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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書寫”的研究視野中，“史實”與“史學”的關係不宜視為客觀與主觀的簡單對立且以此為據對後者進行價值評判。
文 / 徐衝
這本小書真正關心的問題是：我們智人（Homo sapiens）為何如此迷戀過去？
自然，作為受到神聖誓言約束的歷史學從業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能過於直白。在這本三百頁的小書中，我嘗試透過描摹魏晉精英如何藉由多樣化的歷史書寫實踐活動構築政治文化，來接近上述問題或許並不存在的答案。至於這番迂迴又笨拙的表白能否打動智慧女神，就不得而知了。
這是我關於“歷史書寫”的第二本書。八年前出版的拙著《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曾運用這一研究視野，在紀傳體王朝史與皇帝權力結構之間存在對應關係的理論設定之下，考察其中若干意識形態裝置的生成與消亡。
書中思路主要來自我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魏晉南北朝史方向求學期間長期受到的制度史薰陶，某種意義上是以制度史的問題意識代入史學史領域進行考索的結果。不過本書並未延續類似的研究路徑，而是希望能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探索“歷史書寫”作為一種研究視野的可能應用。
正文八章由三組圍繞特定文字的系列研究構成，分別為“獻帝三書”篇、《續漢書·百官志》篇和《勸伐河北書》篇。三個篇章刻意對應於史學史、制度史與民族史三大研究領域，考察物件也均非新出或者稀見，實際上都是相關領域學者十分熟悉的經典材料。
“歷史書寫”的視野究竟可以給歷史學研究帶來什麼不同？與學界既有的認識與思路可以形成怎樣的對話與互動？這樣的方式或許會比前著所著力的“無中生有”（見羅新先生為《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所作《序言》）更有說服力。
下面先對各篇章內容進行簡要介紹，再略談方法論上的認識。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謂“魏晉精英”，並非機械對應於曹魏西晉王朝乃至三國兩晉的精英階層，而是試圖在提出一種超越王朝框架的長時段歷史分期的前提下，以之指稱一個具備穩定內涵的歷史主體。雖然霸權性歷史分期的理論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但若認同閻步克先生所說“後見之明”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則雖不免“倒放電影”之譏，按照一定標準提出特定角度的歷史分期假說，對我來說仍是深具魅力的智識工作。
“魏晉精英”對應的歷史分期，起始於2世紀末東漢王權的崩潰，終結於5世紀中葉南朝主體性的建立，其間經歷了這一歷史主體登場、全盛與流亡的完整過程，或可以“漫長的魏晉”名之。就譜系而言可追溯至東漢後期清流士人的魏晉精英，在以儒學意識形態再造皇帝權力結構的歷史潮流中推動了曹魏、西晉兩大王權的先後成立，構築了具有鮮明特質的政治文化。
即使在永嘉亂後部分精英被迫流亡至江南地域以建康政權與華北“五胡”國家相抗，“魏晉式”的意識形態仍在其中持續發揮著作用。或者不如說在南朝主體性得以成立之前，魏晉精英於流亡階段的種種表現，反而使得我們可以對其政治文化進行更為完整的觀察和解讀。正如田餘慶先生揭示的東晉門閥政治之“變態”，有力推進了學界關於中國古代皇權政治之“常態”的認識。
“獻帝三書”篇聚焦於3世紀上半葉三部以漢獻帝為題的作品，即《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和《獻帝傳》，討論甫登歷史舞臺的魏晉精英對“時代之史”的書寫。在全面蒐集相關佚文的基礎上，首先考察三書的內容、體例與旨趣等基本問題。
其後對漢魏之際的兩大歷史書寫運動進行了重點分析。其一是以荀彧為代表的清流士人如何透過《獻帝起居注》的創制與撰述再造皇帝權力結構，其二是曹魏王權如何透過《獻帝傳》的書寫正當化其皇帝權力起源之路。如同獻帝與曹操的關係所象徵的那樣，二者之間既有相容與繼承的一面，又存在內在的緊張與衝突。
後者構成了建安十七年（212）荀彧之死的潛在背景，也導致《獻帝起居注》於漢魏禪代前夕為曹氏一方強行終止。獻帝時代史的書寫在禪代完成後逐漸被“建安時代史”所覆蓋，呈現為曹魏王權之“國史大綱”的單一面相。
