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上絲路的“孤本”
2018年春節聯歡晚會上，一幅名為《絲路山水地圖》的長卷驚豔亮相。它以中國青綠山水的形式，描繪了明代中葉陸上絲綢之路的遼闊地域，被媒體和觀眾形容為“曠世奇珍”。
這幅地圖的原名叫做《蒙古山水地圖》，大約在上個世紀30年代流出國外，此後一直收藏在日本著名收藏機構藤井有鄰館中，秘不示人。直到2000年，才由中國收藏家斥巨資購回國內。此後，幾經週轉，又於2017年被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蒙古山水地圖》的迴歸，填補了中國古地圖的一個巨大空白。
舉世公認，中國是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對經由這條路線形成的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貢獻，不過令人驚訝的是，在清末之前，卻幾乎沒有表現陸上絲綢之路的古地圖。
唯一的例外，就是明中葉繪製的《西域土地人物圖》系列。僅目前瞭解，這個系列至少存在三個繪本和兩個刻本，《蒙古山水地圖》正是其中之一。不同版本讓人眼花繚亂，名稱、繪製方法和細節上均有種種差異，但繪製範圍和主題內容則相當近似。不過大名鼎鼎的《蒙古山水地圖》，在名稱、繪製年代等方面尚存諸多爭議，而且繪製內容也僅從嘉峪關到“天方”（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其他幾幅地圖，則向西延伸至魯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林），幾乎涵蓋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全部範圍。其中，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彩繪本《西域土地人物圖》，無論是從內容還是製作的精良程度上，都尤為珍貴。以下所討論的《西域土地人物圖》，皆指此圖。
三個繪本
1、原藏於日本藤井友鄰館，近年購回中國的《蒙古山水地圖》
2、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甘肅鎮戰守圖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圖》
3、義大利地理學家會藏《甘肅全鎮圖冊》中的《西域諸國圖》
兩個刻本
1、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馬理主編的《陝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圖》
2、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成書的《陝西四鎮圖說》中的《西域圖略》
（圖1）
（圖2）
異域殊俗與漢人移民
《西域土地人物圖》與《蒙古山水地圖》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多了大量人物風俗的描繪。比如圖中，能夠看到纏頭的回回、輦帳中接受跪拜的貴族，方形、橢圓形等形態各異的城鎮，等等，展現了以穆斯林為主的西域族群格局。不過，絲路上也不乏“漢元素”，比如一些以中文命名的城鎮，如沙家城等，（圖2）中的“天方”，是對伊斯蘭教發源地麥加的中文稱呼。圖1中則有兩個“俱漢兒人”的城市，提示這裡乃西遷漢人後代的聚居區，展現出絲路上東西方的雙向交流和互動。
陸上的“漢兒人”
若比較《蒙古山水地圖》和《西域土地人物圖》，會發現前者非常中國風，用得是青綠山水的表現形式，而後者則頗有些異域氣息。這或許歸功於上面大量點綴的人物和動物。畫中人物衣冠服飾和形象多種多樣，或騎馬疾駛，或手牽駱駝，或在耕種田地，或席地而坐，甚至有的牽著一頭獅子……總體來講，是以穆斯林為主的中亞、西亞族群。不過若仔細觀察，圖中若干城市的名字旁，卻多了一行字，提示那裡住著特殊的居民—一漢人。
怯迷城（今伊朗克爾曼）“外有四族蕃漢”，文谷魯城（今約旦安曼西南）、撒黑四寨（今敘利亞阿勒頗東北的撒黑）、菲即城（今土耳其小亞一帶）、魯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林）“俱漢兒人”。
當然，我們很難相信，堂堂奧斯曼土耳其的首都魯迷城都是“漢兒人”。不過若結合附在此圖後面、類似於圖說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則會得到更精準的說法：“有纏頭回回及漢兒人，有通事。”可見，圖中標註或許是筆誤。文谷魯城在《人物略》中則是“俱漢兒人，蓬頭帶（戴）帽兒，種旱田”，補充了關於土地風俗的資訊。
