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 三星堆考古: 考古工作者肩負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愈加重大

三月下旬，中央電視臺直播了三星堆考古，為考古學這個小眾學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熱度。作為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直播的參與者之一，我在為考古工作引發的巨大社會反響感到驚歎之餘，也切實感受到考古工作者肩負的社會責任愈加重大。

三星堆3號祭祀坑發現的青銅圓口方尊

考古工作對公眾最直接的回饋，莫過於儘快將發掘成果完整地公佈。

博物館中奪人眼球的文物只是考古成果的一小部分，如果只關注精美的文物，考古工作就失去了意義

，與“挖寶”無異。

考古發掘所獲資訊其實是科學的、系統的、多方面的，它們的發表有相對固定的形式——考古報告。作為考古成果最主要的載體，考古報告經歷了幾代考古人的錘鍊、打磨後，從形式上已具有很強的

科學性、合理性

，但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考古報告對公眾來說始終是較為遙遠的事物，而且這種距離並沒有縮短的趨勢。

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從技術、理念等多方面，都走在了中國考古學的前沿，無疑將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

這次考古發掘也面臨成果發表的問題

，以往我們曾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並不會消失。對此，我們可以嘗試在考古成果的發表形式上做一些改變，即

在考古報告之外，構建考古資料線上平臺

。此項工作若能實現，將會成為考古學進一步走向公眾的契機。

一、考古報告及其發展歷程

考古報告是一類系統記錄考古發掘成果的專著，從內容上，包括髮掘工作所在地沿革、發掘經過、遺蹟與遺物情況、分期斷代研究、發掘者的主要認識等，從表現形式上，有文字、線圖、照片、拓片等。作為一類以資料為主的著作，考古報告構成了考古學研究的材料基礎。可以認為，

一項考古工作的完成標誌，即出版相應的考古報告。

新中國出版的第一本考古報告《輝縣發掘報告》

自新中國第一本考古報告——《輝縣發掘報告》起，一代代中國考古學家為考古報告編撰理念、編寫體例的完善，貢獻了自己的智慧與心血。中國考古學的早期階段以構建中華文明的時空框架為主要任務，考古報告尤其注重理清材料的年代問題。這種背景下，

流行採用“舉例體”編寫考古發掘報告

。“舉例體”報告按年代先後編排發掘資料，可以被視作基於某一批考古材料的年代學研究報告，它們的主要特點有二：

一是將遺蹟、遺物分開描述，二是有選擇性的報道發掘物件。

這類報告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遺蹟遺物的分開，導致遺物難以迴歸出土的單位，為讀者理解、利用這些材料造成了很大麻煩；有選擇地報道發掘成果，使材料的全面性大打折扣，甚至出現過一本報告中上百座墓葬沒有一座被完整發表的情況。

1959年出版的《洛陽燒溝漢墓》是一部經典的“舉例體”考古報告

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舉例體”由於其難以被克服的缺陷，逐步為報告編寫者淘汰。目前考古學界在報告編寫理念上愈發達成一致，即考古報告應以遺蹟為基本單位，儘可能全面地報道考古發掘收穫。遺蹟包括灰坑、墓葬等類別，出土器物等發現在考古報告中被歸入相應的遺蹟。這種做法能很大程度上保證考古報告中資料的完整性，是合理的做法。然而，當今考古報告的編寫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為追求完整性，在報告中事無鉅細地羅列發掘資料，

導致考古報告體量越來越龐大

，分成上、下冊乃至4、5冊的大開本報告屢見不鮮，

報告價格也水漲船高

。考古報告變得龐大、昂貴，甚至對不少公立圖書館的購置造成了阻礙，遑論個人。

可以說，考古報告在學術上的完成度在不斷提高，它們與公眾之間卻有漸行漸遠的趨勢。有的考古工作者會認為考古報告缺乏可讀性，並非面向公眾的讀物。對此，我的想法是

考古報告的可讀性需要考古工作者發掘，引領公眾接受、理解考古報告應是考古工作的內容之一

，而公眾越來越難以接觸考古發現的權威文字，這種情況必然不利於考古學走進公眾、履行自身的社會職責。

二、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報告面臨的問題

說回三星堆祭祀坑的工作。祭祀坑發掘報告的編撰，本身就是一個艱鉅的任務。

從田野考古工作完畢，到發掘報告問世，其間存在若干道工序，包括原始資料整理、器物修復、繪圖、攝影、文字撰寫等。對於三星堆祭祀坑這類重大考古工作而言，

上述工作的每一項都意味著龐大的工作量

。而且考古報告作為發掘工作的最終成果，極少再版，這就要求編寫者儘可能在報告中囊括各類資料。由此不難理解，三星堆祭祀坑報告的編寫工作會一般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舉例言之，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是1986年發掘的，正式發掘報告《三星堆祭祀坑》出版時間是1999年，間隔超過10年，而在重大考古專案中，這種時間間隔並不算漫長。而本次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包括6座祭祀坑，

目前三號坑出土器物已相當豐富，風采一如當年二號坑，發掘之後整理、報告撰寫的工作量相比當年無疑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今天我們掌握的技術、人員等資源較之當年已大為寬裕，發掘團隊從主觀上也迫切希望儘快完成發掘報告的撰寫與出版，但這6座祭祀坑的發掘報告能否在短時間內問世，從而及時回饋公眾的期待，我們也有一些擔憂。