然而故事並未就此結束。第二章的“餘論”部分《顛倒之旅》指出，范曄《後漢書》所見以“非曹”為基調的獻帝敘事，在史源上可以追溯至孫吳王權所主導的獻帝時代史書寫。但在西晉滅吳完成南北統一後，這些不見容於曹氏立場的敵國傳聞之辭，反而因“尊晉”的政治需要在洛陽精英中獲得了更大的流通舞臺。
陳壽以《三國志》而非《魏書》的形式書寫漢末三國史能夠獲得朝野一致的肯定，也應該納入這一脈絡進行理解。其後習鑿齒《漢晉春秋》發其端，范曄《後漢書》定其讞，“非曹”之勢終至於不可逆轉，將曹魏王權定格於“漢賊”的歷史像。
第三章的考察物件與“獻帝三書”並無直接關聯，但在方法上頗有可比之處。不同於“獻帝時代史”這樣的宏大主題，本章選取了東漢中期的一位小人物馮良。其事蹟在范曄《後漢書》中以附傳形式出現，只有短短百餘字，但同樣可以展現出漢晉以降的長時段中，歷史書寫文字發生因襲、歧變與反哺的複雜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孫吳精英的東漢人物書寫在其中扮演的異類角色，也為范曄所積極吸納。
《續漢書·百官志》篇聚焦於3、4世紀之交司馬彪所撰《續漢書·百官志》，討論全盛時期的魏晉精英對“制度之史”的書寫。《續漢書·百官志》是關於東漢官制的核心史料，但其“史學性”的一面長期未能得到學界重視。
第四章首先揭示了這一作品的基本體例，即由源自東漢“官簿”的正文部分和西晉司馬彪所作的註文部分共同組成的複合結構，兩個部分在文字的內容和麵貌兩個層面均判然有別。進而運用這一認識，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對其書的“郡太守”條和“太尉”條進行了歷史學意義上的文字復原。
第四章同時指出，司馬彪以如是形式撰成的《續漢書·百官志》，具有鮮明的《周禮》模擬意識，與執著於沿革敘述的兩漢官制撰述傳統形成了巨大斷裂，是魏晉時期以儒學意識形態再造皇帝權力結構這一歷史運動的典型表現。
而人們之所以對此書原本的體例結構與撰述旨趣視而不見，是緣於其後蕭梁劉昭為《續漢書·百官志》作注時對其文字面貌進行了全面改造，並在流傳過程中徹底取代了單行的司馬彪原書。我們正可由此窺見南朝主體性的成立如何終結“漫長的魏晉”。
魏晉精英創制的《百官志》書寫，與以《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代表的東漢主流傳統刻意保持了距離。不過在新莽末東漢初成書的王隆《漢官篇》中，已然可以發現某種以制度撰述進行歷史書寫的旨趣。
第六章推測《漢官篇》對漢代官制的體系性敘述背後，可能存在某一具體時期的制度藍本，並透過對州牧、太傅和大司馬相關內容的討論，將其斷限落實在王莽上臺輔政平帝的最初階段。這一不同於東漢建武政權選擇“元始故事”的制度書寫傾向，以及王隆的河西竇融集團出身，可能也決定了《漢官篇》在東漢長期的湮沒無聞。
《勸伐河北書》篇聚焦於5世紀初謝靈運所撰《勸伐河北書》，討論江南流亡階段的魏晉精英對“異族之史”的書寫。這裡的“異族”主要指稱4世紀初西晉國家崩潰後百餘年間在華北活躍的諸“胡”族及其所建政權，即習稱的“五胡十六國”。
第七章指出《勸伐河北書》雖然未能在當時實際促成宋文帝發動北伐，但結合晉宋之際的若干材料來看，其中關於“異族之史”的歷史認識與意識形態仍可視為魏晉精英政治文化的典型表現，值得重視。
第八章由此轉入對“五胡”稱謂這一經典問題的考察。文章從五胡十六國的內部視角轉移至東晉南朝的外部視角，指出包括著名的“五胡次序”故事在內，“五胡”稱謂實際出自“五胡時代”行將結束時，亦即晉宋之際的建康精英，在義熙年間劉裕兩度北伐成功後傳播愈廣，與當時恢復中原可期的樂觀情緒互為表裡。看似指稱“五胡”王朝依次而起，實則暗示與之對應的四大非漢人群，即“胡”（狹義用法，泛指匈奴系人群）、鮮卑、氐、羌氣數已盡，出於建康一方的新王者即將崛起並重返華北乃至完成天下一統。
既然如此，為何宋元以降的主流認識是將“五胡”理解為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並與源自北魏崔鴻所撰《十六國春秋》的“十六國”之稱無縫對接，以“五胡十六國”將西晉至北魏之間的華北諸政權一舉囊括呢？第八章“餘論”部分推測這是北朝精英引入源自建康一方的“五胡”一詞後，以自身的歷史認識填充其中並在隋唐時代得以發揚的結果，恰與南北朝時代的政治程序遙相呼應。
看過以上簡介之後，大概不會再有讀者誤會本書為一部“史學史”研究之作了。我關心的物件並非史學史視野中的“史家”與“史學”，而是歷史上所有的行動者及其聲音。
以上所述魏晉精英於2世紀末至5世紀中葉這一“漫長的魏晉”時代所展開的多樣化歷史書寫實踐活動，涉及時代之史、制度之史和異族之史三個不同維度。參與主體從司馬彪、范曄、謝靈運這樣的經典史家/文士到王允、荀彧、曹操、劉裕等成熟的政治人物，從漢魏之際的清流士人到晉宋之際的建康精英，從曹魏、孫吳到東晉、劉宋，精英個人、社會集團與王權層面盡數包含在內。
