的光明出口。
也是那個故事開始，我看見了一座寫作的神廟在我荒蕪的精神平原上由隱身倏然矗立，拔地而起，而我是在門前徘徊的撓著頭無法進入的孩子。我如此渺小又膽怯，無法進入它神秘高聳的殿堂。可是我沐浴著它的聖光，所以我一直在學業繁重的晚自習拋棄一切在它的周圍環繞。那時的寫作於我是一種奢侈，是超脫生活的另一番去處，是值得放在手心小心維護的我珍貴的一部分。每次我從學校騎車去郵局寄出稿件，都是燦爛的晴天，秋天的梧桐樹上也掛著綠色的葉子，我把掛號信留下的憑條放在一個盒子裡，就像等待著遠方的朋友給我一封回信。
我整個高二相當一部分的晚自習都是這樣度過，在大部分同學背單詞刷題的明亮教室，窗外的班主任一眼就看到我，他把我找出來，說你再不努力就要被分出這個重點班啦。我恍惚地站在那裡，想起馬爾克斯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我是不是也和上校一樣等待著一封註定不會來的信？如果這封信真的不會來，是不是眼前的心無雜念努力學習才是更正確的選擇？
可是真的有“更正確的選擇”這種選擇嗎？人生從來不都只有一種選擇的嗎？
感謝在我選擇的這條路上，“新概念”也選擇了我。
從同學口中得知自己入圍的我，一直在想“江蘇省有幾個程舒穎”這種問題。回家之後我就開啟裝滿《萌芽》的櫃子，最早的是在13年。13年6月的那本，現在一直被我帶到大學。真的，我覺得“新概念”的入圍，就是《萌芽》作為一個永遠年輕充滿智慧的老朋友，給我的一封回信。
今年的1月在上海，我穿著寒假補課時學校要求穿的校服棉大衣，圍著一條紅圍巾，來到上海第二中學的門口。我擁抱了媽媽，緊張得像是在上高考的考場。題目是“採訪”和“自拍”二選一，我心中的那個小孩子開始叫囂，我選擇了自拍。我寫了一個不存在的表哥，一個快樂的抄表員，他從老家到南京，最後去了重慶的故事。神奇的是“，自拍”這個題目與我的童年毫不相干，卻讓我開始無比地想念南京。我在文章中寫到了南京的熱河路、秦淮河，還有梧桐樹的落葉。三個小時寫出來的文章本身不是那麼讓我滿意，可是我發現它卻撫平了自己一部分的內心。我突然不再擔心了，不再擔心南京因為修路、尾氣和霧霾變了模樣，不再擔心她被毀掉的真正的老門東與城牆，不再擔心她就要和別的城市慢慢趨同，不再擔心在充滿人流的地鐵，我的手無處安放。
回到南京南站的那一刻，我終於承認了，這個城市她就是我的第二個故鄉，我也將永遠是她的一個孩子。我陸陸續續去過許多城市，發現每個城市都有那樣的街，兩邊排滿梧桐樹，小店喧囂著排滿樹下，梧桐葉子飄到了暖和的小吃爐子邊。上海二中附近的街，也是這副模樣。可是我總能在萬千條這樣的街道中找到南京的梧桐樹，找到最熟悉的小吃香氣，找到笑眯眯的老爺爺慈祥地抱著小孫子——他一定說著南京話。像那個高二晚自習，整個童年的回憶向我湧來那般，在上海比賽的我，感受到了遠在南京的思念撲面而來。而如今我在武漢大學，回想著那個高三的我，剪著幼稚的劉海，傻乎乎地等在上海二中的門口，我也開始懷念她。我懷念她的勇氣、堅持和等待。像馬爾克斯小說裡的那個上校，他的等待使他稱得上一個英雄。如何面對漫長的等待對於期待的消磨，如何阻止日常瑣屑對於理想的侵蝕，高三的我比現在的我，明白得更多。
透過新概念大賽二等獎的條件在武大參加自招復試的時候，有個老師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一個作家，最需要什麼？我當時回答她，我認為作家要做到不為金錢名利控制很簡單，可是堅持自己內心的標準最難。他必須知道自己為什麼寫，寫的是什麼，而不能被世俗的評價左右。老師當時在笑，回來我告訴媽媽，媽媽也在笑“。你真的認為金錢名利對作家來說一點都不重要？沒錢他還怎麼去寫啊。”媽媽這樣問我。高三的我突然語塞，無法回答，可是當時的我內心仍然這麼堅定著，毫不懷疑。
今天的寫作課上，老師給我們看了狄金森的詩：《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於是我想起高三的九月，我放入信封的去年的最後一篇文章，和走出上海二中校門的那個中午，我忐忑卻輕鬆地沐浴著的冬天的陽光。那些時候我都問過自己，如果真的沒有入圍的話，或者只得了二等獎的話， 以後還要繼續寫嗎？當時的我都沒法想出一個答案，可是現在的我能。不論如何，我知道我依然是那個神廟門前的孩子，因為我見過了太陽。
本文發表於《萌芽》2018年2月刊。萌芽微信公眾號所刊載內容之智慧財產權為萌芽雜誌及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未經許可，禁止進行轉載、摘編、複製及建立映象等任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