1999年出版的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報告《三星堆祭祀坑》

編撰週期漫長之外，在考古工作日益進步的今天，考古報告本身的侷限性正日益凸顯。以本次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為例，影片拍攝、三維建模已成為我們工作中的常規記錄手段，而作為發掘資料的影片、三維模型，均不能在紙質版書籍中得到完整呈現，這顯然也會影響考古報告的完成度。尤其是三維模型，無論是對遺蹟還是遺物，表現均非常直觀、全面，是對線圖、照片等傳統記錄手段的極好補充，而在紙質書中，三維模型只能被二維化。

考古記錄技術的不斷進步，使紙質考古報告逐漸力不從心。

總之，編撰週期的漫長、自身屬性的侷限，是擺在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報告面前的兩大難題，而按照以往的工作方法，這些問題很難得到圓滿的解決。難道，三星堆祭祀坑的發掘報告，註定難以避免這些遺憾？

三、從考古報告到考古資料線上平臺

閱讀門檻高、編撰週期長、自身侷限多，是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報告即將面臨的問題，或者說是考古報告這種傳統媒介在新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對此，我的觀點是，

當下我們應當引入考古資料線上平臺，以補充考古報告的短板，這也能為考古學進一步走向公眾的契機。

就我個人而言，萌生關於考古資料平臺的想法，始於兩年多以前。當時我承擔了一批積壓60餘年的考古資料——武昌隋唐墓的整理與報告編撰工作。因手頭資源有限，為縮短在文物庫房內工作的時間，我選擇在現場進行文物攝影建模，後續在模型基礎上進行繪圖的模式。這項工作完成後，我的一大感想是：當下的技術進步，使建模技術很易於掌握、便於推廣，那我們為何不能直接將三維模型作為考古資料的一部分線上發表？而參加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發掘後，我更為堅信，

電子化、線上化、公開化的考古資料平臺，不僅可行，而且必要，註定是未來的趨勢。

將考古成果線上公開，首先能解決考古報告自身侷限多這一問題。考古資料平臺不只是簡單將紙質考古報告電子化。從資料型別的角度，以現有技術，完全可以做到囊括傳統考古報告中的所有種類資訊，並整合影片、三維模型甚至原始資料等原先不可能在發掘報告中被納入的資訊。

從使用的角度，數字化的線上平臺有能力達成更直接、有效的互動體驗。試想，開啟平臺，三星堆古城平面圖映入眼簾，點選祭祀坑所在區域，即呈現出祭祀坑平面分佈圖，點選3號坑，祭祀坑本體與器物以三維的形式一目瞭然地展現在使用者面前，選擇坑中一件器物，可以立刻跳轉到它的整套資料，甚至轉接至相關研究文章。這種使用過程，無論對於公眾抑或專業工作者，都會是非常高效而愉悅的體驗。

傳統考古報告某種程度上是“一錘子買賣”，圖文資料的齊備是報告編撰的必要條件，準備週期漫長，報告出版後暴露出來的錯誤，也鮮有再版修正的機會。

若改以線上平臺釋出資料，完全可以做到在整理工作進行中隨時“上新”，

而已經發布的資料，也可以在儲存歷史紀錄的前提下進行修改、補充，甚至在整個專案發表完畢後，整理者還可以利用最新的記錄手段，對既往發掘成果進行補充。總而言之，

以線上平臺作為考古成果的載體，以往考古報告編撰週期長、時效性差的問題也能被有效解決。

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是一項特殊的工作，不僅表現在發掘物件特殊、工作理念及方法特殊，更體現在它所造成的影響特殊。三星堆的聲量是現象級的，前無古人，而且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試想，如果我們圍繞一項普通的考古發掘專案建設線上資料庫，或許能收穫一些來自行業內的嘉許，將之視為一種有益的嘗試。而如果我們以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為契機，

在建設平臺的同時探索一套考古材料線上釋出的“三星堆標準”，使之可複製、可推廣，那這項工作有可能發展為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的規模。

屆時，整個中國考古學的格局都有可能發生改變。

總而言之，圍繞本次三星堆發掘，建設一個專業、及時的考古資料平臺，所構建的，是一個讓考古成果走近公眾、讓公眾理解考古工作的渠道；所展現的，將是新時代中國考古學包容開放、與時俱進的姿態；最終受益的，將不僅是使用它的公眾，更將是考古學本身。

三星堆3號祭祀坑發掘團隊，前排左為本文作者。

餘 論

在令人疲憊又興奮的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直播之後，我作為親歷者之一，時常在思考的問題是等到這次聲勢浩大的考古工作結束之後，我們能為公眾帶來什麼？能為考古學科留下什麼？我相信，這次發掘的參與者中，有不少人也在思考類似的問題。珍奇的文物、精彩的研究，固然是考古工作者應當呈現的成果，但就影響力而言，似乎難以達到我們對於這次考古工作的預期。而如果我們能從此次三星堆發掘出發，建設前文所構想的考古資料平臺，或許能帶來更持久的社會效應，為中國考古學帶來一些改變。這是我個人對於上述問題的答案。

作者：徐斐宏 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 三星堆3號祭祀坑發掘負責人

圖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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