其形式既可表現為《獻帝起居注》《續漢書·百官志》《勸伐河北書》這樣的完整作品，也可以是類似馮良事蹟、伏後訣別獻帝、“五胡次序”故事這樣的情節文字，甚至類似“五胡”稱謂這樣特定的修辭片段亦可成為分析物件。
羅新先生將傅斯年當年的名言“歷史學只是史料學”顛倒為“一切史料都是史學”，指出應當“把所有文字都看作一種史學寫作”，“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樣去分析其作者、讀者和寫作目的，而不是簡單地認定為某種‘客觀史料’”。本書正可看作是對這一旨趣的初步踐行。
在2016年的一篇小文中，我嘗試突破歷史學的思維邊界，在對人類社會行為的普遍性關照中對“歷史書寫”進行定義：
就如同“歷史”一詞既可以指過去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指對過去發生事情所進行的記錄與敘述，“歷史書寫”同樣也可以在狹義和廣義兩種層面上進行區分。狹義的“歷史書寫”，指成形的、可見的史學作品；這一意義上與傳統史學史的研究物件存在很大重合。而廣義的“歷史書寫”，可以理解為一種即時性的人類行為，即人們在行動之際無時無刻不在腦中對與己相關的過去進行理解和形塑，以此獲得現實行動的正當性與安全感。
某一歷史書寫作品，必定是複數的和持續的歷史書寫行為，層累到一定程度後的結果。筆者所說的“對古人的歷史書寫”進行研究，某種程度上可以定義為，由狹義的歷史書寫作品（可見的、成形的、靜態的），剝離、分析和復原出廣義的歷史書寫行為（不可見的、複數的、動態的）。在這一意義上，“歷史書寫研究”未必只限定於中國中古史乃至中國古代史領域，其問題關心毋寧說是人類學式的。
這裡引入了作為一種思維活動的“歷史書寫（廣義）”概念，強調經過種種加工後的歷史資訊，構成了所有個人——當然不僅是歷史學家——賴以生存和行動的重要資源。
事實上，如果追溯至人類思維活動最為基本的單元“感覺”，這一結論在生物學意義上仍然是可以成立的。神經科學家蒙特卡斯爾（V。 B。 Mountcastle）有言：“中樞神經元對於神經纖維來說扮演著說書人的角色，它從不是完全忠實的，允許對質量和度量的變形。……感覺是真實世界的摘要而非複本。”埃裡克·坎德爾（Eric R。 Kandel）進一步指出：“大腦並不是簡單地透過感覺接收原始資料並忠實地複製出來。……感覺系統是一個基於假設的發生器。我們既不是直接地也不是精確地面對著這個世界。”
因此，在“歷史書寫”的研究視野中，“史實”與“史學”的關係不宜視為客觀與主觀的簡單對立且以此為據對後者進行價值評判。
換言之，既不存在脫離了“歷史書寫（廣義）”的純粹“歷史行動”，也不存在與“歷史行動”完全合拍的“歷史書寫（狹義）”。理想的“歷史書寫”研究視野，在強調“歷史書寫（廣義）→歷史行動→歷史書寫（狹義）”這一基本線索的同時，對三個環節之間必定存在的種種層累與互動亦應抱持清醒認知。
不過以上只是一種理論推想。作為時間秩序的臣服者，人類畢竟無法真正重返過去。我們所能夠擁有的，只是“歷史書寫（狹義）”，再由此逆流而上，方可達至對早已不復存在的“歷史行動”與“歷史書寫（廣義）”的認識之境。
本書以《觀書辨音》為題，希望提示的正是這一與實際發生順序正相反動的思維過程。英文標題Seeing Voices借用了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於1999年錄製的歌曲之名。MJ此曲本為祝福聾障人士而作，讓我聯想到在隨時而逝的歷史之音面前，所有人都同樣處於“聾人”的境地。斯音已渺，不復得聞，唯有史家之法這一“幻術”能夠將其視覺化，呈於讀者目前。在這一意義上，或許本書的旨趣更可以簡化為“觀音”二字。正如當我凝視封面上的步搖冠剪影時，金葉紛披之聲已然於心中搖曳生輝。
非虛構 |《觀書辨音：歷史書寫與魏晉精英的政治文化》
徐衝 著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20年10月
3-5世紀的魏晉精英，以多樣化的歷史書寫實踐活動，構築了獨具特質的政治文化。本書自這一主體的登場、全盛與流亡階段，擇取“獻帝三書”、《續漢書·百官志》和《勸伐河北書》三組關鍵文字，分別從時代之史、制度之史和異族之史的維度，對上述歷史現象進行了立體而深入的考察。各章多著力於文字面貌、結構與語境的復原，以新的問題意識喚起陳舊材料的生命力，追索歷史書寫背後的時代之音。斯音已渺，不復得聞，唯以史家之法，幻化於讀者目前，是謂“觀書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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