所以，綜合《西域土地人物圖》及其圖說《西域土地人物略》，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有趣的畫面：在魯迷等外國城市中，居住著大量的漢人，他們有的是單一民族聚居，也有的與當地穆斯林雜居。不過，這些漢入從何而來，又因何而來，圖文中均找不到更多的線索。對此，學者席會東曾結合其他文獻，作出過推測。
首先是在明萬曆的《肅鎮華夷志》等文獻中，曾提到一件邊境漢人西逃的往事。事件發生地在威遠城（今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航天鎮）。明洪武年間，朝廷曾在河西走廊一帶設威遠衛等衛所，用來防禦北方韃靼人，屯田戰守，兼理地方。威遠城正是威遠衛的治所。
不過到了永樂年間，這裡的漢人卻因誤了農時稅期，擔心政府追究，而選擇遠遁西域。儘管明廷曾設旗招撫，但效果甚微。威遠衛終因人口流失而遭到裁撤，併入鎮夷千戶所。
離鄉去國的漢人究竟到了哪裡？《肅鎮華夷志》又道：“威遠漢人，今在魯迷地方。穿衣戴帽與夷不同，衣制同中國。穿則襟治於背後，網巾同漢人；戴則懸圈於額前。養食豬犬。與回夷處，多不同俗。”
無論是“魯迷”，還是“衣制同中國”，都與《西域土地人物圖》及圖說中的資訊吻合。所以那些居住在“魯迷”等地的“漢兒人”，很可能就是從中國河西走廊一帶的威遠城遷移過去的漢人後代。他們依舊穿著故國的服飾，戴著故國的帽子，畜養並食用豬肉，與當地穆斯林風俗迥異。這或許就是絲綢之路上一部分“漢兒人”的來源。
除了漢人聚落和穆漢雜居地外，點綴於絲路上的城市名字，也不乏“漢元素”。這些名字大多是當地民族語言的中文音譯，但也有部分名字，是用漢字表意的，比如石城兒、天方國、巡檢司、沙家城等，彰顯著明朝中原地區與西域的密切交流。
於是，在這幅以穆斯林為主、多元族群雜居的絲路畫卷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異域殊俗，也是有趣的互動交流，是一種東西方間的雙向交流。
（圖3）
（圖4）
（圖5）
虛實結合的絲路建築
《西域土地人物圖》中的建築表現形式，虛實結合。比如（圖3）中的明朝嘉峪關，描繪為中國經典的關樓樣式，與現實情況相距不遠。而（圖4）中的望日樓和（圖5）中的馬兒黑納，這兩個中亞建築，卻被畫成中式。望日樓是帖木兒帝國撒馬兒罕城東北郊的兀魯伯天文臺，據文獻記載，乃是—座三層圓形建築物，是當時伊斯蘭地區最好的天文臺之一，與圖中的漢式建築完全不同。
兀魯伯天文臺是漢式建築？
除了點綴其中風情各異的人物外，《西域土地人物圖》上的城市聚落也十分豐富，其地域範圍涵蓋了中國、烏茲別克、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埃及、土耳其等亞、非、歐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表現區域和表現內容均超出了絕大部分存世明代文字文獻的記載。
圖中絲綢之路沿線聚落的相對位置，與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在古代中國的域外地圖中十分難得。不過若仔細觀察圖中的建築形式，卻有些令人疑惑。比如圖中有大量類似於廡殿頂式的建築符號，這顯然是漢地的建築。《蒙古山水地圖》上更為突出，其對城池、關隘的表現，完全是中國式的。
最典型的是撒馬爾罕北側的“望日樓”。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彩繪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圖》中，它被表現為紅色的有著中國式屋頂的高臺建築，而在《蒙古山水地圖》中，則徹底變成中國式的樓閣建築。
但所謂的“望日樓”，實際上是被稱為“兀魯伯天文臺”的天文觀測建築。它的建造者，是帖木爾帝國建立人帖木爾大帝的孫子，著名天文學家、撒馬爾罕的統治者兀魯伯，建造時間大約在1428年至1429年。
這是當時中亞最大的天文臺。據記載，它是一座三層圓形建築物，建有長達40米的
大理石六分儀和水平度盤，用於天文測量。藉由這套當時伊斯蘭世界先進的天文裝置，兀魯伯重新確定了古希臘學者托勒密記錄的大多數星辰的位置，由此形成的資料，在此後大約兩個世紀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此，圖中這個有著中國式屋頂的高臺建築，其形象與真實的兀魯伯天文臺相去甚遠，應是根據想象繪製而成的。
這正是中國古代地圖的一個重要特點，即在對地理要素的相對位置進行寫實性的描繪之外，在地理要素的呈現形式上，則會根據需要進行“想象”，可謂虛實結合。
這樣“虛實結合”的地圖，在今人看來或許不夠科學。不過它以傳統特有的表現形式，彰顯著明代中後期中國人對於域外濃厚的興趣及豐富的知識。而當那位無名畫師繪下這幅長卷之際，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早已在轟轟烈烈的展開之中，世界正快馬加鞭地進入海洋時代。於是這幅地圖，也成為那條輝煌了兩千年的陸上絲綢之路的最後寫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