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流大樹
2007年2月，剛來巴西一個多月的我，第一次離開巴西利亞，前往聖保羅出差。當地華人朋友來機場接我，並把我安頓在自由區的銀座酒店（Ginza）。自由區東方風格的建築，東方式的喧鬧，尤其是古中國風情的紅燈籠，成為我對聖保羅的最初印象。
酒店雖然叫做“銀座”，但據說老闆是華人，所以許多中國人會把朋友安排在他這裡。他這裡有少量中餐供應，在海外能吃到中餐，也是很能安慰遊子的“中國胃”了。銀座酒店前的街叫做加爾萬·布埃諾街（Galv o Bueno），不過它紀念的不是巴西環球檯那位著名的體育解說員，而是一位巴西帝國時期的同名律師。同一條街上，相距不遠，還有一家叫做“日系”（Nikkey）的酒店，後來我也曾住過。酒店邊上有家韓國烤肉餐廳，一度是我出差聖保羅時必去嚐鮮所在。
自由區所在的這片地方，在19世紀時被叫做“火藥區”（Bairro da Pólvora），因為此處曾有一家建於1754年的火藥廠。在很多年裡，這裡是聖保羅的刑場，抓到的逃奴會在“絞刑架廣場”（Largo da Forca）上被嚴懲，甚至被施以絞刑，以儆效尤。這個殘忍罪惡的做法一直到了1870年巴西禁止施行絞刑後才被終止。因為刑場的緣故，所以自由區出現了聖保羅首個公墓，埋葬這些被處決的黑奴，直到1858年在附近的區建成另一處公墓，這第一個公墓才被廢棄，但是自由區的一些區域在打地基的時候，偶爾還會發現當年冤死之人的骸骨。
終點站位於巴西聖保羅自由區的公交車線路，
至今沿用Largo da Pólvora (“火藥區”)這一名字.
至於改叫自由區的原因，存在兩種說法：一說是在1821年的時候，有兩名士兵因為爭取漲薪不果而被處決，其中一人在被行刑的時候高呼“自由，自由”而死。另有一個說法，說是為了紀念巴西最終廢除了奴隸制。兩個士兵死後，為了紀念他們，建了被絞死者聖十字架教堂（Igreja de Santa Cruz dos Enforcados），現在還矗立在自由區廣場邊上。自由區是從當年的市中心前往南部郊區的重要通道，交通便利，許多黑人在此居住，地價便宜，租金也便宜。再往後，葡萄牙人和義大利人來得多了，也有人圖便宜居住在這裡。
當年自由區有一個大地主，叫做薩澤達斯伯爵（Conde de Sarzedas）。他的孫女安娜·羅萊納在祖上留下來的塔巴廷蓋拉（Tabatinguera）農場裡開出了一條街，叫做薩澤達斯伯爵街，成為自由區最早的商業街之一。薩澤達斯伯爵街還與一段愛情佳話有關。安娜女士的一個侄子、聖保羅議員路易斯·羅萊納在60歲高齡時，愛上了一名剛滿18歲的法國移民瑪麗。1890年代初，他在街上修建了薩澤達斯伯爵宮，作為禮物送給他的心上人，終於抱得美人歸，兩人幸福地生活在這個被稱作是“愛情小城堡”的豪宅裡。如今，薩澤達斯伯爵宮成為聖保羅法院的文化中心兼博物館。在這條街上以前還有一處泉水，也是安娜女士的地產，叫做聖露西亞泉，聖露西亞據說慈悲為懷，拯救世人，所以許多患有眼疾的人打了這個泉眼的水回去洗。至於效果如何，野史裡沒有記載。
薩澤達斯伯爵宮,如今為聖保羅法院文化中心兼博物館
1908年6月18日，日本輪船“笠戶丸”（Kasato-Maru）抵達聖保羅以南的桑托斯港，船上的第一批781乘客，利用巴西和日本之間簽訂的雙邊移民協議，前來巴西發展。幾年之後，他們結束了與種植園主的勞工協議，獲得自由身，許多人前來聖保羅發展，開始在費用便宜的自由區安家落戶。
早期的日本移民普遍以農業為生，他們帶來了亞洲人常吃的蔬菜瓜果種子。在巴西這塊號稱“往地裡插根筷子都能長”的肥沃國土，他們革新了農業技術，種植了各種蔬菜、大米和綠色植物。我們剛到巴西的時候，驚訝於巴西蔬菜種類的齊全。以前在瑞士工作時，超市裡的蔬菜沒幾種，價錢跟牛肉差不多，你要是買上一堆蔬菜，一定會被旁人當成是百萬富翁。而在巴西，吃蔬菜再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我們每週六去巴西利亞郊區的農貿市場，從日裔農民的攤位上直接買到新鮮採摘的各種亞洲人喜聞樂觀的蔬菜，而且價錢極便宜。
日本社群很快在聖保羅肥沃的土壤上繁榮起來，他們從黑人和歐洲移民手裡購買房產，慢慢地將這塊地方改造成帶有東方元素的街區，甚至有人把薩澤達斯伯爵街叫做“日本人街”。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如今在東方區很少能看得到黑人，除了日本人後裔，居住在這個街區的還有許多中國人和韓國人的後裔，所以自由區也被許多人叫做“東方區”。他們在這裡開豆腐坊，開餐館，開各種商店……不過，號稱自由區最古老日餐館的“日出”（Hinodê）只是從1965年才開始營業，那麼以前的那些餐館哪裡去了？這是我的一個疑問。
