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除了戰爭掠奪等不可抗力外，透過朝廷賞賜和對外貿易等途徑，文物及藝術品流入域外並不罕見。
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美國商人內森·鄧恩已經收集了超過1200件的中國藝術品、陶器、博物學標本及真人大小的塑像。1839—1842年，他在費城舉辦展覽會，至少十萬名觀眾購票參觀這座“中國博物館”。這次展覽會，首度在中國以外集中展示中國古代藝術品，併產生了相對正面的社會影響，儘管其主辦者並非國人，卻開中國文物“走出去”真正意義上的先河。
國家寶藏出展歐美
近代以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交流逐漸增多，文物亦開始漂洋過海，在各種場合充任形象大使。
1876年，適逢美國獨立100週年。清政府應邀組團參加費城世界博覽會，參展展品中除了傳統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刺繡等土特產外，還包括玉器、銅器、字畫等文物，引起了國外觀眾對中國古老文化的濃厚興趣。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後，敦煌文獻的歷史和學術價值引起國內外關注。1911年4月，清政府內閣學部諮京師圖書館稱：“奧（匈）國皇帝八旬萬壽，維也納設立實業手工藝博物院，院內陳列極古極要之品，惟紙張一物，願將中國紙張出品及造紙器具陳列院內。查貴部前由敦煌石室所得經卷，為古紙之特品，擬請選擇數種，諮送本部，以便轉送該院陳列。”京師圖書館遂從所接收之敦煌遺書中檢選出羽字第48卷等4卷寫經，“諮請大部檢收轉運奧京陳列”，是為敦煌經卷首次由中國官方選送赴國外參展。
1913年，經北京政府外交、教育兩部批准，由歷史博物館按照萊比錫萬國文字印刷術展覽會主辦方提供的清單，向德方借展包括乾隆玉刻十三經序文、“表章經學之寶”印璽等11件文物，次年在德國展出。
1927年6月，比利時王國政府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邀請中國參加為紀念該國獨立100週年而擬於1930年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承認該邀請的效力，由外交部轉諮工商部研究，認為“此次比國舉行國際博覽會薈萃世界文物之精華，蔚成大觀以資觀摩而圖精進。我國內戰頻仍，生產落後，以工商出品誠難與人競爭，然我國素以地大物博著稱於世，各省精緻特產所在多有，倘能廣事徵集蒐羅未始不足供世人之欣賞。”經行政院議決，呈奉國民政府令準，有關部門成立了國民政府參加比國博覽會代表處及徵集出品委員會，制定了《徵集物品規則》，擬徵集物品包括工商業產品、文物、傳統工藝品等，計有絲綢、茶葉、陶器、雕刻、書畫等14大類，最終徵得展品180餘箱，另有歷代名人書畫180餘幅。1930年6月16日，博覽會在比利時昂維斯開幕，期間舉辦了“中國美術展覽會”。中國代表團參展品共獲得博覽會最優等獎36項，優等獎61項，金牌116面，銀牌90面，銅牌7面，載譽而歸，是為近代以來中國參加國際博覽會收穫最豐的一次。
1935—1936年期間舉辦的“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在中國文物早期外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慶祝英王愛德華八世加冕，中英兩國商定在倫敦舉辦“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1934年10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成立專門委員會，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古物館館長徐鴻寶等專家負責展品徵選和鑑定。展品以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主，計735件；另從古物陳列所、河南省博物館、安徽省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選調部分文物和古籍，加上部分私人藏品，總計1022件。為營造聲勢，展覽在出國前先行在上海公開展覽四周；隨後由英國海軍重巡洋艦“薩福克”號運往英國，中方代表莊尚嚴隨艦押運。1935年11月28日，“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在倫敦開幕，至1936年3月7日結束，觀眾達42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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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的中英工作人員與英國海軍重巡洋艦“薩福克”號艦長等合影（左四馬衡，左五為鄭天錫特派員，右二為莊尚嚴，右四為唐惜芬） 資料圖片
