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美育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內在有機構成。
只是由於城市美學視角的闕如，他的城市美學美育思想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與深入研究。蔡元培早在旅歐期間就已經關注到了巴黎、柏林、佛羅倫薩等都市的規劃建設問題，並從藝術、美學與美育等維度對城市進行了長期的深入思考。基於此，形成了他中國現代美學史上深刻且富有啟發性的城市美學美育思想。
城市是複雜的公共藝術
蔡元培關於城市歸屬於藝術的定位，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或者說啟蒙史觀進步觀念的影響。
這集中體現在他對藝術演進的認識：“觀各種美術的進化，總是由簡單到複雜；由附屬到獨立；由個人的進為公共的。”即從藝術的內容與形式、藝術自律和藝術價值三個維度，指出了藝術發展演進的方向。蔡元培在《民族學上之進化觀》一文明確認為：“人類愛美的裝飾，先表示於自己身上，然後及於所用的器物，再及於建築，最後則進化為都市設計。”可見，他認為人類對美的追求，自然而然地促使藝術由簡單走向複雜、由個體走向公共，以促成城市藝術、城市之美。所以，蔡元培在1935年8月撰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中，對城市歸屬於藝術的論斷作出明確表述：“自狹義的美術：建築、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緻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術包括它們。”
蔡元培將城市定位於公共藝術，明確將城市與“美的藝術”一起納入“廣義的藝術”之中，既為美學理論將城市納入研究領域提供了依據，又為美育實踐訴諸城市路徑奠定了基礎。
所以，在《美學的研究方法》中，他認為美學研究藝術但不能侷限於藝術，必須向“美的文化”拓展，即考察民族、時代、宗教、教育與都市美化對藝術的影響。這不僅意味著城市是美學的研究物件，而且作為藝術發展進化結晶的城市反過來能夠影響藝術的發展。如他所說：“現在歐洲各國，對於各都市，都謀美化。如道路與廣場的修飾，建築的美化，美術館、音樂場的縱人觀聽，都有促進美術的大作用。”在論述中，蔡元培以雅典、威尼斯、羅馬、巴黎等城市為例，說明藝術與城市美化之間的雙向互動影響關係。
城市美化必須重視規劃
蔡元培對城市的美學關注雖是從歐洲都市出發，但現實落腳點卻是中國城市問題。
第一，準確地指出中西城市建設價值追求的差異。
他在《華工學校講義》中說：“都市之裝飾，如《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所以求均稱而表莊嚴也。巴黎一市，攪森河左右，緯以長橋，界為馳道，間以廣場，文以崇閎之建築，疏以廣大之園林，積漸佈置，蔚成大觀；而馳道之旁，蔭以列樹，芬以花塍；廣場及公園之中，古木雜花，噴泉造象，分合錯綜，悉具意匠。是皆所以饜公眾之美感，而非一人一家之所得而私也。”中國城市規劃旨在“求均稱而表莊嚴”，審美處於次要地位。而巴黎所代表的歐洲城市，則是訴諸建築、園林、道路、廣場、公園等的設計與綠化，追求滿足“公眾之美感”，審美價值至上。
第二，強調中國城市建設應提升規劃水平。
蔡元培主張在城市美化方面應當學習歐美經驗。他說：“我們雖不能和歐美一樣講究，總得通盤打算，有一個完善的計劃，街道多少寬，可以過車，可以通轎，兩旁有樹，樹下設凳，供人坐談，適中地方應有圖書館、博物館等，圖畫、銅象、雕刻，都有獨立的美，不僅作裝飾品而已。這類東西可陳列博物館中，供人研究。”
第三，明確提出城市美化的衛生與藝術原則。
蔡元培1916年11月在《在紹興各界大會演說詞》中，便對城市生態環境建設給予了高度重視：“世界大都會……至於建築屋宇，開闢道路，在在留有空曠餘地，以植花木；且一城市中，必有多數樹林。” 1920年11月，他在湖南醴陵以“美化的都市”為題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建設“新的、美的、有進步的”城市，要“一合於衛生”“二合於美術”。“合於衛生”，便要重視城市生態建設；“合於美術”，則是要遵循藝術與美的規律，將城市建設為適宜居住的公共藝術空間。
城市是美育實施的重要路徑
蔡元培在《美育實施的方法》（1922年6月）一文中講述“社會美育”的內容時，從道路規劃、建築設計、公園建設、名勝佈置、古蹟儲存和陵園美化六個方面強調“地方的美化”
。這不僅關乎城市規建問題，而且明確關注到了城市美化發展的世界趨勢：“現在各國都有‘花園城’的運動，他們建築也大概如此。我們的城市改革很難，組織新村的人，不可不注意呵。”顯然，蔡元培認為城市環境美化是開展社會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城市建設應以“花園城”作為美化的方向。至於城市在美育實踐中的地位與價值，蔡元培在1931年5月發表的《二十五年來中國之美育》中直接指出：“美育的基礎，立在學校；而美育的推行，歸宿于都市的美化。”這裡強調了學校美育在美育實踐中的基礎作用，但更強調“都市美化”在整個美育實踐中的綜合推動作用。城市之所以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如此重要，根本就在於作為複雜的公共藝術的城市，能夠從藝術、環境、生活等多個維度推進美育的實踐和提升。
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主張
從蔡元培對城市美育的重視可知，他是在更為寬泛的內容與路徑上講述美育，並非是侷限於“美的藝術”的審美教育。“以美育代宗教”命題中的“美育”是不能用“美術”來代替的。
蔡元培對“以美術代宗教”的錯誤用法，曾多次予以糾正與澄清。
1930年12月，他在《現代學生》上發表的《以美育代宗教》中，開篇即言，“我向來主張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為美術，誤也”。同是這一時間，他在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發表主題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講時，亦明確指出：“又我所說的美育，並不能易作美術。”後在《近代名人言論集》（1932年）發表的《美育代宗教》一文中，他再次強調“只有美育可以代宗教，美術不能代宗教”。至於不可替代的原因，蔡元培主要從美育與美術的範圍不同、作用不同兩個層面加以解釋。如他所言：“我所以不用美術而用美育者，一因範圍不同，歐洲人所設之美術學校，往往止有建築，雕刻，圖畫等科，並音樂、文學，亦未列入；而所謂美育，則自上列五種外，美術館的設定，劇場與影戲院的管理，園林的點綴，公墓的經營，市鄉的佈置，個人的談話與容止，社會的組織與演進，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供利用；都不是美術二字所能包舉的。”
概而言之，蔡元培的美育涵蓋有“美的藝術”之美育、“非美的藝術”之美育、日常生活美育、自然美育等多個維度，遠比“美的藝術”的審美教育豐富、寬泛。其中，城市作為複雜的公共藝術，是美育實踐路徑從“美的藝術”向日常生活拓展的關鍵環節，可謂凸顯了“以美育代宗教”與“以美術代宗教”之間的根本性差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專案“傳統禮樂文明與當代文化建設研究”（17ZD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