美國人托馬斯·索維爾在其所著《移民與文化》中指出，1910年之前，每年進入巴西的日本移民都不到1000人。而在1913年有近7000日本移民來到巴西。到1930年，每年遷往巴西的日本移民近1。4萬人，而當時已經有超過11。6萬日本移民居住在巴西。儘管前來巴西的日本移民普遍務農為生，但是許多人都受過教育。從20世紀初期到1941年這段時間，前來巴西的日本移民識字率比義大利移民要高，前者約74%，後者約60%。日本移民識字率也遠遠高於葡萄牙移民的43%、土耳其移民的38%和西班牙移民的28%。比日本移民識字率更高的移民群體只有波蘭移民和德國移民，前者的識字率是77%，後者是87%。
日本移民的社群不僅有自己的領導者、醫生和社會組織機構，還建起自己的稻穀磨坊、木材加工廠、製糖工廠，以及發電設施。他們還修路架橋，建起水利設施和廣播站。日本人在巴西開拓了絲綢加工業，自此巴西再也不用進口絲綢。生活在聖保羅州的日本移民只佔總人口的2%到3%，擁有不到2%的土地，但是1930年代初期，他們卻貢獻了巴西近30%的農業產出，包括46%的棉花、57%的絲綢和75%的茶葉。到了1943年，日本移民在聖保羅州擁有超過100萬英畝的土地，相當比例的香蕉種植園和漁業生意也掌握在日本移民手中。
1932年時，東方區大約只有2000名日本移民，但是伴隨著整個巴西日裔人口的增加，自由區的日本文化氛圍越來越濃厚。在自由區，1946年誕生了一份面向日本人的報紙。1947年出現了一家面向日本人的書店，透過美國從日本進口原文書籍；這一年還成立了一個由日本人指導的交響樂隊。1953年建成了一個能夠容納1500位觀眾的電影院，經常上演日本電影。
二戰期間，與生活在其他西方國家的日裔不同，生活在巴西的日裔群體有著更多支援日本的情緒和行動，甚至有超過2000人聽信謠言，長途跋涉到桑托斯港去迎接一支並不會出現的日本海軍，以為日本軍艦會護送他們回到“勝利的”祖國。因為通訊不暢，一些日裔社群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一些支援日本軍國主義的狂熱分子在日本1945年正式投降之後仍舊堅持認為自己的國家贏得了戰爭。有16位日裔巴西僑領因為斷言日本已經戰敗而被暗殺，最後一起謀殺事件發生的時間，是1947年，也就是二戰結束兩年之後。
今天的巴西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日本海外後裔聚居區，約有150萬人口，以其勤勞、善良的品性，在巴西贏得良好口碑，許多日裔進入政界、商界、藝術領域發展。2007年我剛到巴西的時候，時任空軍部長就是一位日裔。將巴西的波薩諾瓦藝術形式介紹到中國的小野麗莎，也是一位在聖保羅出生的日裔。每年狂歡節期間，因為“巴西大兄弟”（Big Brother Brasil）節目而走紅的混血日裔薩布麗娜·佐藤（Sabrina Sato）十分出風頭，需要在里約和聖保羅兩地的桑巴舞校表演時來回趕場。
圖為薩布麗娜·佐藤在桑巴大道上盡情表演
（圖片出自巴西網路）
和其他東亞國家一樣，日本也很重視教育，移民巴西的日裔繼承了這個傳統。以人口比例而言，日裔在巴西這個移民國家並不算多。即便在聖保羅這個日裔集中居住的城市，到1970年代日本移民仍然不到當地總人口的3%，但是在大學入學新生中，日裔比例佔到10%。從巴西全境來看，日裔群體在所有民族群體中是大學畢業生比例最高的。日裔受教育水平能達到如此高度與他們的投入分不開。由於大多數日裔都居住在鄉村地區，所以他們通常在高中階段就需要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寄宿學校。1988年，聖保羅大學有16%的學生是日裔。他們常常被其他學生認為是“不公平競爭”而遭到憤恨對待，因為日裔實在“太用功了”。學校的一名物理學教授曾說：“在我的班級裡，他們總是最優秀的，是最拔尖的前20名學生。”
日本移民帶來了自己的文化元素，從路燈到建築逐漸被改造成日本的樣式，還建起了若干個佛教寺廟和一個日本花園。自由區的商業氛圍越來越濃，來自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的商品琳琳滿目，每週六舉行的集市熱鬧非凡，顧客摩肩接踵。這些年，隨著中國移民的增加，自由區出現了許多新的中國超市、中餐館，甚至還有中國式的足療服務。每年春節，華僑華人會在自由區廣場上搭建舞臺，舉行慶祝中國新年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