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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行
在一以貫之
來書雲：“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①《四書》所載‘多聞多見②’‘前言往行③’‘好古敏求④’‘博學審問⑤’‘溫故知新’‘博學詳說⑤’‘好問好察⑥’，是皆明白求於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① 六經：《詩》、《書》、《禮》、《易》、《春秋》、《樂》。
② 《論語·為政》“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③ 《易·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① 《論語·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② 《孟子·離婁下》“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③ 《中庸》“舜好問，而好察而言。”
顧東橋先生來信說，您陽明先生把《大學》中的“格物”解釋為專求自己的內心，勉強說得通。但我認為還是要把主要放在具體事兒上，也就是處理事情需要的具體執行步驟和應對策略。《六經》、《四書》中所講的“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聞好察”這些，說的也是同樣的意思。“知”要在處事中求取，在辯論講說中獲的增益。做學問功夫的順序次第是不能亂來的。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①。”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②。”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雲，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① 《論語·述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② 《論語·衛靈公》“子曰：‘賜也！女（通‘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輿？’對曰：‘然，非輿？’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陽明先生回答說，“格物”這個事情，上封信已經說過了，這次就不浪費口水了。您說的典故，從字面上看的確有道理，但把背景考慮進去，就有點斷章取義了。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適用的條件和範圍，不提限定條件的結論等於耍流氓。
比如您說的《論語》“多聞多見”的例子，《論語》中的原話是：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向孔子詢問為官之道。孔子說：“多聽別人的話，有疑問的先保留，不要輕易下結論，要謹慎發言，挑有把握的說，只有這樣才能減少過失。多看別人怎麼行事，把自己覺得沒有把握的放在一邊，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即便如此，也要謹慎。這樣就不至於經常後悔。為官之道就在其中。顧東橋要表達的意思是，孔子教自己的弟子要多聞多見，可見外在的聞見是非常重要。
陽明先生指出，孔子講話的重點不是在“多聞”和“多見”這兩者上，重點在“多聞闕疑”中的“闕疑”和“多見闕殆”中的“闕殆”上。子張最大的本事是博聞強記，幾乎是過目不忘，書讀得特別多，喜歡四處炫耀。認為多聞多見才是學問，做事不能時時反求自心。閱歷見聞越多，越會助長子張致力於外、好高騖遠的毛病。所以孔子所說，只是對症下藥，針對子張的個體特質開的藥方。顯然這個藥方是有獨特性的，並不是可以適合所有人的靈丹妙藥。
陽明先生接著說，孔子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這句的意思是，“有些人是沒什麼腦子的，不知道的事情也會想當然的去做，結果往往比較不妙，我顯然不是這種人。我會兼聽則明，這就是次一等的‘知’了。”
既然“多聞”“多見”是次一等的“知”，是第二義。那麼第一義不言自明，就是可以對所見所聞做出取捨的良知。從這裡可以窺見孔門致知功夫的用力之處。
孔子對子貢說：“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意思是“子貢呀，你覺得我現在的學問水平很高，是因為我讀了很多書和有足夠多的閱歷嗎？不是的，我只是‘一以貫之’而已”。如果學問真的在於“多聞”“多見”，孔子這麼說豈不是在欺騙子貢嗎？
“一以貫之”究竟什麼意思，後人爭議很大。陽明先生的認為“一以貫之”就是“致良知”。用白話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條線順下來的，“一以貫之”就像串糖葫蘆，一個挨著一個一串下來。這串糖葫蘆的第一個就是“致良知”，之後才是多聞多見等等。如同一棵樹從根到梢，根就是個“致良知”。根活了，整棵樹才能生意盎然；根死了，再豐厚的陽光雨露也是沒用的。人如果沒有這個“良知”做主，再多的“多聞”“多見”，也是無法真正凝聚起來滋養生命質量的，更別說什麼“吾心光明”了。
《易經》上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應當多多學習古聖先賢的言行，察言以求其心，蓄養自己的德行”。這句的重點是“畜其德”，“多識前言往行”只是服務於“畜其德”的。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啊！
“好古敏求”，出自《論語•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思是說“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只是喜好學習古聖先賢的學問，效仿古聖先賢蓄養自己的德行，求的只是自己心中的理而已。”心就是理，學問無非自己內心天理的生髮、展現而已。“求之者”無非此心而已。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意思是“學問之道沒有別的什麼，不過就是把失去了的本心找回來罷”。後世的人把“好古”理解成透過博聞強記古人的言詞，用來追逐功名利祿，把“好古”當做粉飾於外的道具。這顯然是錯誤的理解。
關於“博學審問”，前面章節已經說過了，這裡就不再囉嗦了。
關於“溫故知新”，朱熹先生也認為“溫故”屬於“尊德性”的範疇，而“德性”顯然是心內的東西。另外，只有“溫故”才可以“知新”，這也說明知行不是兩件事。
“博學而詳說”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下》。原文“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思是“絢爛之極終歸於平淡”，博學詳說歸於簡約。“博學詳說”是手段，“歸於簡約”才是目的。如果沒有“反說約也”的目的，“博學詳說”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舜的“好問好察”，只是用“中”而達到道心的精一。道心就是良知。
君子處世，又怎麼可能完全脫離人情事變呢？
在入世治世的具體應對中，要點全在“知行合一”的功夫上，“知行合一”的功夫就是致本心的良知。那些嘴巴說說、耳朵聽聽就當做“知”的人，是根本沒搞懂“知”“行”只是一件事，還是把“知”和“行”當成兩件事來看待，所以才扯出個先後次序的問題。
總結一下，良知的重要性是高於知識見聞的。陽明先生並不是輕視知識見聞，而是不認同把這些東西凌駕於良知之上。如果知識見聞凌駕於良知之上，心就成了大海孤舟，隨波逐流了，還談什麼心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