全面抗戰爆發後，文物外展成為宣傳中國抗戰和悠久歷史文化，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援的重要手段。1940年1月，“中國藝術展”在莫斯科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開幕，共設17個展室和1個展廳，展品中有100餘件故宮博物院南遷文物精品，包括安陽殷墟出土甲骨和中國古代書畫；同時展出木刻、油畫、雕塑等美術品。展覽期間，蘇方還從其國內博物館藏品中挑選出中國文物1500餘件聯袂展出。1941年3月至6月，“中國藝術展”移師聖彼得堡；衛國戰爭爆發後撤展，文物和展品輾轉運回重慶。
展示中國形象效果有限
受當時主客觀環境的制約，歐美博物館裡的中國元素、中國文物和中國展覽難免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難以真實、客觀、完整地面向國外觀眾傳播中華文化、展示中國形象，更遑論講述中國故事。時人對此多有針砭。
1886年5月，晚清名臣、駐美大使張蔭桓參觀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他在日記中既感慨該館藏品之富，又對該館中國展品頗為失望，“所藏中國器物絕無佳品”；尤其對十年前費城世界博覽會上的中國展品刻意迎合西方的中國觀表示了不滿：“光緒三年美國賽會，中國派各關稅司備物與會，至今院內猶存牌坊一架，旁刊長聯，李圭撰也。極其鄙陋，則所塑華人男女各像，高五六尺，冠服失度，直芻靈之不若矣；又婚喪儀仗，又鴉片煙具，瑣屑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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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戰爭中的劫掠是中國文物“走出去”的另一種渠道，在歐美博物館中展出的劫掠自中國的文物及藝術品，往往被用來炫耀侵略者戰績。1903年5月，梁啟超參觀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時大為感慨：“最令餘不能忘者，則內藏吾中國宮內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圓明園之役者半，得自義和團之役者半。……凡數百事，並庋一龕，不遑列舉。餘觀其標籤，汗顏而已。”有的歐美博物館自中國收購蒐羅的藝術品難免魚龍混雜，文物價值參差不齊，不能真正反映中國的歷史文化。伍莊在其《美國遊記》中記述了自己1932年參觀紐約美術博物館時的發現：“院內陳列之中國物，則多為北京琉璃廠貨，無精美者，若以是為中國美術之代表，則太失禮矣。”他同時對歐美博物館鑑賞和收藏中國文物的水準表示質疑：“蓋歐美人之收羅中國美術者，其眼光多拙劣，不能以為在大博物院而信之也。”
參加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的文物到達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開箱的情形（從左至右：莊尚嚴，鄭天挺特派員，大維德爵士，陳維誠參事，英海關關員，王景春博士，傅振倫） 資料圖片
即便如“中國藝術英倫國際展覽會”這樣的國際影響較大的文物展覽，同樣存在某種程度的文化衝突甚至爆發中國形象之爭。在展覽會上，除了出售展品目錄、照片、郵品之外，還在現場展銷有關中國的書籍，其中包括前荷蘭公使夫人撒貝克所著《中國之人民》一書，因其“專載吾國人民醜陋相片”，經中方交涉，當場停止出售。而展覽本身亦存在不少瑕疵，影響展覽主旨的表達和觀展體驗，中英雙方均有責任。傅振倫在其《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參觀記》中，著重對展覽形式設計和布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批評。“至於陳列不法，實亦無可諱言。不分年代，不分類別，不分收藏人，不分地域。……西北物品，分列六室之多。第七室瓷器中，忽列織繡一方。建築室不明不清，不今不古，其顯例也。至若戈戟反掛，文字之倒置，直無學術意味之可言。展覽品忽而增加，忽而撤去，忽而遷移，毫無一定主張。精品而陳列人不注意之地，繪畫高懸半空，均背展覽原則。聞吾國人士，時有建白，無奈英人固執成見，飾非文過，竟不接受。此等批評，固非吾一人之私言也。”
平心而論，近代中國的文物“走出去”頻率不算很高，規模和質量更無法與今日相提並論，我們自然不能苛求盡善盡美，畢竟其已經初具文化外交、對外宣傳等功能併產生了一定效果。撫今追昔，近代時期的文物對外交流僅僅是中國文物“走出去”之前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物“走出去”的正片方才上映；及至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文物“走出去”更是高潮迭起，好戲不斷，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生動載體，為民族復興和國家崛起營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良好的國際輿論氛圍。